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脑通话折射中越社会主义概念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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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与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通电话。中越双方对此的报道呈现了一点微妙的差异。

在中方，中国外交部于通话结束后放出对话通稿，中国各大主流媒体第一时间报道了相应内容。在越南一侧，越方各媒体仅能转载越通社的图片报道，该报道除《阮富仲总书记与习近平总书记通电话》的标题，对谈话内容没有描述，仅用三张照片展示阮富仲与习近平通电话时的场景。直到对话结束五个小时后，越方才以《越中高度重视新冠防控合作》为题，重新发表对话内容，这种做法是不多见的。

河内的做法有他自己的理由，越方需要从理论层面上展开一点符合越方理论高度的修改。譬如习近平在电话中强调的“捍卫共产党执政安全和社会主义制度安全，是中越双方最根本的共同战略利益”一语，就被越方有选择的忽略了。

首先，“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安全”可能仍与越南当前环境存在定义上的差异，根据越共总书记阮富仲5月20日发布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若干问题和越南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越南仍认为自己尚不处于社会主义阶段，而是“处于走向社会主义的建设、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的越南也只能发展其“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它这较之中国采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甚至还要再低一级。

其次，就越南国内思想与舆论的客观环境来说，习近平发言中“捍卫共产党执政安全和社会主义制度安全”的具体内容固然和越共“反对错误和敌对观点，保护党的社会主义思想基础和越南社会主义道路”有异曲同工之处，但这种较为激烈的警告，较之越方认定的十三大后“党在政治体制中的组织领导作用不断加强”全面向好的局势不啻于一盆冷水。

越南新冠疫情的变化，对其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及执政党的威信都存在一定影响

当然，越方对现状也有认识。越共十三大文件也清楚地写出了越共和越南社会主义的不利一面。越共认为，自身对政治体制的领导方式创新仍然缓慢，仍处于迷茫状态。部分党员和干部也不是真正的先锋与榜样。在理论工具层面上，越方以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自命，以至于直到2021年仍生吞活剥地采用“列宁关于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学说”。但他在北京面前仍要尽力展示自身制度自信的一面。

说到底，中方的发言在越方通稿中终究还是要被修改为符合越方需求的内容。就当前局面来说，越南“捍卫共产党执政安全和社会主义制度安全”的第一要着可能仍在新冠疫情的防控上。

随着河内方面已经大举购买两种版本共5,000万剂中国新冠疫苗，进而感谢中方为越方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这或许意味着只要“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仍是河内高度重视、头等优先的内容，那么河内在个别字句上的执拗或许都不算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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