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多政治风暴：中干预选举只能承受？

加拿大媒体广泛报道中国两度干预加拿大2019、2022年度大选，加国总理杜鲁多（Justin Trudeau）3月上旬宣布对此启动特别报告机制（Special Rapporteur）、3月15日任命前加拿大总督强斯敦（David Johnston）担任特别报告员 ，研拟是否进行公众调查，以此回应来自加拿大民间的督促压力。

随著中国干预选举的文件和报道揭露，加拿大的政坛与民间也展开了各种攻防与辩论——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已调查此事多时，并在2022年1月首度向特鲁多提出汇报，然而为何加拿大政府面临民主威胁，却时至如今才缓慢采取行动？

而由于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自身也陷入是否接受中国金援的疑云，杜鲁多并未立即采取公开调查的态度立即招致加拿大社会批评，同时加拿大华人社群则陷入尴尬处境——如今，加拿大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否正面临著前所未有的挑战？

▌国家情报局发现了什么？

加拿大社会对中国干预选举的关注，起源于在国安情报局（CSIS）2019年、2021年的机密报告外泄，该报告警示多名候选人受中国政府影响、资助，中国政府的两大目标是确保自由党政府在2021年大选后继续执政，以及击败个别特定的保守党候选人。

为此，中国政府向驻加拿大各领事馆施压要求制定战略、影响在加拿大政坛和社会上活跃的华人及华人团体。报告提及，对中国来说最好的情况是自由党持续以席次不过半的少数派政府之姿执政，并引述2021年的选举日前八周，有中国驻加外交使团的领事官员表态指出北京当局“偏好国会中的政党相互争斗，反之如果执政党席次过半，加拿大政府就可以轻易实施不利于中国的政策。”

CSIS在报告中列出的影响选举手法，包括提供未申报的政治献金，或让某些企业主雇用中国留学生并“指派他们全职担任竞选活动志工”、以及鼓励捐款给中国支持的候选人——CSIS 在2021年12月20日的报告指出，在受鼓励的捐款人以政治献金获得联邦政府的抵税额之后，原本捐款数额和抵税额之间的价差，会被还给捐款人。当中最关键的部分，则是设法影响华人移民社群的意向。

报告中也具体点出议员名字，据《CBC》的报道，外泄的2019年CSIS的机密报告中，曾经严正告知杜鲁多的自由党，有关该党的多伦多地区的候选人董晗鹏（Han Dong）可能受到中国领事馆的青睐。

根据报道的消息来源，国安情报局一直注意著曾任安大略省议员的董晗鹏，因为他在2019年取代同选区另一名中国出生的的时任国会议员谭耕、获得党内提名的情况有些可疑。

谭耕本身在过去也有提名争议——谭耕在2014年宣布参加自由党党内提名，其过程中他被指控特意召募大量华裔人士入党以通过初选；当选后谭耕也与中国政府互动密切、多次到中国访问。谭耕还曾经被指控为一位涉嫌诈欺的中商传信给当时的加拿大驻中副大使，不料该信被转交给加拿大调查局处理；谭耕也为此而宣布不再竞选连任。

而董晗鹏则被这次国安情报局的报告指出是多伦多中国领事馆“属意”的候选人。董晗鹏在最近一次，加拿大国会有关维吾尔人权议案的投票日当日刻意不出席（同天他仍参与了其他议案投票），引发了更多的联想。顺带一提，该维吾尔人权议案仍得到322位出席的国会议员全数通过。

另外在国安情报局的机密报告中，时任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佟晓玲曾对外宣称，自己“击败2名保守党议员”，加拿大媒体和政界普遍认为所指的是在2021年加拿大国会大选落选的两位香港背景议员——已连任的三届国会议员黄陈小萍（Alice Wong）及首次争取连任的赵锦荣（Kenny Chiu），此事可说间接证实了中国对加拿大的选举产生影响。

赵锦荣曾则在多次公开的为香港民主、维吾尔及西藏人权出声，也与加拿大的台湾社区互动频繁，似乎因而成为中国的眼中钉。他在任内提出的《外国影响注册法》，也是目前被认为解决外国势力影响加拿大选举的必要途径之一。

除了国会议员之外，《环球邮报》报道引述了国安情报局2022年1月份的报告，当中提及佟晓玲“培养”加拿大华裔官员参选、以牟取北京利益——《环球邮报》认为，这指的是2022年10月胜选温哥华市长的沈观健（Ken Sim）。在选战中，沈观健微幅胜出前任市长史都华（Kennedy Stewart）3万7,000票。

史都华任内对台友好，除暂停与中国外交官会面外，也大力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包括推动温哥华与高雄结为姊妹市，史都华表示自己在2022年5月时听取CSIS的中国专家简报外国干预市政的情形，简报中提到佟晓玲及中国海外官媒对史都华本人的攻击，指责他“散布阴谋论、分裂华人社区”。

CSIS的报告中，也指出佟晓玲在2021年11月中旬，即谈到要协调华侨、以在市长与市议员选举中发挥作用，要求“尽一切努力提高少数族裔在2022年温哥华市长选举的投票率”、要“选出一名特定的华裔候选人”。

针对一样被CSIS报告指出受到中国干扰的2022温哥华市选，沈观健拒绝加拿大媒体的采访请求，仅透过发言人回应“无法就与国安机构的互动发表评论”，以及表示沈观健自从上任温哥华市长以来，还未与中国领事馆人员会面。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在东岸的董晗鹏、西岸的赵锦荣及黄陈小萍的选区，或是整个温哥华，都有大量的华人选票，因此各党的竞选策略都会提名华人参选。在华人社区中，“华人参政”也是另一个希望改变加拿大政治生态的运动，但是却造就了另一种变相的发展，就是让有许多华人选民“依肤色投票”，为了争华人地位的“一口气”而支持特定候选人。

或许就是这“争一口气”的心态，让一向擅长操作民族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加拿大的民主社会，找到许多干预的空间。

▌为什么不立刻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对于国安情报局的报告直指有自由党议员接受中国政府金援，特鲁多对此的回应是一再否认、也声称自由党政府并未忽视CSIS所提出的警告，然而加拿大在野党并不买单；特鲁多选择任命“特别报告员”、而非启动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决定，更在实质调查行动展开前，就让加拿大社会质疑所谓“特别报告员”能够提供意见的公正性。

由于中国干预选举一事，不仅是外国势力介入、还牵扯出总理及总理办公室是否也涉入不法的疑云，因此照理来说，此时应该采取的措施是启动独立调查委员会，总理特鲁多本人、以及过去曾一同听取CSIS汇报的总理高级幕僚都应一并接受调查——最大在野党保守党党魁波利耶夫（Pierre Poilievre）近期在国会质询杜鲁多时，更直指杜鲁多“不敢面对真相”，杜鲁多采取的闪躲态度，似乎也让自由党陷入危机。

根据保守党的说法，其实早在2011年，保守党籍前总理哈柏（Stephen Harper）执政时，就曾经收过CSIS有关中国政府干预加拿大选举的机密报告，哈柏政府也对保守党自家提名的候选人有特别的注意。继任哈柏总理之位的特鲁多，几乎不可能对这项报告毫不知情，只是选择如何面对而已。

保守党抨击杜鲁多的面对方式，就是以拖延策略，试图让与论产生疲乏，将今天的新闻熬成明日的旧闻，等到焦点不再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可以不需要面对。

杜鲁多的回应，则是一再地说明国会议员已经可以透过 国会安全情报小组（NSICOP）监督政府如何处置中国介入选举疑云，但杜鲁多避提的是，NSICOP并没有任何执法的权限，无法实质促使政府积极地去处理问题，这番说法恐怕让加拿大人民误认“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就如他选择任命特别报告员，而非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那样，可能只是在延宕加拿大社会对此案的关注、直至退烧。

▌杜鲁多家族与中国的渊源

事实上，对加拿大人而言，自由党一路走来与中国的关系一直是令人关切的。

自由党籍的前总理克里田（Jean Chretien）及马田（Paul Martin）政府与中国之间关系热络，中国市场更对克里田和马田的家族企业的至关重要，其紧密关系甚至曾经是澳洲政府希望仿效的对象。

杜鲁多家族也和中国有著一定渊源，根据加拿大《全国邮报》的报道，杜鲁多的父亲、前总理皮耶・杜鲁多，就曾于1948、1949年走访世界各国进行背包旅行，当中就包括中国，当时共产党才刚刚接管中国。

而后，皮耶・杜鲁多又在1960年中国大跃进时期与其好友埃博特（Jacques Hébert，1983年由老特鲁多任命为参议员）一同再赴中国旅行。两人后来还一起出版了一本书《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书中一段话可以道尽了他们对中国的好感：“有质疑的人会说，我们看到一切不真实，我们也不应该太过佩服他们那些很特别的成就，但我们不这么想。”

老杜鲁多和埃博特两人在书中，更是赞扬毛泽东带领著中国人民走出漫长的阴霾岁月。在老杜鲁多1968年当选总理后，他的外交政策之一就是与中国建交；他更在1973年以总理身份访问了中国，以及在卸任前一年的1983年以和平之旅的名义再访中国。

老杜鲁多还曾经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刚发生之际，带著全家再度到中国度假，当时他已经卸任总理，而时年18岁的大儿子贾斯汀（即是如今的加拿大总理）跟15岁的小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re），也都在此最敏感的时刻同行。

杜鲁多全家几乎没有在行前或事后，对天安门事件有任何的评论。亚历山大甚至在自己2016年出版的书《迷失在新中国的乡巴佬》中，表达了对中国政府的欣赏，认为中国如果没有一个集权的政府，就无法如此“进步”。

而成为现任总理的贾斯汀．杜鲁多，也曾在2013年的一个募款餐会中，表示他对中国政府有一定程度的羡慕，认为集权统治让中国可以很快翻转原本的贫困处境。随后在他跟著父亲的脚步当选了总理后，更提出了加拿大的中国政策要“重新启动”。

倘若不是疫情及俄乌战争让整个自由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有了戏剧性改变，加拿大对中国的立场是很难在自由党的执政下有太大的改变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G20对特鲁多的那场“训斥”记忆犹新，加拿大人民也正高度关注这位总理如何拆解这次加拿大民主政治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