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面对压制 中国记者发起反击

当Jacob Wang最近在网上看到有报道称，位于新冠毒疫情中心武汉的生活越来越好时，他非常愤怒。

Jacob Wang是中国一家官方报纸的记者，他知道武汉仍然处于危机之中——他曾到过武汉采访，记下政府应对失败的第一手资料。他在社交媒体上报道了真实情况，上个月还写了一篇关于病患因官僚机构运转不良而难以得到医疗服务的批评报道。

“但是封城的实质上的后果就是这里的人真的就是自生自灭，我对此很生气，”Jacob Wang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是记者，但我也是一个普通人。”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称，这是一场抗击病毒的“人民战争”，而急于宣布获胜的中国政府正在领导一场大规模运动，消除公众异议、审查新闻报道，骚扰公民记者并关闭新闻网站。

在公众的大力支持以及对言论自由的广泛呼吁的鼓舞下，中国记者正在发起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少有的挑战。

他们的曝光令人震惊，揭露了政府的掩盖行为和卫生保健系统的失败。他们不断呼吁媒体自由。他们绕过宣传命令，利用社交媒体来提请注意不公与滥权行为。

许多记者在一月下旬涌入封城前的武汉，在酒店中建起了临时新闻通讯社。他们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冒险进入医院病房采访病人和医生，在采访后紧张地接受冠状病毒的检测。

一些人被遭遇的审查压力，以及死亡和绝望的气氛压垮了。

封城期间，在武汉报道新闻的雅各布·王说，“真的很难过，每一天看到那种真的晚上睡不着觉。”

这些记者的报道激起了中国的广泛愤怒，描绘了中国政府应对疫情行动迟缓，并坚决让那些试图发出警告的人噤声。

大众类杂志《人物》发现，武汉市严重缺乏检测试剂盒，这激起了民众的愤怒，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政府未做充分准备。

商业类杂志《财经》刊登了对一位匿名卫生专家的爆炸性采访，他承认武汉的官员推迟发出警告病毒可以人传人。该文用标题质疑：为何没发现人传人？

有影响力的新闻杂志《财新》详细报道了卫生官员如何隐瞒该病毒与SARS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早期证据，SARS在2002年和2003年造成了致命的全球性疫情。它问道：“警报是何时拉响的？”

2月2日，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中），照片由官方媒体《中国日报》拍摄。蒋后来成为因疫情暴发而被免职的最高官员。 CHINA DAILY, VIA REUTERS

许多人称赞《财新》的报道是一个突破。

一位用户在流行的社交媒体网站微博上写道：“这样的声音是我们在黑暗看到光明的唯一希望。”

2012年上台的习近平，比前任更加严格地控制媒体，要求媒体的首要任务是做党的喉舌。

在习近平领导下，政府已迅速采取行动封锁重大灾难期间的关键报道，包括2015年港口城市天津发生的化学品爆炸事件，造成173人死亡。

但是当局难以控制住关于影响到全国14亿人生活的冠状病毒疫情的报道，部分原因是中国公众采取了创新的方法来保存出现过的记录。

“这次控制言论直接损害了底层人民的利益，”北京退休的报纸编辑李大同说。 “言论封锁到这种程度才造成这样巨大的灾难，这是人都清楚。老百姓都知道了，你不说实话就是这样。”

专家表示，习近平限制独立新闻报道的做法，可能会破坏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许多人感到愤怒的是，面对执政7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一，该党还在加强对权力的控制，而不是接受人民的审查。

北京退休的报纸编辑李大同说：“言论封锁到这种程度才造成这样巨大的灾难，这是人都清楚。老百姓都知道了，你不说实话就是这样。” BRYAN DENT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对批评乃至中立的网络讨论进行审查是一回事；彻底改变对这场危机的叙述，想把它变成赞歌又是另一回事。”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University of Toronto’s Citizen Lab)研究中国审查制度的专家阮洋(Lotus Ruan)表示。

今年1月，当政府疲于调整其疫情应对时，记者们获得了不同寻常的发挥空间，可以调查地方官员在遏制病毒方面的失误。

1月9日，财新网发表了有关该病毒的首批深度报道之一，称这场神秘的疫情可以追溯到武汉一个海鲜市场附近的一个社区。

几周内，当局开始加强控制，指示国有新闻媒体和较有商业色彩的媒体限制负面报道，即使是病毒对经济的影响等当时看似简单的话题。

2月7日，因试图对这种神秘病毒发出警告而被警方封口的医生李文亮逝世。数以百万计的人参加了网上的抗议活动，要求言论自由，并称赞感染了这种病毒的李医生是敢于发声的英雄，随后当局的镇压进一步恶化。

李文亮去世后，许多记者感到很难过，觉得他们本应做更多的事情来抵抗宣传命令。“这种作恶里面有包括我在内这种感觉，”一家中国报纸的记者Jier Zhou说。

随着审查制度的加强，中国记者被迫发挥想象力。

为避免审查，一些媒体将报道重点放在地方官员而不是国家领导人的错误上。还有一些记者与竞争对手分享新闻线索和消息来源，以防自己的报道被压制。

新闻媒体得到了中国公众的帮助，在与互联网审查机构角力方面，中国公众表现出了决心和创造力。

《人物》杂志本周刊登了一篇对一名医生的采访，她在冠状病毒首次在武汉传播时被警告不要透露有关信息。这篇文章几乎立刻就消失了。

但中国网民很快就让这个故事起死回生，他们使用表情符号、摩尔斯电码和晦涩的语言来避开审查，重新呈现了采访内容。

政府启动了庞大的宣传机器和严格的控制，试图掩盖不和谐的信息。它在武汉部署了300名记者，讲述有关党如何抗击病毒的振奋人心的故事。它还试图让在武汉直播愤怒绝望场景的公民记者保持沉默；其中有几人最近消失了。

上个月，著名的观点博客“大家”发表了一位著名记者的评论，呼吁中国扩大新闻自由，之后该博客突然被删除。“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文章标题写道。

2月7日，人们在武汉一家医院外追悼李文亮医生。在他去世后，政府对媒体的打压进一步加剧。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大家”创始编辑、中国记者贾葭表示，中国的辩论空间正在迅速缩小。

“中国媒体过去有1000平米的空间，”他说。“现在就剩下60平米。”

尽管存在这些限制，许多中国记者表示他们更勇敢了，渴望证明强大的媒体能让政府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并且帮助中国愈合创伤。

“每个人都处于一种特别憋屈的状态，”在武汉待了几周的国有媒体记者Tenney Huang说。“表达成为了一个反抗的存在。”

坦尼说，随着审查变得越来越严厉，记者们会求助于社交媒体和其他工具，继续分享自己的工作。

“事实就像柴火一样，”他说。“你堆的越多，一直它得不到点燃，那真的等到聚星成堆的时候，你真的点燃的时候，或者它会憋成一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