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点名曲婉婷：境外不是资产转移天堂

几天前，歌手曲婉婷在微博发文引发关注。

尽管游子思念慈母本是人之常情，但奈何曲婉婷的妈妈还有另一种身份。

所以有网友留言称，“母亲被羁押后6年不敢回国一次，却在国外用赃款逍遥自在，这就是你的孝心吗？”

随后，曲婉婷微博引发的争论持续发酵，甚至引来中纪委直接点名发声。

《中国纪检监察报》在文章中指出：“舆论关注此事，正是因为人们痛恨腐败分子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攫取大量不义之财，满足亲属子女奢靡生活。”

文章严肃表示：境外不是资产转移天堂！

根据公开报道，曲婉婷母亲张明杰曾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市城镇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14年9月因涉嫌贪污、受贿与滥用职权罪被羁押，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在现实中，类似曲婉婷母亲的案例还有很多。主要表现在配偶子女移居海外，财产转移到境外，随时准备“跳船”。

在纪检部门这类人有个统一的称呼“裸官”。

比如，2020年6月外逃加拿大的“红通人员”、原铁道部运输局营运部调研员（正处级）海涛回国投案。海涛于2013年1月外逃，在退休前十年就违规获得外国永久居住权，配偶子女均已加入外国国籍。

再比如，“百名红通人员”之一的莫佩芬2007年至2011年在担任浙江省杭州西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期间，通过采用虚假发票冲账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司巨额资金，并将丈夫、女儿共同受贿部分所得转移至国外账户。

再比如，“百名红通人员”之一肖建明，在担任国有企业云锡集团董事长期间收受大额贿赂，并安排亲属冒领数额不菲的薪水。外逃之前，肖建明还通过各种手段安排主要关系人移居海外，并在海外购置了房产。

再比如，内蒙古自治区国防科工办原主任、经信委原副主任文民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资金，为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女儿在墨尔本购置房产。同时，他还以其女儿名义，通过非正常业务流程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存在新加坡华侨银行，用以规避名下财产。

再比如，广东省东莞市委原副秘书长吴湛辉将怀孕待产的妻子移居香港后大肆收受贿赂，通过地下钱庄疯狂洗钱，至案发前，共向境外转移资产9200万元港币，用于购买商品房供妻子女儿居住等。

从曲婉婷的角度天下没有不好的妈妈，但从其他人的角度，张明杰是一个涉嫌贪腐的裸官。

从中纪委的回应来看，将大量资产随直系亲属转移到海外是裸官外逃的基本步骤，也是其外逃的基础和目的。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表示，裸官”把配偶、子女处心积虑送往国外后，通过各种方式将赃款转移至海外家人的名下，认为即便自己不慎“翻船”、外逃失败，也可牺牲一人而保家人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所以，“裸官”更容易无所畏惧地贪财。

但出来混要做好还的准备。因为公职人员具有申报境外存款的法定义务。

根据中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境外的存款，应当依照国家规定申报。数额较大、隐瞒不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近期符合这一罪名的重要官员包括：

1、原广东省公安厅警卫局局长陈荣贵因受贿罪、隐瞒境外存款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九个月；

2、上海机场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吴建融因受贿罪、隐瞒境外存款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所以，隐瞒境外存款罪已经给国家公职人员划出了明确的红线：境外不是法外，即使处心积虑将赃款转移到境外，到头来也只是给自己增加了一项罪名。

除国法之外，有关行政法规规定公职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在国（境）外工作、生活和留学，及拥有境外银行存款、购置房产、投资等，都属于需要报告的个人有关事项，必须向单位或组织申报。

未来，金融机构将加大加强对公职人员向境外汇款行为的监管，监测范围可以扩大到其配偶子女等近亲属，金融部门一旦发现他们有大额汇款行为，将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报告。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刑法修正案已经设立了海外追逃程序。

比如潜逃新加坡并获永久居住权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人在国外并没有归案，但根据刑法修正案李华波夫妇在新加坡拥有的2953万元资产属于违法所得，依法应予没收。

这意味着中国司法部门可以正式向账款赃物所在国提出没收返还请求，从法律程序上解决了海外追赃的技术障碍。

截至发稿时，曲婉婷依然是自由身，她母亲的案子还在审理中。但中纪委公开点名曲婉婷微博争议的文章相当于给所有裸官和他们的家人敲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