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式极权是“回应式的极权” 有时也有灵活性的一面

邓聿文专栏：极权主义有时也有灵活性的一面

邓聿文 2022年12月15日

习近平的极权主义是一种回应式的极权，在不违背政权根本利益，不对习的权力和地位造成过大冲击下，对事关民众利益、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些非政治性议题和事件，当局也会及时去回应，尽量消除民怨。（美联社）

中国防疫新十条包括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对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很多人预料到这点，但连健康码也不再查验，多数人可能没想到，尤其一些担忧疫情放开步子太大的人，还是希望健康码在接下来的防疫中发挥作用。

不过在我看来，健康码这么快就结束历史使命，也没什么奇怪的。大约一月前，我在一期节目中回答听从的提问时说，如果中国放弃清零政策或者疫情结束，官方应该不会再保留健康码以跟踪监视民众。当时一位听众问我，在疫情结束后，政府为监控民众，会不会继续保留健康码，民众出行会不会要求继续扫码。我知道很多人忧虑这个，早就有人说，习所以要采取严厉的清零政策和封控措施，其实不是为防疫，而是在做一项社会试验，看看中国人能不能忍受这种极端的社会管控，以彻底驯服民众。

假如习真有这个想法，“白纸运动”表明，他这个驯服民众的社会试验是失败的。但我认为，在疫情结束后，他即使要更好控制社会，也不会保留健康码，原因很简单，健康码是因应防疫的需要而产生的，既然疫情已经结束，再在民众的出行中查验健康码不但于理说不通，而且会显得十分怪异可笑。有人会说，极权政权不会跟你讲什么理的。这话应该说只对了一半。对具体的人它确实很多时候不讲理，但健康码的问题关乎每个人，当局要把它保留下来继续查验就须有说得通的理由，总不能说，我这样做是为了继续监控你。它真要监控民众，可以用其他的工具和方式。事实上，手机本身就是极权政权的监控工具。

健康码起初是由马云的阿里公司开发的一款用于企业内部员工的APP，最早把它用在防疫上的，是杭州市政府，后来就将它推广到全国，作为个人的电子通行证使用。改造升级后的健康码，大致包含了个人基本资讯、个人健康资讯、行程资讯、健康证明信息四类，并合并了核酸检测证明、疫苗接种证明，以及场所码、复工码、货运码等资讯，种类繁杂，似乎无所不包。过去三年，健康码在防疫中“大显身手”，当局也用它方便地监控民众，以致现在很多人谈起健康码，就对它没有好感。

“白纸运动”表明，他这个驯服民众的社会试验是失败的。但我认为，在疫情结束后，他即使要更好控制社会，也不会保留健康码。（美联社）

现在健康码的退场印证了我之前的判断，此举说明，即使像习政权这样的极权政府，在民意压力下，还是有一定的灵活性，而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完全僵化。事实上，此次官方放弃清零，也是面对“白纸运动”怕触怒民意而退让。在抗议初起时，有人基于六四教训以及对习的判断，认为当局会暴力镇压，一场类似六四的流血事件恐怕不可避免。但当局以放弃清零政策平息了这场运动，放开的尺度甚至让一些人觉得不适，步子太快。出现这种情况当然不单单是因为“白纸运动”，经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更关键因素，可至少在抗议发生后，它能顺从民意，就坡下驴，而不是为了维护习的面子不放开，或者延迟一段时间比如明年初再开放。

这里涉及如何来评价习政权的的性质问题。我在2019年曾做出一个判断，习的极权主义是一种回应式的极权。所谓“回应式极权”，指的是在不违背政权根本利益，不对习的权力和地位造成过大冲击下，对事关民众利益、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些非政治性议题和事件，当局也会及时去回应，尽量消除民怨。过去十年，我们看到它基本是这样做的。比如年初的铁炼女事件以及七、八月份的唐山打人事件，开始它可能会迟疑，但在舆论发酵后，会迅速跟进，加大处理力度，并给民众一个结果。

当然，当局这套应急反应模式不是今天才有，以前也是这么做的。但和过去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由于自媒体的发达，今天网络围观形成的公众舆论力量比以前要大得多，即便和胡锦涛时期相比也是如此；二是官方的回应速度特别是事后的处理速度比过去也要快，尤其有一批失职的官员会被处理。再考虑江、胡时期被看作威权时代，习时期则被贴上极权标签，当局能对社会的敏感事件这样处置，说明它的灵活性尚未完全丧失。

有人会不同意我的说法以及对习政权的定性，没关系，可以争论，以使我们对习政权有更准确、更清醒的了解和认识。过于夸大习政权的强大，从而让人产生沮丧心理，是完全不必的；但也不要认为它只会一味强硬，完全失去弹性，似乎只要社会抗议一起，它的强硬立场会加速它的倒台。尽管极权政权本质上是僵化的，可它也随时在学习和调整自己的统治策略，提醒人们注意这点终究不是坏事。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