香港抗议风暴 真有“外国势力”支持？

几个月前，一名中国官员问我是否认为外国势力正助长香港的社会动荡。

他若有所思地说：“要让这么多人上街，得有组织，需要很多钱和政治资源。”

那次交流之后，香港的抗议活动在盛夏时引发，激烈的抗议持续了整个秋天，一直进入冬季。

大规模游行持续不断，部分激进示威者与警察之间爆发激烈冲突，而且越来越暴力。

警方公布的一组数字鲜明地展现出示威的影响，作为社会稳定、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之一，不久前，这一切在香港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当局逮捕了6000多人，发射了16000枚催泪弹和10000颗橡皮子弹。

随着政治危机意识加深和分歧加剧，在每次剧情转折的背后，中国总是看到外国干预的邪恶之手。

“灰犀牛”

一月份，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召集了一次以“防范重大风险”为主题的共产党高层会议。

习近平要求与会高级官员警惕“黑天鹅”事件——无法预料但可能使整个系统陷入危机的事件；习近平也同时警告他们要防范所谓的“灰犀牛”事件——直到最后一刻通常被忽略的已知风险。

尽管官方媒体报道显示，有关讨论范围涵盖了从房地产泡沫到食品安全等问题，但完全没有提及香港。

然而，种子已经被播下，并长成对一代共产党人最大的挑战。

高层会议几周后，在北京的大力支持下，香港政府提出修例，允许香港把嫌疑犯引渡到中国大陆受审。该法案修订立即遭到坚决而广泛的反对，担心该法案修订会使中国的法律体系伸入香港内部。

尽管该法案修订保证不会涵盖“政治罪”引渡问题，但许多人仍将其视为从根本上违反了“一国两制”原则。

不仅人权组织和法律专家对此表示震惊，商界、跨国公司和外国政府也表示担心，外国侨民也担心可能受到该案的影响。也就是这个时候，人们开始听到“外国干预”的说法。

6月9日，香港举行了一场压倒性的大规模和平集会，组织者称参与者人数超过一百万。

像前面那位官员一样，一些官员以个人名义提出的指责与官媒对此事最早的官方叙述相互呼应。

大游行的第二天早晨，《中国日报》英文版社论提出了“干涉”一说。

该社论称：“不幸的是，一些香港居民被反对派阵营及其外国盟友蒙蔽，支持反引渡运动（反对《逃犯条例》修订）。”

从抗议者的角度来看，将他们的不满视为外部驱使而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在北京的支持下，香港的政治体制有利于政治精英，使他们与普通香港人隔绝，无法准确了解公众情绪，这显示出这些政治精英的重大失败。

大游行后的第三天，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坚称自己不会退缩，成千上万的人包围了正在讨论该法案的立法会大楼。

近五年前，正是在立法会大楼外的同样地点，大量配备机械抓斗的卡车开始铲起成排的帐篷。

伴随着竹杆路障拆除时的嘎吱作响，在经历十数周的抗议和占领的破坏之后，2014年的民主游行示威活动终于失去动力。

而现在拟议的《逃犯条例》修订，一个曾被视为相对无关紧要的举动，将重新点燃这一运动。

抗议者投掷砖块和瓶子，警方发射催泪弹。到6月12日晚上，香港目睹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之一。

毫无疑问，要求更广泛民主改革的“雨伞运动”以报复性的方式回来了。

当局有限的让步来得太迟了，包括首先宣布的暂停修订法案修订，以及最后宣布的撤回法案修订，都无法阻止抗议者和警察不断升级的暴力循环。

北京说得不错，很多香港人对戴面具的激进分子设立路障、破坏公共财产和纵火行为感到痛心。

他们当中有部分坚决拥护中国的管治，另一些人则只是务实，他们相信暴力只会激起中央政府干预更多的香港事务。

但就在上个月，这些观点在区议会选举中受到真正的检验，其结果令当局感到震惊，区议会选举投票率创下纪录，民主派阵营席卷区议会选举。

这次选举显示，民主派候选人得到近六成选民支持。

最初，来自中国大陆的沉默令人惊讶，他们原本以为亲北京的一方会获胜。

起初内地媒体报道只提投票结束，没有提及结果，但是后来他们又重提同一套说法，官媒新华社指责“暴乱分子”与“外国势力”勾结。

新华社说：“他们背后的反华政客想搞乱香港，攫取可观的政治利益。”

作为干涉的证据，中国列举说，有外国政客表达对（香港）民主的支持，或对中国管治下的（香港）民主遭受侵蚀表示担忧。

中国还指责华盛顿通过了一项法案（即《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对香港的政治自由进行年度评估，以此作为继续维持香港特殊贸易地位的前提。

新华社谴责美国通过的法案是“一个严重干涉香港事务的恶意政治操纵”。

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外部势力在现场协调或指挥抗议活动。

实际上，年轻、激进的抗议者在街头四处涂上“Chinazi”（“赤纳粹”或“中国纳粹”）这个合成词，似乎是受到了北京方面言论的刺激，而非华盛顿方面的唆使。

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本应受“一国两制”保护，却被中国共产党形容为危险的外国理念。

香港人曾经希望中国的经济崛起能给大陆带来政治自由，并使其价值观更加接近，但现在，很多人担心情况正好相反。

在新疆设立大规模拘留营，更广泛地打压公民社会，以及因涉政治罪而绑架香港公民，这一切都凸显了人们的担忧，即现在管治他们城市的政治老板，对令香港与众不同的东西有种与生俱来的敌视。

任何对普世价值的诉求，以及保护香港留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东西，都会被北京厌恶，被北京说成是外国势力干预而被排斥。

尽管早有担忧，中央政府似乎不大可能派出军队（到香港）——此举肯定引起国际社会更强烈的抗议。

但是，中央政府也没有提供一个政治解决方案。

再给予民主运动任何中共竭尽全力拒绝给予国内人民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中国当局珍视的价值是稳定和控制，并非自由和民主，而中国也一直不明白，为何有人选择后者而非前者。

因此，北京认为自己被历史命运与香港捆绑在一起，而香港在很大程度上与北京的意识形态相抵触。

而这种紧张关系在该地区其它地方，特别是在台湾这个中国认为试图脱离大陆的自治省份亦存在。

台湾总统蔡英文认为，香港在“一国两制”上的经验表明，威权主义和民主不能共存。

在谈到台湾是否可能采用类似模式时，蔡英文在推特上用中文说，“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