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泳联执行主席“宣布”孙杨翻案无望

最近几天，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连续发布两篇有关孙杨案的专栏文章，两位写手一位是一直关注孙杨案的记者菲尔·卢顿(Phil Lutton)，另一位叫达伦·凯恩(Darren Kane)，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身份是国际泳联法律委员会执行主席。针对目前的情况，两人都对孙杨案做出了自己的预测，在他们眼中，孙杨胜诉翻案的几率很低。

菲尔·卢顿：尽管提出上诉挽救自己的职业生涯，孙杨面临着艰难的道路

达伦·凯恩：孙杨的上诉确定无疑，但他能成功吗?

菲尔·卢顿的文章立足于对墨尔本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克·安德森的采访，安德森认为：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显然拥有本案的管辖权，你也很难在审判过程中发现程序不公正的地方。例如，备受争议的翻译人员是由孙杨的法律团队挑选的;当然，也会有人会说，调查小组没有充分利用孙杨手中的证据，比如事件当晚的视频。

安德森教授还认为，孙杨一方最有力的论据一直是政策的公平性，在兴奋剂检测过程中，当事人双方应遵循一样的标准。不过，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审判小组在这一点上非常强硬，他们不止一次强调，当晚对孙杨进行测试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程序错误。

达伦·凯恩作为国际泳联法律委员会执行主席，他从《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的角度对孙杨最后的上诉进行了详细地分析。自 1992 年以来，向瑞士联邦法院(SFT)提出的此类案件约有 150 起，上诉成功的案件只有个位数。除非做出审判的机构另有决定，否则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并不会中止已做出的判决。

《瑞士联邦国际私法》规定的可以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裁决提出质疑的五类情形分别是：

独任仲裁员之指定或仲裁庭之组成是否违规;

CAS 对其自身管辖权之有无认定有误;

仲裁庭超裁或漏裁;

当事人的平等性，或者他们在一项对抗性程序中陈词的权利未受到尊重;

裁决有违瑞士公共政策。

针对孙杨案来说，前三类情况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在去年 11 月进行的第一次公开审理中，双方对此类问题已无任何异议，孙杨方面想借此翻案为时已晚。在剩下的两类情况中，CAS 给予当事人不平等待遇，或侵犯当事人的发言权确有先例。2007 年，阿根廷网球运动员吉列尔莫·卡纳斯提出的上诉得到了瑞士联邦法院的支持，因为 CAS 没有正确处理卡纳斯在回应兴奋剂指控时表达的观点。当时瑞士联邦法院给出的理由是，用这种方式对待一方当事人，就像用铁板堵住他的嘴，禁止他提出自己的观点。

卡纳斯

具体到孙杨案，诉讼过程是以英语进行，这不是孙杨的母语，诉讼程序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英语和中文普通话之间翻译不准确、不完整的影响。或许这在谋杀案的审判中让人无法接受，但在本案中，孙杨一方的翻译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而不是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或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供。

孙杨再公开审理中更换了翻译也未能成功

此外，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仲裁员们似乎过分关注孙杨性格上的 “强势” 和某种程度上的优越感。孙杨方面的另一个上诉理由可能是，孙杨的律师没有像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律师一样，拥有同等的旁听权，也没有时间来陈述他们的观点。但即便这些上诉观点能引起瑞士联邦法院的注意，但想要取得成功，前景似乎很渺茫。

最后，只有在最特殊的情况下，裁决违反了瑞士的基本法律原则和价值观，瑞士联邦法院才会撤销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裁决的权力。瑞士法律的基本原则包括诚信原则、反歧视原则和禁止滥用权力原则。瑞士联邦法院此前已经表示，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实施的 8 年禁令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由《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做出的，并不违反瑞士的公共政策。除非瑞士联邦法院对 8 年禁赛几乎等同于 “终身禁赛” 感兴趣，否则任何基于所谓的惩罚过度严厉的上诉论点都将失败。

值得一提的是，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将孙杨案打成 “铁案” 的美国律师理查德·扬就曾经是国际泳联法律委员会的大佬，此后他来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又参与编纂《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如今，达伦·凯恩的身份是国际泳联法律委员会的执行主席，虽然他声称自己的观点并不代表国际泳联，个人也没有与孙杨有过接触或是经手该案件，但至少这是一个在国际泳联供职的体育法律资深专业人士的观点，而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孙杨的上诉前景，很难，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