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爆炸溯源：缺乏危险品管制机制

“我的第一感觉是，哪个王八蛋朝我们打了一发炮弹。”8月4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遭遇大爆炸后，在阿什拉斐叶街区执勤的警察哈桑·尤努斯形容，“一切都超出我的想象，爆炸形成的尘埃随风而逝，周围一切仿佛都被盖上厚厚的灰毯。那感觉就像‘10·23’在重演。”

尤努斯指的是1983年10月23日驻黎巴嫩贝鲁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房大楼被满载炸药的卡车炸成大坑，导致241名美军身亡，黎巴嫩的历史也因此被狠狠地“扭曲”了一下。

贝鲁特乃至黎巴嫩一度被称作“中东瑞士”，意指它是诸多冲突热点包围下的“净土”，享受着令人羡慕的和平与繁荣。然而，它终究逃脱不了中东混乱时局所带来的“溢出效应”，此起彼伏的爆炸、战乱、暗杀和动乱让人麻木，以致于变成黎巴嫩人“夹缝求生”的生活态度。“感谢主，我们还活着。”尤努斯喃喃地说。

2020年8月5日，从黎巴嫩贝鲁特上空，俯瞰到港口被爆炸毁坏的建筑。

在仓库躺了七年的硝酸铵

贝鲁特港是黎巴嫩12个港口中最重要的一个，尤其港务局在2013年完成集装箱码头扩建项目一期，把原600米的集装箱码头岸线延长至1100米，货轮的港池吃水增加到16.5米，让集装箱吞吐量由年均100万升至150万。港口用的起重机械全是从中国上海振华重工买的最新产品，整个是“以港兴城，以城兴国”的策略，让贝鲁特的贸易港地位带动黎巴嫩经济发展。

可这一声巨响，把所有设想都打破了。位于爆心的12仓库是总面积77444平方米仓储区的偏西角，是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和存储普通货物、汽车、重型机械等货品的仓库保持一定距离。

黎巴嫩国际广播公司(LBCI)称，在12仓库存储多年的2750吨硝酸铵化肥原料是这起事件的“元凶”。爆炸后升腾的赤红色烟雾可以印证，这些原料都装在标有原苏联国家公司“NITROPRILL HD”商标的袋子里，但它们实际是澳大利亚Orica化肥公司所产“硝普利”的“克隆”，意在卖给阮囊羞涩的第三世界国家。

黎巴嫩接下这批东西确实“冤枉”。2013年9月，摩尔多瓦籍商船“日霍苏斯”号(Rhosus)从格鲁吉亚巴统港出发，搭载硝酸铵去莫桑比克贝拉港交割。没想到途经黎巴嫩附近水域时发生机械故障，被迫停靠贝鲁特，港务局登船临检后认为商船无法出航，船只便扣在这里。但随着船员被遣返，货主也没办法将化学原料转手他人，于是就砸在贝鲁特港务局手里。

为了腾出宝贵的泊位，并考虑到货物的易爆性，黎巴嫩人只得用起重机把原料从船上转移到12仓库，之后便乏人问津，直到大难临头。

据黎巴嫩官方信息，此次硝酸铵爆炸是由火灾引起。视频显示先有较小烟雾升起，随后是剧烈爆炸，产生蘑菇云。蘑菇云越明显，说明爆炸的程度越剧烈。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爆炸产生的地震波相当于3.3级地震，连远在地中海对岸的塞浦路斯都有震感。

硝酸铵属于化合物，化学式是NH4NO3(简化为N2H4O3)，主要用于农业，作为高氮肥料，还作为采矿、采石和土木建筑中使用的爆炸混合物的成分之一。既然能制造爆炸，就说明硝酸铵里面有含能成分，但真实情况是它在常温下是稳定的，对打击、碰撞或摩擦均不敏感，这也可以解释黎巴嫩人搬运和储存近3000吨硝酸铵时都太平无事。可要是处于高温、高压和有可被氧化的物质存在下，硝酸铵可就“翻脸无情”了。

2020年8月5日，从黎巴嫩贝鲁特上空，俯瞰到港口被爆炸毁坏的建筑。

当爆炸性化合物爆炸时，它释放的气体会迅速膨胀。这种“冲击波”本质上是一层稠密的空气，会造成破坏，并随之向外扩散。大量的硝酸铵爆炸产生的爆炸速度是声速的好几倍，硝酸铵的爆炸威力取决于化合物的年龄和储存条件，大约是TNT(三硝基甲苯)炸药的40%。因此在生产、贮运和使用中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定，避火，避可燃物粉尘，避还原剂、有机物、易燃物等等。

从2014年起，黎巴嫩港口部门至少向法院请示了六次，提醒这些硝酸铵很危险，他们提议将其出口，或移交给黎巴嫩军队，或卖给私人企业。但都没有收到回复，直到发生爆炸。一份安全报告显示，工作人员在焊接存有炸药的库房门的过程中，焊接火花引燃了仓库中的炸药，这导致在另一库房中存放的硝酸铵爆炸。

对此，黎巴嫩总理哈桑·迪亚卜在推特上哀叹：“令人无法接受的是，一批2750吨硝酸铵就这么在仓库里躺了七年，却没有采取预防措施，危及公民安全。我不会休息，直到我们找到对事件负责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追究他们的责任，并施加最严厉的惩罚。”可惜的是，这番追责为时已晚。

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志愿者们正在清扫街道。

“黎巴嫩是个先天不足的股份公司”

尽管黎政府决心彻查贝鲁特港务局在硝酸铵滞留问题上的责任，但外界感觉意义并不大。黎巴嫩政府机构早已“市场化”，官商之间许多“潜规则”与“私相授受”是公开的秘密，不清晰的责权关系以及多年间频繁的人事调动，让任何调查都难以开展。

“黎巴嫩是个先天不足的股份公司，基督教马龙派、逊尼派、什叶派以及德鲁兹人、亚美尼亚人都有股份，但他们都很难盈利，因为谁都想独吞利润。”美国《大西洋月刊》主笔罗伯特·卡普兰如此比喻。

在他看来，1943年独立的黎巴嫩被宗教、民族、部落乃至家族矛盾所束缚，国家权力进一步稀释于地方集团，形成“国弱诸侯强”的局面。大爆炸只是暂时震撼了黎巴嫩，短期内或许能团结起一种国家认同，但稍后一切照旧，这正是黎巴嫩悲剧性内核。

从港务局到国防部，黎巴嫩公务员构成带有浓重的“部落主义”，一旦调查涉及某个教派或部族，就会上升为“身份政治”下的荣誉之战，让正常司法程序难以推进。

据黎巴嫩《大使报》披露，黎巴嫩拥有武装的家族大约30-35个，“在黎巴嫩，政府腐败无能，每个家庭需要自我保护 如果需要，家族的所有成员都可以拿起武器”。

2007年，即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战争刚结束，贝鲁特、西顿、的黎波里三大港口便爆发激烈火拼，起因是哈马迪耶(Hamadiyeh)、察马斯(Chamas)、扎埃特(Zaaiter)等家族在港务集团和物流系统的利益分配上产生不合，于是大打出手，一度冲击到正常贸易活动，特别是对于援助黎南部受战争摧残的难民的粮食供应。

更要命的是，黎巴嫩内政部缺乏对武器和危险制品的管制机制，尤其近邻叙利亚自2012年爆发内战后，该国不仅接收百万难民，自己的港口和陆上口岸也成了各类武器黑市和军事原料集散地。

美国“战略之页”网站提到，不要说正宗军品，哪怕民用化工品都能成为加剧冲突的“催化剂”。在黎巴嫩教派冲突乃至邻国叙利亚如火如荼的内战里，“肥料炸弹”(ANFO)是个司空见惯的东西。本来这种用94%硝酸铵(“AN”)和6%燃油(“FO”)混合的产品是用于开矿、采煤的散装工业炸药，但因成本低廉和易于获取而备受非正规武装、极端组织、黑帮势力所青睐。

不久前的叙利亚伊德利卜混战中，困兽犹斗的极端组织“胜利阵线”就把从黎巴嫩、土耳其偷运来的硝酸铵等民用化肥制成炸药，消防栓、灭火器等充当炸弹外壳，互联网教授的“战斗课程”更成为他们制作土制武器的老师。

贝鲁特港被炸前后对比图

“它很容易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而崩溃”

作为多宗教并存的国家，黎巴嫩以奇特的政治体制以保障不同教派间的脆弱平衡。

黎巴嫩现有18个教派，中央政府在各个不同宗派间实施近乎寡头而非专业的权力分享。在这里，一院制的128个议会席位由穆斯林和基督徒平分。依据1943年独立时期确立的国家公约，总统需要是基督教马龙派教徒，总理是逊尼派，议会主席是什叶派。

黎巴嫩曾经历15年内战(1975年到1990年)，在1990年代开始在叙利亚控制之下直到叙利亚士兵在2005年撤出，可至今该国政治机构长期以来因为亲叙利亚和反叙利亚势力之间的对立而瘫痪。

2011年后，这种对立更因叙利亚战争而激化，一方面是牵涉进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一方的什叶派真主党，另一方是多次成为政府总理的萨阿德·哈里里的逊尼派“未来阵线”。如今政府里，“未来阵线”获得五个部长职位。总统奥恩的政党自由国民党获得11个部长席位，真主党和什叶派的阿迈勒运动各自获得三个部长职位。

看似平衡的局面背后，却是亲叙利亚和反叙利亚政党之间的对立导致政府机能空转，各派势力因这些敏感话题而分裂：同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之间的关系、真主党的作用、对150万叙利亚难民的管理等等。

与此同时，黎巴嫩的债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41%，在全球都处于最高水平，集聚全国四分之一人口的贝鲁特长期遭遇日常断电、缺水和生活垃圾处理危机，全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1%左右，远低于叙利亚战争爆发前的9%。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曾坦言，继叙利亚、也门之后，中东第三场内战最有可能在黎巴嫩发生，“它很容易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而崩溃”。

贝鲁特大爆炸很可能会成为这场变故。

黎巴嫩贝鲁特港口发生大爆炸一天后，可以看到很多被摧毁的建筑物。

黎巴嫩的稳定取决于中东大国间的平衡

诸多分析人士指出，大爆炸将带来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由于该国经济的90%依赖自由贸易，而贝鲁特港的运行是关键所在。当这一基础设施瘫痪后，几百万人的生机将受到威胁。

“黎巴嫩的事态发展告诉我们，这个地中海小国就是中东形势的镜子，该国所有政治力量或多或少都期望与国外势力结盟，因此这个国家的稳定一直受到限制并且取决于中东大国之间微妙的权力平衡。”西班牙环球网站记者多明格斯·德奥拉萨瓦尔如此警告。

爆炸发生后，欧美、以色列、海湾阿拉伯君主国和伊朗各自宣布援助计划，但所投放的对象只能是自己在黎巴嫩的朋友或代理人。

沙特海湾事务大臣萨米尔·萨卜汉就暗示过：“因为真主党，我们会将黎巴嫩政府视为向沙特宣战的政府。”言下之意，由于迪亚布内阁容纳太多的亲伊朗真主党阁员，沙特不太可能多掏腰包支持贝鲁特重建。

另一方面，前总理哈里里将自己的时间和投资平分给黎巴嫩和沙特，而黎巴嫩逊尼派官僚阶层与沙特高层数十年来关系紧密，照顾着沙特在黎巴嫩旅游、建筑和金融领域的利益。在沙特眼里，黎巴嫩是可对抗什叶派影响力的舞台，这都导致了灾害善后的不确定性。

大多数黎巴嫩人都厌倦了冲突，期待有一个让所有人受益的政府和政策。大爆炸发生后，当地媒体立刻提出，外国对黎巴嫩最大的帮助是“友善介入”，不要干涉自己的内政，同时基层民众也厌倦了党派政争，希望表达自己的诉求。

英国《独立报》记者博尔祖·达拉加希在推特写道，大批曾参加2019年示威的黎巴嫩青年人正自发组织“社区互助”，顶替掉缺位的政府帮助，不少人强调自己“没有改变要求现任统治者下台”的主张，“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证明谁才是国家的主人”。

实际上，在黎巴嫩乃至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民众不满的根源是缺乏经济机会。来自联合国国际民主与选举援助协会的宪法学者扎伊德·阿里认为，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模式行不通。“私营部门都饿死了，公共部门无法雇用足够的人。人口状况已经失控。”

多年来，向欧洲的移徙提供了一个安全阀以及汇款形式的收入来源。但随着欧洲对移民越来越不容忍，这种情况将不复存在。阿里说，“人们的主要关切是，自己如何才能组建家庭?二三十年后自己的处境将如何?大家感到非常悲观。”

2018年底，针对面包价格上涨的抗议浪潮由苏丹开始，仅仅几周后，因为经济诉求得不到满足，伊拉克人也加入了这场冲突，黎巴嫩人则选择上街游行，部分原因是政府要对他们用WhatsApp电话征税。

塔赫里尔中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卡尔达斯认为，在中东，在一个地方看到抗议活动可能会给其他地方增添灵感，他们有自己的地方的理由和具体的动态关系，但他们也在相互学习。例如，中东国家底层民众要求政府系统性改变，而不仅仅是一个或多个高级人物下台，禁止前政权领导人在过渡时期发挥作用——埃及失败的起义就是一个教训。

2020年8月4日，在贝鲁特港发生大爆炸后，消防队员正在扑灭附近受损建筑物的大火。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主管卡里姆·埃米尔·比塔尔提醒说，由于贝鲁特港口瘫痪和既有的新冠疫情冲击，黎巴嫩存在爆发新一轮政治危机的风险。

“近一个世纪以来，黎巴嫩备受折磨：内战，骚乱，外国占领等等，但从2019年底爆发全国性反政府示威后，我们意识到一种公民社会的崛起，它超越传统的宗派社团政治划分。因为各阶层的黎巴嫩人发现自己的苦难并非个例，他们共同组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是真的受够了。”比塔尔呼吁迪亚布政府加快改革进度，尤其做好救援物资分配和重建工作，否则代之而起的抗议甚至武装冲突将造成整个国家的混乱。

“千万别指望用撤换一些官员的方法来搪塞，这种争取时间的权宜之计已难以服众，因为抗议者决定打倒的是僵硬的政治体制、无法无天的社团领导人和寡头瓜分财富蛋糕的政治体制”。比塔尔说，令人担心的是，由于前任总理哈里里领导的政府已丧失治理国家的信誉，导致社交媒体圈里的公共舆论拒绝政府宣布的一切事务。

比塔尔相信，如果在灾后重建中，以失业青年为主体的社群力量表现得比政府或宗教党派更有成效，将刺激他们提出更多经济与社会要求，拒绝专制与侮辱。“黎巴嫩正酝酿一场‘尊严革命’，社交网络上流传着大量嘲笑当今政治寡头的段子。要知道，幽默是尊严的有力体现，也是人向所遭遇的不公显示自信的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