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往事：高考时父亲走了，忍泪进考场

奔向遥远的北大荒

1969年的那天，天津东站站台，人山人海。

火车启动的刹那，一片哭嚎之声“哇”地震荡起来，车厢跟前拉子女手的家长们，扯动着紧密的人群晃动，全忘记了火车开动的危险。我盯紧着我爸和我娘，他们站在人群后面，没凑过来跟我说送行的话。我娘先前只是抹眼泪，后来也捂着脸大哭，我爸却一直微笑着，并劝我娘说，孩子离家不能哭，一定给孩子留个笑脸。

那两天一夜的火车，我没掉一滴泪，一心憧憬着屯垦戍边建设北大荒的宏伟愿景。

我是写了血书才得以赶上这批“兵团”、这趟列车的。当年我是“红卫兵”头头，后期进革委会任委员，和老书记、老师们一块儿开会领导学校复课。渐渐的，学校的局面稳定下来了。突然有一天，在学校大门一侧的大事告示牌上，浆糊浸透的一张大字报纸，盖着“革委会”红印，指我系红卫兵坏头头，挑动武斗，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云云，故决定责其“停职反省”。

此后每天，我被指令在一间空荡荡的大教室里反省，没有人来理睬我，我在那里反复阅读毛选一至四卷，联想自己“红卫兵”生涯，面对白墙上的毛主席像，心中自语：“敬爱的毛主席，我紧跟您老人家闹革命，哪里有错？”一边默默落泪。三个月后，我被通知回班上课。所谓停职，实为革职。

我和作者等黑龙江大学中文系77级同学宿舍照（左一是本文作者张维功，右一是加拿大华人矫海涛）

开始下乡了，我坚决要求去黑龙江兵团。班里讨论，有同学说我表现不好，受过“处理”，不够去兵团条件；幸亏有同学挺身而出为我说话，建议上报学校审批。审批结果还是不行，有话传出来：“他还想上兵团，做梦吧。”我心愤愤不平，凭什么？有天自己在家练字篆刻，不小心弄破手指，索性写了几个带血的字表决心，交到学校工宣队。那时工宣队刚刚进校没俩月，工宣队长是当年天津市工人学哲学典型第二毛纺厂的李长茂，后来听说，是他向革委会了解情况后说了话，才让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兵团战士”。

我在兵团49团，一呆就是9年。为了追求“革命理想”，以少年时代崇拜的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为榜样，磨砺“革命意志”，修炼“革命情操”；思想积极，干活卖力，历经三灾八难，升了班长排长，入团时是一入就超龄了，推荐上大学总是政审不行。种菜一年，盖房子一年，剩下的都是抬木头，制材加工，间或参加兵团各级耍笔杆学习班。1974年夏，还被召到黑龙江日报学习耍笔杆四个月。算来，离开兵团至今也有31年了。

那些年时常揪心的，就是那个“文革表现”被记入个人档案一事，我曾斗胆向连队指导员臧树发询问。这位曾是文革前大学生的兵团基层干部告诉我：“已经抽出来销毁了。”一句话让我喜出望外铭感五内，从心底里衷心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

1977年，邓小平倡导招生改革，命运的曙光才算照到我的头上。那天秋高气爽，我正带着制材厂的哥们归楞，就听团宣传站的大喇叭广播招生改革的事，我马上拽了蘑菇头说“休息休息”，竖着耳朵听。接下来，就盘算怎么复习功课，盼望招生通知早来。

谁知道没几天，家里突然有电报来：“父病重，速归。”我焦急万分，和家里往返几轮电报，才挤出家里实话，我爸得的是肝癌，后期。

一瞬间，觉得天塌了

惶惶然急火火地就奔双山火车站，回天津，回家。

我从兵团回家每每都是冬天，火车都是半夜到东站，摸黑走到家，先在前院冲着窗户喊两个妹妹的名字，但大多应声的都是我爸。我再绕到后门，听着熟悉的陈旧木板楼梯吱呀吱呀响，听老爸踩在厕所门前那块大石头空的一响，听我爸拉开门栓那音乐般美妙的动静。老爸总是披着那件家做的疙瘩袢黑棉袄，瑟瑟着，脸上却漾满笑意。上楼后，我爸先看看取暖的火炉，就和我分坐在大写字台的两端，向我问长问短，直到天亮。大写字台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当年我爸学徒的银号散伙，买回家的。

我那次是怎么到的家进的门全忘了，只记得当天就联系了出租车陪我爸去多伦道中医一附院看医生，一家人加着小心扶我爸躺上病床，良久，一位主任模样的医生带着一批实习医生扑进门，直直的过来咚咚敲击着爸爸的腹部，一边仰着脸扬着声调讲：“你们听，你们听，这几个地方响声一样吗？”全然没有顾及到病人那蜡黄痛苦的表情。另一次路不远，我骑车驮着我爸去的。是一位长者老中医，态度和蔼慢条斯理的讲给我爸也讲给我们听，老爸附和着，“对对对，就是虚恭多些。”脸上立即冒出充满希望的笑模样。我几近麻木的心绪，也才稍稍松弛一下。

没有医院肯接受手术治疗，我们只好四处求医问药，总算锁定一种在实验阶段的中药大药包。我觉得，既然是不治之症，那么选择实验药品才是上策，万一我们被实验成功了呢？我们幻想奇迹发生。爸爸想吃西瓜，找人写的条子，我去跑路，到河东区冷藏食品仓库，师傅说：“全天津就这俩西瓜，你们摊上一半，行呀。”我小心着驮回家，给我爸用小勺㧟着吃。有朋友帮忙踅来海参，用大葱烧制，老爸吃得很香，还一个劲儿的让娘和我们都尝尝。

黑龙江的哥们、上海知青魏树良来信了。是我千叮万嘱的，托付他们及时通报招生信息。我一看信，傻了，时间很紧。那个人们津津乐道的“考大学，一九七七”，在黑龙江，考生太多，主要是知青，全国独一无二的考两回，初试加复试，间隔一个多月。回家半个月了，我虽说时时惦记着考大学的事，可是一触到我爸那充满病痛又茫然无助的眼神，就立即胆怯了。下乡九年，我和弟弟都在兵团，我们给爹娘尽过多少孝心呢？我很自责。可是，对于九年知青生涯的我，这可能是一生唯一的机会。那时，恐怕连邓大人自己也无法预测还有一个七八级。摸着石头过河嘛。

我抽空往睦南道的文教办跑了几趟，力陈我的实际情况恳求能在天津市报名参加高考，那样就可以和服侍我爸结合起来两不耽误。后来竟然收到该机构的信件，书面答复称：据国务院文件，只能在户籍属地报考。

我让魏哥们给我先在兵团把名报上，大不了不去就是。时间一天天逼近，我爸已经卧床了，每晚疼得睡不着觉，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折腾。一次，折腾过后，突然扭过头，重重的说道：“别光忙活我，你回东北考去吧。”是的，我爸比我还要痛苦。我是长子呀，他是多么盼着我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陪在他身边呀！我没说话，没点头，也没摇头，强忍着眼泪不掉下来。

我爸的话就是重要批示，我可以复习功课了。夜半，那盏破旧的文革时代的简易台灯陪着我，那个本是我睡觉用的床铺——大写字台陪着我，挑灯夜读；同时，我也听着大床上翻来覆去的我爸，不时过去给垫个枕头翻个身喂个水。

爸爸单位的领导来家里探望，我在一边陪着说话，我爸说：“老大要回去考大学，如果有来外调的，麻烦领导给关照一下。”

总不过一周，考期到了，就在上火车那天，医院紧急通知有空病床，我们立即将我爸送去住院。我们知道，我爸将一去无回。那一天，离开建设路阜昌里这一所我爸和伯父联手从老白俄商人买的公寓、他们住了29年的老屋，再没有回来。弟弟跑下楼梯，猛又回身扫了空空的家屋一眼，哇地放声哭起来。

那一刻，我木然，不知悲伤是何味道，一味劝着弟弟。我先顺路去了一趟三姨家，三姨和三姨夫都是高中教师，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些复习材料，我去拿。我到医院时，天黑了。

我进到病房走道时，看见我爸刚刚穿上蓝条格子的病号服，正和医生说话，见我来了，皱起眉头责备道：“你怎么还没走？别误了火车，快走快走。”还摆着手，好像要推我走似的。说罢，竟自弓着背转身去了。我嗫嚅着，说不出话，傻傻站着，眼见父亲那蓝条格子的病号服一摆一摆，消失在走廊昏暗灯光的弯角处。

父亲最后的背影

我回尖山农场草草参加过初试，短暂的平静中，正祈祷上苍给我时间等到复试之际，尖山邮电所的阿姨告诉我：“你这电报哇哇地（忒多的意思）。”全都是“父病故速归”。

我在离津前给我娘撂下过话：无论如何，我得回来送我爸。宁可大学不上了，我听天由命。

从嫩江平原的尖山农场到天津大约1800公里，又回故里津门，为我亲爱的老爸送行；大家在等我这个长子的到来，我来了。

稍后，兵团哥们的信又追过来：复试的日期已定。

于是，从天津到嫩江平原，又一个1800公里杀将回去，距离复试还有五六天……来来回回的火车上，凑着昏暗的车厢灯光看复习题；双山火车站黑洞洞的候车大厅里，打着手电筒看复习题。尖山学校的上海知青刘信惠十分够哥们，临考前夕，两口子去学校上班把家扔给我，让我静心看了两天书。师部气象站的哥们赵明芳，居然在复试那两天给我找了一间都是空床的知青宿舍，比起招待所大通铺的那些荒友考生，我也贵族了一把。

参加复试之后，一切归于平静。知青们大都回家探亲了，我只能在尖山过春节了。幸亏小魏和小韩还没走，我们每天在制材厂的小木板房里聊大天。他们两个后来结了夫妻，我猜测就是那年冬在小木板房谈成的。我突然患上了痔疮，疼得我走不动路。又是魏哥们陪我去的师部医院，我问大夫病因是什么，大夫说：长时间高度紧张，导致神经末梢循环阻滞。我心想，说得真准。

上天保佑，我爸在天之灵佑我，我考取了第一志愿黑龙江大学中文系。

忘不了，从师部到师直学校考场满公路黑压压的赶考知青大军；忘不了，1978年3月13日的风雪之夜，一批兵团哥们送我上黑大，奔双山火车站赶火车；忘不了，那一切兵团哥们的深情厚谊。

入学后不久就是清明节，那天阴雨霏霏云色低沉。晚饭后我在大阶梯教室自习，眼前猛然浮现出我爸慈祥的笑脸，转眼间，三个多月了，他老人家在那边过得可好？我独自一人跑到教学主楼最高层的一角，默默坐在大理石楼梯上，面对窗外阴霾的天空，泪流如注。

作者：张维功，天津人，北大荒兵团知青，黑龙江大学中文77级，天津《今晚报》高级记者，2009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