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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亲子关系:爸妈 我要多好才算好?

中国文化的背景,是易于产生完美主义倾向的。人们意识不到,自己在把“完美”的标准当作普通,他们真心实意地认为这是一个及格线。

梓萱(化名)在美国读大学。因为疫情,她在国内长住了一段时间。闲暇的工夫,她试图去观察身边人的生活状态。在家里的小区门口,一位老大爷搬一张小椅子,架一个乐谱架,每天旁若无人地拉二胡。梓萱想,他应该非常开心吧。看到生活里有这样的人,她觉得有种瞬间被治愈的感觉。

梓萱好像没法做想做的那个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想成为学霸,可是好像离学霸这个目标越来越远。她希望自己是一个“酷酷的”人,但朋友们都说,梓萱是个老好人,很温柔。梓萱的妈妈说,从小她对女儿管得很严,但女儿是个乖女儿,说话总是能说到她心坎上。可梓萱说,那不是乖,那是恐惧。

小学一、二年级以前,梓萱和爷爷奶奶住在一块儿,隔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见父母一次。老年人对于学习比较佛系,她过了一段自由宽松的时光。妈妈回到身边以后,梓萱的第一感觉是母亲要夺回对女儿的掌控感。一次,一个辅导班老师说梓萱应该像个小姑娘的样子,好好打扮一下。没想到,妈妈拉着她一口气从头到脚买了一身新的,把奶奶搭的旧衣服都换了。梓萱记得自己穿着一身新,有点手足无措。

打扮得漂亮,学习也要漂亮。妈妈对不符合期待的考试成绩,和对旧衣服一样冷酷。“惨烈。”梓萱这样形容。一次期末考试后,她经受了一次“暴打”。那段经历在梓萱脑海中是一片混乱的片段。她只记得妈妈一直在教育她,一直到大吼,她只希望一切赶紧结束,有爷爷奶奶或者其他什么救兵出现。

有的时候,妈妈的脾气是不可捉摸的。一次,梓萱生日,和同学们在家里玩,正在兴头上,吵到了妈妈。妈妈当着所有人的面劈头盖脸地骂了她一通。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梓萱就开始学会捕捉妈妈的情绪,把话说到妈妈的心坎上。哪怕是长大成人的今天,她和妈妈住在一起的时候,听到钥匙插进门的声音,“身上的雷达立刻就启动了,我大部分时候都会主动走出去,看看妈妈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我没有安全感,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重新建立和回归到一个很有安全感的状态”。从小,梓萱就听妈妈在别人面前夸她懂事、贴心、小棉袄,可她在心里觉得,如果她不这样做,她就会被嫌弃。哪怕妈妈帮她收起沙发上的一件衣服,她都会有巨大的愧疚感。

大家族对梓萱的未来有很高的期待,梓萱因此不愿意参加亲戚的饭局,她受不了他们谈论这些。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她很拼。一个学期规定最少修12个学分,18个学分满额,但她要超额申请修20个学分。她觉得不承担超负荷的压力,就对不起自己。可她又觉得不是在为自己学。她不敢和妈妈通电话,她总担心自己的现状不能让妈妈满意。

有一次选修课,她差一点选了婚姻家庭——并不是因为她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而是她猜想学一点这些能更好地应对父母。她用Ipad记笔记,会反反复复纠结字写得是否足够好看,达不到要求的一定要擦掉重写。记笔记这件事,最终变成了以好看为最终目标。梓萱知道这很荒谬,可她控制不了自己。

小时候,妈妈对她的书法要求严格,写得不好看的作业会被当场撕掉。交作业的时候,梓萱一定要卡在截止日期前一两分钟,“有的时候是因为就是焦虑然后拖延,有的时候其实已经写好了,可是交上去这件事会让我非常不安,我会一直想着,觉得它不够好,不够完美,还需要修改,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然后会脑补教授看到这些不完美是不是会非常不满意”。

梓萱知道,妈妈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完美主义的人。工作中从不甘心落后他人。长大以后,她慢慢听说了妈妈的故事,理解了这种心态的来源。梓萱的外婆重男轻女。妈妈有两哥哥,一个非常努力,非常用功地读书,然后去了很好的大学,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事业发展得也不错,一直是家里备受推崇的榜样。另外一个哥哥,初中就离家打工。虽然办了一个自己的小厂,但收益一般,是大家眼里的失败案例。

最近两年,妈妈学佛禅修,好像变了。她不再执着什么工作成就。她告诉梓萱,她对梓萱没有什么要求,甚至鼓励她在毕业后安排一个间隔年和自己去做公益。可梓萱不敢。同龄人都按部就班地向前程飞奔,自己有什么底气停下来?她观察妈妈学习佛法,用康奈尔笔记法虔诚地做笔记,妈妈的墙壁上贴满了亮黄色的便利贴:几点到几点干吗,几点到几点又干吗。她想起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时候,妈妈就告诉她,必须每天都要制定时间表,严格执行。妈妈真的变了吗?梓萱不知道。她只觉得妈妈勤勉得好像明天就要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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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心理治疗的临床经验,北京林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訾非发现中国文化的背景是易于产生完美主义倾向的。“中国有科举制度传统在,我们在文化上易于接受统一的标准,促使大家相互比价。传统社会标准很明确,如果是上学读书,考取状元那就是完美。学而优则仕,工作之后就有官阶和头衔的比较。社会一致的欲望被符号化,且普遍被接受。在今天,我们比较高考分数的高低,比较收入的多寡,其实逻辑是一致的。”

在这个逻辑里面,我们鼓励竞争动机而非成就动机。“儿童在沙滩上修筑城堡,或者学着骑车、游泳,虽遭遇诸多挫折却能够坚持不懈,这些行为可以完全没有竞争的驱使,是获得某种能力的成就动机使然,”訾非说,“但同时,幼儿也有很强的竞争动机,他们希望比别人跑得快,跳得远,长得高,更漂亮,更被喜欢,被更多的人喜欢。相比而言,成年人反而更普遍地失去了成就动机,我们的竞争意识也没有更成熟,反而停留在简单化的人际比较上。”

在临床上,訾非经常看到一种兼具焦虑性人格、强迫性人格和自恋性人格的“三位一体人格”:“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深入人心的教育理念,这使个体过分看重自己的重要性,由此强化了自恋性人格的形成。儒家教育的另一面,则是灌输式的、无区别的正规教育,个体学习的动机来自获得权威者的认可与赞许,导致一种顺从的心理状态,这强化了强迫性人格倾向的发展。儒家强调个体的社会成就,与之相结合的考试制度更是激化了人的竞争意识,诱发个体内在的焦虑,加重焦虑性人格倾向。在中国文化环境下被称作完美主义者的个体,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这种三位一体人格类型。‘极高的目标和标准’和‘不完美焦虑’是这类完美主义者的两个主要特点。

控制溺爱型养育模式是中国常见的养育模式。訾非常常能从他接触的大学生身上发现这种养育方式留下的痕迹。“父母期望孩子在学习成绩上越出色越好,在生活上对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忽视他们的自理能力的培养。孩子通过获得好成绩而得到更多的关爱,甚至是溺爱;而在另一方面,孩子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情感交流。

我们在教育里并不鼓励认识和接纳自己的情绪和欲望。一个人想要什么不重要,情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按照最正确的方式达成目标。这是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也是成功的捷径。“一个初二的学生,临近中考的关头,突然对某个科学问题或者人文的问题产生了兴趣。很多学生就已经开始会有内疚感了:自己怎么花时间做一些没用的事情?哪怕这个兴趣本身,很可能比考上一个重点中学更能够让他一生产生幸福感。”

种种这些,都让“孩子难以发展出真实的自我,难以在真实的世界中与真实的人建立正常的关系”。

在咨询室里面,很多人谈到大学毕业后“远大的理想”。有的人计划,毕业之后第一年就能买一辆价值100万的豪车。“在长程咨询里,你能看到他们从小一步步走过来的过程,他们就好像是那个《楚门的世界》里的主角。”訾非说,“就像印度人把牛视作神,我们的社会把成绩好的孩子视作神。一个孩子,如果家长的要求高,他又有天资,从一年级到高三,一直前几名,一直有掌声,他其实不是生活在一个真实世界里的。等到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感到,我这么优秀,难道简历递出去会有人不要我?一旦进入现实,他会很不适应。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充满冷漠与敌意的世界,他们无力在新的环境中建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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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师宫学萍有一种感受:人们难以理解和接受“足够好”。前几年,“足够好(good enough)的妈妈”这个概念进入国内。原本,它的本意在给妈妈们减压:母职不用追求事无巨细,时刻精益求精。但宫学萍发现,现实语境里,“good enough”的意思完全变化了:“很多母亲反而会不停地反省自己:我足够好了吗?足够好又从‘差不离’变成了很高的目标。”

宫学萍常常遇到一种情形,很多家长找她咨询亲子关系,会讲到自己对孩子的期待。“我的要求不高。”他们常常以这句话开场。“那你对孩子有什么具体的期待呢?”宫学萍问。接下来,她会听到这样的描述:“我的孩子不用上清华北大,普通重点、比较好的大学就可以。”“不用挣很多很多的钱,够用就行。”“工作也不用特别了不起,不要太忙,能让他挺舒服的,开心就好。”“我对孩子找对象也没什么要求,合得来就行。”宫学萍问:“把您这一二三四五六条合起来,不缺钱、不缺成就感,又不缺美好的关系,您身边有几个这样的活人?”

人们意识不到自己在把‘完美’的标准当作普通,”宫学萍告诉我,“他们真心实意地认为这是一个及格线,他们并不是想要多优秀的孩子,而是深刻地担忧,只要没有这些,就会陷入某种不可控的巨大困境,达到这些标准才能带来基本的安全感。有太多不满意潜藏在人们心里:当家长执着地想要培养孩子的某些‘优点’的时候,他们心底真实的声音其实是‘不够好’。当家长把孩子的‘优秀’挂在嘴边的时候,他们心里其实充满了对‘是否足够优秀’的怀疑。我们对‘更好’的追求往往同样如此:我要更瘦,我要更有钱,我要更坚强,我要更勇敢——很多时候,人们追求的是一个标签,没有这个标签,他们稳不住。我觉得这是当代的一种很流行的痛苦。”

訾非觉得,在人的生活中需要一种与当下急功近利的主流精神大为不同的“复归于自然”的精神,把我们的注意力从那些神往、渴望、魔化、渺小化、夸大的思维中抽离出来,不做评价地体验当下的世界。在咨询中,对于那些焦虑不安的来访者,咨询师有时需要引导他们把注意力暂时离开他们的焦虑内容:“你看,现在你坐在咨询室里,天也没有塌下来。”“你看,不管你有多焦虑,那棵龟背竹还是在窗子底下安静地生长。”“现在你看那棵树,它的叶片被风翻动的模样多淡定。”“现在让我们望着这只瓶子,不去思考它的形状、颜色,而只是注视着它。”

高中以后,梓萱陆续被诊断出抑郁症、焦虑症和强迫症。她正开始尝试改变。她常常写日志,通过把一天中的事情记录下来,她看到了一些从前没有留意的生活的欢愉,开始扩大自己的世界。过去,她总是看很多收纳视频,认为所有的物品必须待在它们应该在的地方。现在,她慢慢放下了一些执念,她的房间开始有了住人的痕迹。前几天,妈妈说她变怪了,莫名其妙,不可理喻。她告诉妈妈:“恰恰,那才是正常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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