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美国如何对付俄国、伊朗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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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头号对手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并不没有结成传统意义上的盟友，但它们的协调行动，能够使超级大国美国的军事能力远远不敷使用。

知名战略学者哈尔·布兰德斯在其彭博社专栏上撰文，为不可能同时面临三场战争的美国开出了“逐个击破”的药方：对于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美国应“以升级促降级”，设法尽快结束俄罗斯的挑战；伊朗核危机进入新阶段至少还需要几个月，美国应连同以色列执行创新性的战略胁迫，瓦解伊朗的核威胁；而中国对台至少还需要两到三年，美国对华应内紧外松，推迟对抗与摊牌的时刻。加美编译，不代表认可其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从现在起的一年或两三年内，从欧洲到太平洋的战争扰乱了全球。这个想象并不是那样荒唐。几十年来美国从未面临过这种前景：在几个独立的战场上同时近期都存在军事对抗。

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点燃了欧洲几代人以来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并挑起了一场超级大国代理战争；在东亚，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增加。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份的台湾之行引发的紧张局势就证明了这一点；在中东，美国可能不得不在武力打击伊朗和接受伊朗为拥核国之间做出痛苦选择。

把这些危机放在一起，就有了欧亚大混战的雏形。

当然，噩梦般的情景通常不会实现。有可能这些情况都不会把美国拉入战争，而且走向冲突的最可能的时间表，也因地区而异。但这个思维实验表明：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已经变得多么普遍。它还提醒我们，今天的危机比它们表面上的关联性更为深刻。

美国的对立面可能没有正式结盟，但他们在一个关键地区，即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以关键方式结盟。捉襟见肘的美国不可能对其中一个问题作出反应，而不考虑对处理其他问题的能力而带来的影响。

因此，对美国国家治理能力的要求将是严峻的，因为华盛顿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不能轻易放弃，当然也无法承受看到这些问题同时升级。

在某些方面，美国的困境类似于二战之前的一段时期。

尽管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和普京在乌克兰的杀戮是那段历史的回响，但我们先把美国的对手们目前还没有犯下轴心国当年规模的侵略或暴行的事实放在一边；也姑且不论普京目前在乌克兰野蛮而笨拙的战争，看起来更像是对墨索里尼而不是对希特勒的模仿。需要看到，地缘政治的基本模式看起来令人痛苦地熟悉。

当时和现在一样，国际体系正受到来自许多方面的打击。当时的日本正在寻求在远东的主导地位；希特勒的德国正在争夺欧洲和其他地区的首要地位；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正在地中海和非洲血腥地追求重建（罗马）帝国；苏联最终将与希特勒作战，但也只是在帮助他瓜分完东欧之后。

这些修正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各自驱动着纳粹德国和大日本帝国的两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在根本上是互不相容的。尽管柏林、罗马和东京在1940年确实签署了它们的《三国同盟条约》，但彼此间全方位的不信任确保了这不过是一个松散协议，即炸毁现有秩序并在废墟中建立相互独立的帝国。

译注：“修正主义（revisionist）”这一概念是国际政治中一个十分常见的政治术语。被人们用来指称那些意欲颠覆或推翻现存秩序的国家。和毛泽东使用此词指代苏联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

1940年9月底，德国首都柏林地日本大使馆门前，悬挂着当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国旗，以庆祝《三国同盟条约》在当月27日的签署。

然而，如果说轴心国只是玩世不恭的伙伴，那么他们所追求的激进扩张计划之间却存在着深刻的、破坏性的协同作用。

独裁者们在关键时刻相互支持。

墨索里尼的支持帮助希特勒在1938年不流血地征服了奥地利还有捷克苏台德地区。一个法西斯国家的进展使其他国家胆战心惊。1940年德国在西欧的狂胜促动了日本，使其以战败的法国、绝望的英国和心烦意乱的美国等国利益为代价，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扩张。

当时和现在一样，民主世界的超级大国在各处都面临着麻烦，在任何地方都难以采取果断行动。20世纪30年代末，英国在面对意大利和日本的威胁时，犹豫不决，不敢对德国采取强硬立场。当时，在欧洲和亚洲的危机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说：“我根本没有足够的海军可以使用。”

即使是战时动员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从开战到终战，与多个对手的战斗其实迫使着盟国做出痛苦的权衡。不必非得是一个由极权主义对手组成的完全一体化联盟，才会使民主国家失去平衡并创造出全球前所未有的最严重、最普遍的安全危机。

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领导人难以预料区域性危机会如何迅速导致全球崩溃；同样，大多数后冷战时期的政策制定者从未想过美国的单极时代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专制国家一直在建立自己的军队并胁迫其邻国，并不是新闻，真正的新闻是，所有这些挑战都有可能变得尖锐。

由于普京入侵乌克兰，东欧正在燃起熊熊大火，这是一场时间长达一代人的活动的高潮，活动目的是恢复俄罗斯从中亚到波罗的海的霸主地位。今年2月份的闪电战如果成功，本可能会使俄罗斯在东欧获得领导地位，并针对暴露在其影响之下的几个北约国家产生新的威胁。

但俄罗斯的拙劣和乌克兰的抵抗，避免了上述情况的发生。但即使是一个被严重削弱的俄罗斯也有足够的能力制造麻烦，而且乌克兰战争还远未结束。

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有雄心勃勃的目标。基辅寻求解放所有被占领的领土，包括克里米亚；莫斯科的目标是将乌克兰变成一个贫穷的、被肢解的附庸国。这场战争还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超级大国胁迫竞赛。

华盛顿及其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资金和情报，以削弱普京的军队，他们通过制裁打击俄罗斯经济；莫斯科利用能源胁迫使欧洲的战争更加痛苦，它威胁要进行核升级，希望通过限制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来收窄自己在战场上的损失。

普京似乎认为自己有可能在遭受重大失败前胁迫敌人退出，而美国则表现得好像它可以阻止普京升级到足够长的时间，以让乌克兰获胜。这一切的结果是一种暴力的、不稳定的平衡，这种平衡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因为涉事双方坚定地追求着不可调和的目标。

与此同时，冲突的倒计时可能已经在台湾海峡开始。北京利用佩洛西访台作为借口进行侵略性军事演习，预示着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基线更高了。中国大陆官员肯定更为愿意在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实现他们的目标，即：控制台湾并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

普京在乌克兰血腥而混乱的行动，有可能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使用武力更加谨慎。然而，如果习近平选择武力制服台湾，那么三十年来中国的军事建设无疑给了他一个远比普京更好的机会。

事实上，习近平可能不得不使用武力来获得他想要的东西。台湾不经抵抗而屈服于新极权主义的可能性逐年下降，而美国及其盟友似乎越来越想阻止北京对地区主导权的争夺。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苏利文最近说，美国在与北京的竞争中正处于“决定性年代的头几年”。

中国的侵略威胁何时会变得最为严重？华盛顿对此进行了激烈辩论；即使是最担心的观察家也认为摊牌至少还有两到三年的时间。然而，随着中国颠覆东亚平衡的决心与美国维护平衡的决心相撞，战争的风险正在上升。

然后是永远易燃的中东，一个美国人很想忽略的地区。从美国退出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开始（2017年），到卡西姆·苏莱曼尼将军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被炸死（2020年），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正在进行的、但又间歇性的较量几乎在2019年和2020年初爆发为战争。

据报道，伊朗在铀浓缩方面的进展使其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制造出核武器。因此，美国和以色列必须考虑是否需要更多的胁迫手段来防止伊朗越过这条红线。

如果恢复核协议的谈判最终失败，危机可能在几个月后到来。或者，如果谈判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危机可能会慢慢形成。即使达成了一些协议，美国仍然可能面对一个核武装的基础设施比2015年时更先进的伊朗、一个由于至少部分制裁豁免而拥有额外现金的伊朗、以及一个可能更加积极谋求从海湾到黎凡特地区首要地位的伊朗。

译注：黎凡特一般指地中海东岸地区。

美国和对手在这些地区的战争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所有这些战场上，都具有明显的可能性。

健康的地区体系是健康的全球体系的基础。当多个地区同时爆发战争时，会使全球秩序崩溃。欧洲、波斯湾和东亚共同构成了更大战场（欧亚大陆）的战略核心，而欧亚大陆一直是现代全球政治的焦点。修正主义国家通过在其区域内挑起动荡，同时动摇了国际体系的几根支柱。

此外，仅仅通过追求自身议程，他们就为其他国家创造了可利用的机会。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激烈紧张关系迫使华盛顿在伊朗问题上谨慎行事。拜登的政府在与普京打交道时，必须警惕对习近平的挑衅。

就普京而言，他输掉了自己的赌博。他赌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将确保自己在入侵乌克兰时美国反应会高度不力。然而，美中竞争态势可能很快会变得非常不堪的危险，仍然给普京带来了希望：如果能坚持下去，他就能获胜。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对手们是具有矛盾心态的朋友。习近平并没有把普京从乌克兰的泥潭中解救出来；如果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真的把美国赶出欧亚大陆，他们之间就可能会闹翻。但是，如果不能成功地对抗超级大国（美国），它们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就给了一个压倒性的动机来结盟。

美国人可能不认为中俄关系是一个联盟，但这主要是因为这一联盟缺乏明确的相互防御保证，而这种保证是二战以来美国与其盟国关系的特点。即便如此，这种关系仍具有联盟的许多属性：武器销售和军事演习、国防技术方面的联系不断加强、合作维持中亚地区的专制国家的稳定。

中俄联盟还涉及一项默契的互不侵犯条约，使北京和莫斯科能够专注于美国而不是担心对方。欧亚大陆两边的战争风险越来越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两个大国对手现在可以 “背靠背”地作战。

伊朗与俄罗斯和中国不在同一重量级上，但它是这个松散的修正主义轴心的一部分。俄罗斯和伊朗为拯救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共同作战，而中国则在联合国安理会进行干预以帮助它们。中国和俄罗斯定期保护德黑兰免受美国的压力，推迟或淡化制裁，并向伊朗出售武器。

这种合作正变得更具指向性。德黑兰在2019年与华盛顿的关系急剧紧张后，其与莫斯科和北京进行了三边海军演习；2021年与中国签署了为期25年的战略伙伴关系；现在向俄罗斯提供了数百架用于乌克兰的军用无人机。

德黑兰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凸显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如果任何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被决定性地击败，其他修正主义国家将面临的局面是，有恃无恐的超级大国（美国）可以更积极地针对其剩余的敌人。

中国可能不想卷入乌克兰问题。然而，如果习近平担心俄罗斯濒临军事崩溃，可能导致莫斯科的政治崩溃，他可能会感到压力，不顾美国愤怒的威胁，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物资。

不要指望俄罗斯、伊朗和中国会为自己的伙伴而自杀，但也不要以为他们会对伙伴的命运无动于衷。

美国政府往往难以同时处理一个以上的危机，因为高层决策者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美国目前应对同时多处军事挑战的能力比冷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弱。2010年代初大幅削减实际国防开支，加上不断恶化的威胁水平，迫使美国采取“一次击败一个大国”的国防战略，而不是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同时击败两个大国”标准。

这一转变反映了一种早该有的认识，即与一个强大的对手，尤其是与中国进行一场重大战争将给美国军队带来最大的负担。然而，这意味着五角大楼缺乏应对两个，更不用说三个战场的手段，如果它们环环相扣地发生的话。

战略教科书通常说，一个承诺高于能力的国家应该削减前者或增添后者。这是合理的长期建议，但现在却没有什么帮助。

所谓的亚洲优先者认为：美国应该缓和对抗，甚至清偿掉在中东和欧洲的承诺，以专注于中国。最近沙特削减石油产量的决定在华盛顿激起了两党愤怒，他们可能会因此得到鼓舞。

但转向以中国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将是不明智的。立即缓和乌克兰局势可能会让普京挽回一场混乱的胜利，并发出一个信号，即常规侵略在核胁迫的撑腰下会得偿所愿；而当德黑兰处于核门槛时，从中东大幅撤军是确立伊朗霸权或地区无政府状态的秘方。

在理想的条件下，退却行动都是很难做到的，更不用说在对手正在推进的时候。

唉，另一个传统答案：花更多的钱也可能不起作用。正如乌克兰战争和大量非党派性人士的分析所显示的那样：美国迫切需要增加国防开支，以发挥能力，增加弹药储备，并加强赢得一场战争所需的工业基础，更不用说两场或三场战争。

华盛顿不能允许近期的问题，即：相对于目的而言的手段不足成为一种长期的、地缘政治上的衰弱状况。但是，如果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建设，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见效，如果不久后就爆发巨大的麻烦，那么时间太长也不会在近期产生作用。

剩下的选择，是一种排序策略，即寻求管理几个不稳定的问题，但既不急于撤退也不使它们迅速达到爆发点。排序策略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华盛顿在某个地区的可用时间可能比另一个地区多。乌克兰的决定性时刻可能在几周或几个月后就到来，而与中国最危险的时刻可能在几年后才开始。

排序的目的是通过快速解决某个地区的问题，同时推迟其他地方的对抗，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可用时间上的差距。然而，由于这种策略是那些缺乏更好选择的人的避难所，所以不能保证它能成功。

排序策略首先需要结束美国已经在进行的战争，即使是在间接地进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可以说大大有利于美国的全球态势，因为它导致了北约的扩大和俄罗斯军队的失血。然而，长期战斗最终可能会伤害华盛顿，因为它分散了华盛顿对中国所构成的更大威胁的注意力，并消耗了五角大楼所需的稀缺美元和武器，使其难以遏制其他冲突，以及在有必要的情况下，难以在其他冲突中参与打击。

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并没有显而易见的答案。普京没有表现出就乌克兰愿意或应该接受的条件进行谈判的动机。在乌克兰拥有军事优势的情况下，现在对乌克兰做出限制，将开创一个可怕的先例，有效地使俄罗斯的侵略合法化，而且可能只是白白给莫斯科一个机会，使其之后能够重新开始战斗。

然而，如果为了结束俄乌战争而主张踩下油门，那么还有一些无法量化的危险。在试图将俄罗斯赶出整个乌克兰，其中包括克里米亚时，可能导致普京兑现其核威胁。乌克兰战争可能成为那些自相矛盾的冲突之一，就像1950年的朝鲜一样：越来越接近胜利实际上使人更接近灾难。

摆脱这种困境并不容易，而那些断言有这种可能的人，比如认为普京只是虚张声势的人，认为应该逼迫普京亮出来底牌的人，正显示出一种非凡的分析自信。但是，普京迄今为止一直坚持在口头上威胁核升级，而不是发出更有威胁性的信号，例如明显地调动其核力量。这一事实表明：他可能试图获得核恐吓的好处，而不付出核战争的代价。因此，也许值得在短期内冒着更高的冲突扩大风险，来减少一场折磨人的持久战的风险。

这将意味着在未来几个月内大幅增加美国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和其他支持，希望能让乌克兰在俄罗斯动员新的力量之前尽可能多地解放领土，也许还能震动到普京或其继任者，使其提出更严肃的谈判。

但这也可能意味着向乌克兰施压，使其在一些更雄心勃勃的、正当的战争目标上有所收敛，比如对俄罗斯战犯进行审判；以及在克里米亚问题的处置上保持灵活；并在其目前的攻势达到高潮时推进严肃的外交举措。

这些政策中的后者甚至可能为前者服务。如果法国和德国等欧洲美国盟友感觉到，乌克兰照顾到了法德对局势升级的忧虑，那么他们可能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资金和武器。

这种方法需要将战略保证核战略威慑匹配起来，向普京清楚地传达美国不寻求与俄罗斯进行规模更大的战争，但如果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它将得到更大规模的战争。这种威胁是任何使乌克兰获胜的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即使我们不清楚美国总统，在面临被迫做出决定的时候，是否会实际执行这一威胁。

请把这看作是美国抢用了俄罗斯那臭名昭著的战略：“以升级促降级”，这可以帮助乌克兰实现有利的和平，而不是简单地一头扎进与一个拥核国家的冲突中。但不要自欺欺人，这种方法仍然是有风险的，即使它成功了，它带给乌克兰的也会比乌克兰应得的少。

假设五角大楼认为中国大陆至少在两三年内不会攻打台湾，那么“以升级促降级”的策略仍有时间在乌克兰发挥作用。那么在东亚，正确的政策可以被称为“内紧外松”（quiet urgency，直译为安静的紧迫性），即：在加强美国防御能力的同时推迟摊牌。

美国应该以最小的张扬程度，加速武装台湾军队，使其具备所谓的反介入/区域封锁能力，并推动台湾接受非对称的、全社会参与的防御能力，这一点在乌克兰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美国应该加强与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的规划，以确定在危机中可以得到哪些军事协助，并与更多的民主国家一起预先计划全面制裁，以防中国使用武力。

最重要的是，美国应该在中国周边部署更多的舰艇和飞机，并加快大规模生产可以阻止中国入侵的能力，包括：水雷、无人飞机和无人潜航器、反舰导弹和其他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关键是利用乌克兰战争已经带来的警觉，认真准备对中国的另一场战争。

不过，与华盛顿目前的情绪相反，采取这种策略需要放弃象征性的步骤，这些步骤对台湾没有什么帮助，却给了北京发飙的借口。国会领导人的善意访问，以及台湾在华盛顿的非官方代表团的改名挑衅都是坏主意。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就像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所建议的那样，会更糟糕。在美国准备好保卫台湾之前，它应该轻声细语，同时建立一个更凶猛的大棒。

就剩下中东了，在那里就和以往一样，选项都很糟糕，最好的结果可能只是控制伤害的程度而已。美国在中东的谈判地位很弱，因为伊朗认为华盛顿急于避免一场重大危机。然而，在与两个拥核大国的关系都紧张的情况下，增加美国谈判筹码的大多数选择，例如可信地威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似乎都是不合理的风险。

因此，排序策略是与时间博弈的艺术，推迟在对抗和屈服之间做出选择。即使关于伊朗核项目的外交协议极其不完美，也至少会推迟政治军事对决，而这个协议至少管用，一直到面临着越来越激烈国内挑战的伊朗政权，被扫入历史垃圾堆之前。

然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伊朗的不妥协态度，以及一个软弱的协议将在华盛顿引发的政治漩涡，可能会使这个选择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以色列可能会采取创造性的胁迫手段：加强秘密行动、网络攻击、更强有力的经济制裁，也许美国还会向以色列出售先进的掩体炸弹，使以色列能够可信地威胁发动单边攻击。

巴比伦行动（又称歌剧院行动）是以色列在1981年6月7日发动的一场军事行动，目标是摧毁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的奥斯拉克（Osirak）核反应堆，阻止伊拉克发展核武器。这次行动中，核反应堆被炸至严重损毁，不能被使用，同时有10名伊拉克军人和1名法国的技术人员死亡。伊拉克当局试图重建该核反应堆，法国政府也同意协助重建，然而法国却在1984年退出重建计划。Ideru,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成功”，意味着与拥有大量核基础设施的伊朗保持持续且紧张的关系。但失败也很容易发生。即使美国想拖延时间，以色列的耐心可能也比不上华盛顿的耐心。战争之外的胁迫可能会引发伊朗的军事反应。或者，伊朗可能认为美国过度延伸自身力量，并更加努力地争取优势。

在一个逐渐不稳定的国际体系中，美国可能根本无法控制危机出现的时间和地点。美国的对手不一定要按照美国的剧本行事。中国可以赌一把，认为在乌克兰战争解决之前进攻台湾会更好；受到严重打击的俄罗斯可能会拒绝和解，希望中国对台湾的侵略能让莫斯科不再成为主要目标。

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年内不会面临一场战争，更不用说两场或三场。即使是极富决心的独裁者也不会轻易冒险与超级大国美国发生冲突。但想要实现那么好而和平的未来，需要良好的战略，而且很可能需要好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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