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前，这些华人家庭为何争吵不休？

近年来，美国亚裔两代人的政治分歧越来越明显。例如，2018年的亚裔美国人选民调查指出，在当年美国中期选举时接受调查的亚裔美国人中，只有24%的18–34岁的人认同特朗普在过去两年的工作，但是这个比例在35–49岁和50–64岁的人中间分别为42%和48%。

加剧这些分歧的正是美国社会也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例如平权法案和大麻合法化、税率和社会的贫富差距，以及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经过了疫情、中美贸易战和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不断制裁之后，华人移民之间的分歧并没有消弭，反而显得更加激化。

亚裔两代人的政治分歧越来越明显

6月，当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下文简称BLM）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时，我加入了一群在奥斯汀的亚裔年轻人发起的一个名为ATXAsians的群组，我们通过游行、义工服务、网上视频会议等方法参与到这场运动中去。

有一天，我们几位组员约定一起在得克萨斯州州政府门前做义工，清理前几周大规模游行留下的垃圾。而我们的组员瑟丽娜·李迟到了很久，她的眼睛又红又肿，像是刚刚哭过。

当天上午，瑟丽娜的父亲李先生看到了她在脸书上呼吁为BLM运动中被逮捕的黑人捐款作为保释金。李先生立刻一个电话打给瑟丽娜，责备她把钱拿去给那些“破坏社会秩序的人”。

“我的父亲不希望我来，”她颇为委屈地说，“但是他自己却忙着参加共和党的拉票活动。”

ATXAsians的近四百名会员来自亚洲不同国家，以华裔居多，几乎都是支持民主党的二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但是许多人都表示自己的父母支持特朗普，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等问题的看法上很保守。为了更好地与父母沟通，ATXAsians还专门成立了Instagram帐号，向父母辈解释种族歧视等问题及其危害。

事与愿违的是，很多父母听到自己的子女反过来教育自己不应该投票给特朗普、不应该歧视同性恋或者非裔美国人时，都被冒犯到了，认为子女不应该挑战自己的权威。在之后的组内分享中，大家都苦笑着说，并没有说服父母，也没有能够互相理解，反而大家都更加坚持自己原本的看法了。

近年来，美国亚裔两代人的政治分歧发越来越明显。例如，2018年的亚裔美国人选民调查(Asian American Voter Survey)指出，在当年美国中期选举时接受调查的亚裔美国人中，只有24%的18–34岁的人认同特朗普在过去两年的工作，但是这个比例在35–49岁和50–64岁的人中间分别为42%和48%。加剧这些分歧的正是美国社会也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例如平权法案和大麻合法化、税率和社会的贫富差距，以及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过去几十年大多华裔美国人是忠实的民主党拥护者，但是支持共和党和特朗普的美国华人数目正在上升。

“我周围几乎所有的华裔朋友都是支持特朗普的，”住在加州湾区、有两个孩子的倪岚女士说，“都是第一代移民，家庭年收入在20万美金以上。”不过她也承认，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的孩子，在同学的影响下，和自己的政治立场截然不同。

经过过去两个月的观察和采访，我发现经过了疫情、中美贸易战和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不断制裁之后，华人移民之间的分歧并没有消弭，反而显得更加激化。

下文是ATXAsians几位组员与父母的故事，因为害怕在网上遭到骚扰和攻击，部分受访者要求不用全名。

瑟丽娜与父亲

瑟丽娜说，过去的四年里，特朗普每开一场白宫发布会，她和父亲就会因为政治观念不同而开始吵架，最后两个人的嗓门越来越大，用词越来越刻薄，直到有一方挂了电话为止。得克萨斯州是一个偏保守的州，致力于帮助少数族裔维权的瑟丽娜遇到的阻力非常多，但外人再怎么说，都不如父亲的一句话来得伤心。

但是当我电话采访李先生时，李先生却说：“我对她严厉，是希望她能够快点成熟起来。上街游行并不能让我们华裔的生活好起来。相反，华人本身遵纪守法，努力勤奋，注重教育，注重理财投资的这些理念，和共和党的理念是完全相符合的。”

2018年，一些学生在波士顿科普利广场上抗议。该抗议活动由亚裔美国团体联盟组织，目的是反对哈佛有种族歧视的招生政策。

李先生是25年前从湖南长沙移民来美国的，入了美国籍，他在休斯顿经营一家自己的建筑装潢公司。他说，“特朗普一上任，把之前承诺选民的事情都做到了。我当时就想，这个总统是真的愿意为老百姓做实事。”

这几个月来，他在微信朋友圈转发的内容，几乎都是歌颂特朗普并且批评民主党的。他多次参加华裔北美川普助选团（Chinese Americans for Trump，下文简称CAFT）的活动，并且几次在休斯顿本地华人聚会上，宣传特朗普的理念，为他拉票。李先生自述在中国的时候，对政治并不感兴趣。参与CAFT等特朗普助选团的活动，让他觉得自己成为了美国社会的一分子。

他津津乐道地说，华裔北美川普助选团已经有八千多名会员了，并归功于特朗普执政的成功，尽管今年新冠疫情以来美国经济陷入萧条：“他是能够把美国经济搞上去的总统。他一上任，公司所得税从35%减少到21%，个人所得税也下降了3%–4%。我每年都能节省几万块钱，”李先生说。“我的股票市值，在这四年里，翻了一倍都不止。”他还提到，即使民主党一直攻击特朗普抗疫不力，但是股票依然一路飞涨。

“张口闭口都是钱。世界上就没有比钱更重要的事了吗？”瑟丽娜谈论起父亲时情绪非常复杂。她曾经将事业上颇为成功的父亲视为偶像，想要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小时候，他经常开车带我和朋友们去参加排球队训练，也经常给我们所有人买吃的。他还经常捐款给教会。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但是，当我和他开始谈论政治的时候，我才发现他缺乏同情心和同理心。”

瑟丽娜也并不同意特朗普减税的做法，她认为这只能让有钱人更有钱，穷人更穷。她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参与了很多义工活动，包括替因为疫情而失去工作的人筹集食物等。她说：“我支持伯尼·桑德斯的观念，通过税收的形式，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

8月，特朗普在2020年国家政策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经济已成为他谋求连任的核心议题。

在美国出生长大，只因为探望爷爷奶奶而去过几次中国的她，把自己和父亲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归咎于父亲在中国呆的近三十年里形成的那一套价值观：“他对于有钱人极度推崇，并不在意对方的品德。他不支持同性恋和黑人，而同性恋婚姻在中国并不合法，中国也有许多歧视黑人、歧视少数族裔的例子。他还很讨厌媒体对于特朗普的攻击，觉得美国的媒体应该像中国的媒体一样，支持领导人的统治，而不是拿着一把放大镜，攻击总统的一言一行，到处添乱子。”

“我并不是歧视，”李先生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道，“民主党太左了，他们就想多收税，把我们这些亚裔的钱拿去救济墨西哥裔、黑人、非法移民。那些人有手有脚，但是不用工作，就能得到免费的食物、免费的医疗保险。在我看来是很不公平的。民主党一直在推行的加州教育平权法案，打着帮助少数族裔的旗帜，却损害了华裔的利益。”他在采访中反复告诉我他是一名思想开放的人，而反对奥巴马任期通过的同性恋婚姻政策和“跨性别厕所令”，是因为“如果你是同性恋，那也不应该大张旗鼓地秀恩爱、结婚”。

瑟丽娜好多次和父亲促膝长谈，希望父亲能够改变立场，却收效甚微。“他总是引用Fox News里面一些非常偏激的不符合事实的报道。而当我给他看《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卫报》(The Guardian)上面一些更公正客观的文章，他又会恼羞成怒，说我给他看的是‘假新闻’，是民主党伪造出来攻击特朗普的。2018年感恩节，我和他因为特朗普拘留非法移民儿童而大吵一架。整整一周，我们即使见面也不会和对方说话。”

她原本每个月都会从奥斯汀开车回休斯顿看望父母，但是今年BLM运动开始之后，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她从5月份开始就没有和李先生见过面了。“其实我也很想他，现在得克萨斯州的疫情这么严重，他又经常出门工作，和朋友聊天，我很害怕他会感染。”瑟丽娜内疚地说。“但是我又实在不想一见到他就和他吵架。”

李先生知道瑟丽娜的顾虑之后，说自己并没有对她失望。他将这些行为当成青春期的叛逆。“那是她太年轻，不知道钱的重要性，等她要花钱了，要交税了，自然会选择特朗普。特朗普不是什么高尚的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商人，但是美国现在就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人来领导，帮助美国人民谋取利益。”

在谈到特朗普近年对中国日益强硬的政策时，李先生说他也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特朗普要制裁微信，也承认他能理解一些在中国的朋友对特朗普的愤怒。但是他仍然会支持特朗普，并不是因为他不爱中国，但是他说自己已经在美国国旗下宣誓要效忠美利坚了，所以在投票的时候，会选择对美国的发展更加有利的候选人。

他还说，如果民主党当选了，虽然可能不会像特朗普那样经常在推特(Twitter)上攻击中国，但是可能在暗地里对中国采取更多的措施。他说，民主党很喜欢拿中国的人权问题做文章，而且很可能会利用针对香港的国安法进一步制裁中国。“我不希望美国拿中国人权问题说事。”

姚敏与母亲

和李先生不同，姚敏的母亲张女士就是因为特朗普对于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才支持特朗普的。“我是因为对中国政府的行为实在看不下去了，”张女士说，“希望特朗普能伸张正义。”

19年前，姚敏四岁的时候，母亲从南京来美国留学，便带着她一起，张女士对中国政府的反感来自当初迫不得已的选择：“我当时开了一家外贸公司，进货的眼光很好，公司做得不错，但是很快就有工商局的人来查，即使我都按照规定办事，还要我交罚款。交完罚款之后就没钱进货了，生意一落千丈。我那时候24岁，决定离开中国，所以开始学英语，申请美国的研究生。我坐上来美国的飞机的时候，希望自己一辈子都不用回中国。”

姚敏因为特朗普在Twitter上将新冠病毒称呼为“Chinese virus”（中国病毒）而异常愤怒：“我的一名韩国朋友，在等公交车的时候被人骂‘Chinese virus’，还被人吐口水。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他作为总统，应该尽量消除人们彼此间的仇恨，而不是加剧它。”

但是张女士对特朗普的这一言论却觉得无所谓。“我觉得叫Chinese virus没有问题，以第一个发现病毒的地方命名，这是世界惯例，“她说。“其他国家的人都没有抗议，就中国人民不能接受。一方面是中国人好面子。”

她甚至有点乐于见到特朗普把新冠病毒和中国联系在一起，因为“中国政府必须要为自己的瞒报付出代价”。谈到特朗普管理下的美国疫情暴发时，她替特朗普辩护道：“哪个总统在台上，都会是现在这个状况。让美国人出门戴口罩实在太难了。”

姚敏刚刚研究生毕业，还住在家里。疫情期间，两个人都在家里，吵架的频率越来越高。

7月份，姚敏因为特朗普政府针对国际留学生网上授课提出的签证政策而愤愤不平，她要求母亲和她一起参加希望特朗普收回命令的签名活动，但她母亲拒绝了。张女士说：“我确实知道很多中国学生来美国大学读博士和博士后，然后还在国内的大学偷偷做兼职，这样的行为在哪里都不会被接受的。”后来，特朗普政府放弃了这项充满争议的政策。

8月份，张女士看到特朗普政府要在美国禁止微信进行交易的消息之后，也非常高兴。“我因为在微信上转发了批评武汉政府的文章，微信被封了一段时间。最近舆论监控越来越严格，老百姓越来越不敢说话。”她说自从自己的微信被封之后，就很少使用中文的社交软件，也几乎不看中文的文章。“还好特朗普一直在坚持打击中国政府。”

而姚敏常常在想，母亲对于特朗普的支持，本质来源于内心对中国政府的恨，让母亲无法冷静又理智地去看待现实。“其实，真正让我生气的并不是她的政治立场和我不同，而是她成为一个被自己内心的恨意支配着的人。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真的太压抑了。”

在我采访张女士，并转达了姚敏对她的看法之后，张女士承认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因为政治意见的分歧，她和女儿的关系竟然有了很深的裂痕。她说自己并不怎么了解姚敏在网上弄的联署、虚拟集会等，觉得那些都是学生小打小闹的东西 。在她看来，被人歧视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些歧视别人的人，本身也都是底层阶级的。如果自己足够努力，有了足够的社会地位，既不会、也不用在乎被人歧视。相反，她认为特朗普对于中国的政策，是在打击恶势力，是对全世界都有好处的，也会对未来带来深远影响。

“我花了这么多的心血把这个女儿养大，她却不听我的。”张女士说。“我说的这些话，都是有我五十多年的经历和体会在其中的。”

姚敏则说： “她总是把我们因为政治立场的争吵引到别的话题上去。她很擅长让我愧疚，当她没办法用道理说服我的时候，她就希望用辈分来压住我，让我服软。”

有好多次，姚敏推开桌子上母亲做好的饭菜，跑出家门。她觉得自己简直要窒息了。即使现在疫情依然非常严重，姚敏仍然计划着搬出去，她通过在网上做翻译攒下了一点钱，准备9月下旬搬走。

菲利斯与父亲

姚敏和瑟丽娜在谈到政治立场不同的父母时，都觉得分歧是暂时的，希望大选之后，两代人之间的误会与隔阂可以渐渐消融。而当我采访菲利斯·孔(Phyllis Kung)的时候，她却颇为绝望地说，她和父亲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

自从今年7月，她再一次恳求父亲不要投票给特朗普，哪怕谁也不投，却被父亲斩钉截铁地拒绝之后，她就把父亲彻底从自己的生活中剔除出去了。

菲利斯的父亲孔先生出生在上海，大学时来美国读书，是计算机科学硕士和数学博士，曾做了二十多年大学教授。菲利斯一直都想不通的一件事是：“父亲明明经常炫耀自己在数学上的成就，但是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都非常地不讲科学。他完全不相信气候变暖，也不相信那些证明口罩对预防新冠传播有用的文章。”

从小到大，菲利斯在得州身边有许多的亚裔移民，在经历了不同文化的洗礼之后，思想一般都比较开放，但是她的父亲却是非常保守又虔诚的天主教徒，从大学退休后成为了一名传教士。菲利斯从小在教会中长大，父亲要求她就读于教会大学。

“我在她身上倾注了最多的心血，比在她的哥哥姐姐身上倾注的更多，”孔先生说。

菲利斯也认同这一点，她说父亲从小就对她特别好，对她百依百顺，给她买昂贵的礼物。她的哥哥史蒂文(Steve)是同性恋，并且在奥巴马允许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和相爱已久的伴侣结了婚；她的姐姐黛比(Debbie)是更加激进的民主党支持者，在很小的时候，就和父亲激烈辩论。在无数彻夜的政治辩论、激烈的争吵和许多年的分歧之后，孔先生和史蒂文与黛比的关系都非常不好。他没有参加史蒂文的婚礼，在黛比患病需要财政帮助的时候也拒绝伸出援手。父亲甚至跟菲利斯说，因为自己的长子不听话，他要把传家宝传给菲利斯的儿子。

一直到上大学前，菲利斯都按照父亲的期望支持着共和党。她一度随他去参加共和党为选举造势的活动。她还记得，有一次活动，他们两个加上一名日本人是在场仅有的亚裔。她说：“我觉得这一点让父亲觉得自己很特殊，他和那位日本人谈论起来时口气非常的自豪。”

她直到在大学里才有机会真地去了解共和党的想法和政策，“并且发现它们和我的价值观并不相符。”

还年轻的她很坦然地告诉父亲自己支持民主党了，她的很多朋友和亲戚都支持民主党，她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没想到，这个决定在父亲那里，成了大逆不道的决定。父亲指着鼻子骂她：“该死的自由主义者！”过了一会儿又骂：“心肠太软的自由主义者！”

“父亲一直希望我能和他站在同一战线上，”菲利斯说，“他觉得我在大学里学坏了。”

“她太令我失望了！”孔先生说。

和菲利斯对于父亲矛盾的感情不同，史蒂文对于父亲的看法几乎都是负面的，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和父亲就政治进行辩论。“他太信奉精英政治了！”史蒂文说。“很多年后，我意识到和父亲吵架并没有用，因为和他争论，只会让他恼羞成怒，然后加倍相信自己之前的结论。”

自从孔先生没有去史蒂文的婚礼之后，原本还努力维持和平的菲利斯突然对这段父女关系失去了信心。

菲利斯虽然在美国出生，但是对于中美之间的对立却非常难过，觉得政治家不应该让普通的群众互相仇恨。她也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在研究生时选择了中医药专业。现在，她在奥斯汀经营一家中医针灸诊所。

孔先生则很少谈论和中国有关的问题，他以支持特朗普统治下的美国为荣。

当菲利斯在7月份要求父亲不给特朗普投票未果之后，她便不想再与父亲进行任何交流。“我现在还是会和他视频，因为我想让他看看我的孩子，也就是他的孙子孙女，”她叹气道。

交流与竞争

8月9日，奥斯汀华裔联盟做了一场关于如何处理家人间的政治分歧的讲座，我和瑟丽娜都参加了这场分享会。

有女嘉宾提到，她和父亲虽然政治上的立场几乎完全相反，但是在家里仍然能其乐融融地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她说：“我的父亲虽然仍然会投票给特朗普，但却说，当我开始不依赖他，独立做出政治上的选择时，他觉得我长大了，为我感到骄傲。”

话音未落，瑟丽娜已经泣不成声。她说：“我努力做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又何尝不是为了有一天，我的父母能为我感到骄傲呢？”哭完之后，她第二天又打来电话询问我意见，她反思道：“是不是我在和父亲交流的时候也做得不够好？”

如今，在ATXAsians群组中的瑟丽娜、姚敏和菲利斯仍然积极地参与到各项社区交流和义工活动中去。她们觉得，自己的力量虽然微小，可能并无法与特朗普相抗衡，但是或许可以帮助几个人，让那几个人不要生活在仇恨和歧视中。

与此同时，李先生、孔先生和张女士，都在积极参加着特朗普助选活动，希望他能顺利连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