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总比美式骚乱好：背后的真问题

导语：5月末，在中国“两会”和李克强纷纷将保就业作为后疫情时代头等大事的背景下，中央文明办宣布，“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在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

这意味着在新冠肺炎疫情打击中国经济和劳动就业后，一度被抛弃和废止的“地摊经济”重新获得机会。但是，正如当初对“地摊经济”围追堵截所触发的“低端人口”大争论那样，今天中共大张旗鼓地站台“地摊经济”也不可避免地触发了另一场争论。其一，作为“穷人经济”模式，从发展“中国制造”到回归原始方式，中国经济在走向“倒退”？其二，地摊经济能“救中国”吗？其三，从“夜间经济”到“地摊经济”，谁是背后最大的鼓吹手？我们一一解答。

中南海为“地摊经济”站台，中央文明办迅速动作，为各地“松绑”，不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着实让“地摊经济”跻身当下中国最热门话题。一时之间，似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期待的“大众创业”在新冠疫情压抑数月后重新变得踊跃起来。

事实上，正如李克强在中国全国“两会”结束后所说，在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背后，在中国人均可支配年收入达到人民币3万元（1元人民币约合0.145美元）背后，残酷的现实是，“（我们）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人民币）1,000元”。李克强还说，“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而受疫情冲击，可能会有一些人返贫，“脱贫的任务更重了”。

而据称，李克强所引述还是不完整的数据，根据北师大收入研究院课题组分层抽样调查结果：低于2,000元每月的人口9.64亿，占人口总数的68.85%，近70%。其中1,090元至2,000元占26%有3.6亿；低于1,090占42.85%有6亿人。500元至800元每月有2亿人；低于500元每月有2.2亿人；无收入人口546万人。

而即使中国政府七年以来大规模推动脱贫计划，其脱贫标准实际上是一个“现行标准”，而这个“现行标准”指的是2010年不标价是2010年的不变价农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测算的，按中国官方所说，2020年按照物价等指数会提高至4,000元，也就是每人每天1.589美元，仍然略低于国际贫困线每人每天1.9美元略多的标准。

这所说明的不仅仅是中国所谓“充分就业”背景下的贫富收入差距，也反映了人口基数如此之大的背景下，中国有效就业的复杂性。

不要以为就业问题是一个拥有多大弹性可操控空间的不急之务，它也许在短期内不会像其他突发事件那样急迫，但是一旦恶化的迹象显现，其对社会秩序的冲击甚至破坏将是系统性的。“就业不牢地动山摇”从来都不是一句戏言，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

自1949年以来，中共多次重大的人口政策无不与之有莫大关系。始于196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计划在支援地方建设的原因之外，更现实的背景是城市无法供应和消化偌大的城市人口消费需求。1980年代中国个体工商户和流动商贩的盛行在于生产力的释放导致富余劳动力被“解放”，而既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无法吸纳这么多人口，这一矛盾实际上随着农民工群体的涌现和市场经济转型、1990年代国企改革下的“下岗潮”而更趋于恶化。

坦率讲，近二三十年，中国就业水平基本在波动中保持了大体稳定，直到2018年中美贸易战时期才出现失业率的居高不下，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让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一度飙升到6%以上。工厂开工不足、就业不足，收入必然大受影响。这就是今次中南海着急，并抛出“地摊经济”这一就业救命稻草的原因；否则的话，难保不会出现当年“下岗潮”式的系统性社会危机。

看看美国当下面对的困局就知道前路可能就是“万丈深渊”了。一般来说，烧遍美国全境的示威骚乱当然是偶然时间，当然也许包括各种政治操作，但是最根本的是，当下美国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急剧恶化，走上街头似乎成为必不可免的最终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