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前 抓住外派机会搬离北京去伦敦

2022年夏天，我决定抓住一次公司外派的机会，前往伦敦总部工作。

这个夏天我27岁，和先生老K定居北京，已婚两年，尚无生育计划。北京是他的家乡，也是我过去十年生活的中心，我们很爱这座城市。当然北京也有很多缺点，其中疫情期间强力的管控、职场上的加班文化，以及我们所居住的海淀“鸡娃成风”，是我们最关心的三个问题。在我拿到外派机会后，已经从一家996大厂辞职的老K和不想未来成为“海淀妈妈”的我一拍即合，决定马上接受。

新闻上的英国并不吸引人：依然“肆虐”的疫情，令人咋舌的通货膨胀和能源账单，每天被当作笑料的首相鲍里斯……在我心中，英国也已经不再是五年前留学时“哈利波特和甘道夫的神秘故乡”，而是麻瓜世界里问题一大堆但仍然有吸引力的远方。

一方面，在当时严格的疫情防控下，拿到签证后，出国比出北京要方便，我们愿意承担感染的风险，来换取行动的自由。另一方面，在这个人生阶段，如果继续在北京按部就班地过下去，日子好像可以一眼望到头：继续做已经熟练的工作、生娃养娃，慢慢变老。

这样的日子也没什么不好，但我想再闯一闯。

一直到出发前，北京市的要求都是每48小时测一次核酸。

“倒数第三次核酸。”

“倒数第二次。”

“最后一次。”

这样默念着，我们迎来了出发的那一天。

我和老K带了四个精心调整过重量的托运行李，里面塞满了四季的衣物和家庭常用药，以及小型健身用具、Switch游戏机、星空灯，还有精选的几本中文书。登机箱里则码好了我们的三台电脑和相机，还有所有证件和复印件。

离开的那一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回北京，所以有几丝悲壮的意味。当时的回国政策是“7+3”，7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隔离，我们准备在外面观望一阵子。彼时国际航班寥寥无几，但我们很幸运地订到了国航恢复北京-伦敦直飞后的第一班飞机。这一班票价很贵，是国泰航空从香港转机票价的两倍，但可以省掉转机的麻烦，也最符合签证对入境时间的要求。

时隔三年后第一次乘坐国际航班，一种不真实感一直笼罩着我。漫长的十个小时里，我时不时点来巡航地图看一看——我们飞出内蒙了，我们飞到中东了，我们在飞跃英吉利海峡了……小小的飞机图标一点点击打着我的意识。

落地希思罗机场，一股久违的空气中混合香水的味道钻进鼻腔，老K总结其为“一股外国味儿”。机场很繁忙，人们行色匆匆，空中飘荡着不同国家的语言。依然敬畏新冠的我精神紧绷，把口罩严严实实地戴好。

当天有火车罢工，来接机的人晚了半个小时。我用酒精湿巾擦了座位，坚持全程戴着口罩。老K则在坚持了两分钟后就把口罩扯下来：“不想戴了。”

两个月前刚刚从北京去往伦敦的两个朋友都劝我，落地先去打疫苗，打完后感染症状会轻很多。入住酒店休息一晚后，我们在英国政府的网站上找到了无需预约就可以打疫苗的接种点清单，选了离我们最近的一家Boots，接种了一阵莫德纳加强针。

这一针让我们第二天在床上躺了一天。老K发了一上午的烧，我浑身肌肉酸痛。恢复精神后，我们的胳膊又痛了几天。幸运的是，接种后我们不再戴口罩，现在六个月过去了，一切安好。

在决定离开北京之前，我和老K有过一次长谈，讨论了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一是生活成本会变高，伦敦的物价我们曾在一起去旅行时有所体会，加上通胀危机会更厉害。二是作为外国人一定会遇到很多不方便，而且英国的办事效率也会比国内差很多。但到了英国后，琐碎而具体的困难扑面而来，我们做出的那点心理准备完全不够用。

首先是租房。我们很幸运，最开始的两个月，我们临时住在一位朋友已经确认卖掉、正在走手续的房子里，同时寻觅着未来的长期住处。

伦敦区域的划分和北京有类似之处，是一环一环的，最中心是1区，在往外一圈是2区，然后是3区、4区。方位上来讲，西伦敦更受青睐。但因为公司地处东伦敦1区，我们想在东边的2区找一套房子。最开始考虑的是一室一厅，月租基本上在1600-2000镑左右，如果算上每月水电网和市政税账单，租房的开销就在1800-2200镑左右。

高昂的房租背后原因很多。英国疫情影响逐渐淡去，前两年因为远程工作搬离伦敦的人正在搬回伦敦，要找房。英国各地刚刚大学毕业、来伦敦工作的人，要找房。从全球涌来伦敦上学的新生，也要找房。我们赶在九月开学季租房，可以说几乎是最坏的时机了。房东们都被惯坏，要潜在租客们“盲拍”，在不知道彼此出价的情况下加价竞拍租房。一位疫情三年来一直住在伦敦的朋友告诉我们：“放在去年这个时候，租房市场是完全反过来的，房东降价求着我们租房。”这位朋友在去年续租时砍了每月200镑的房租，但在今年又加了回来。

贵还不是唯一的问题，我们没料到租房还要靠抢——线上看到的房源如果不马上预约看房，很快就被租掉下线了。有时候约好了第二天去看房，结果当天晚上就被告知已经租出去了。好不容易出了一个offer，中介或房东还会回邮件问你是否愿意加价，但不会告诉你加多少才可以租下来。就在这样疯狂的市场里，我们两个月期间线上线下看了十几套房，因为时间问题和拒绝竞价一次次被人抢走。最崩溃的是，在看到第8、9套时，有一套很喜欢的房子被他人以50镑之差抢走，让我们懊恼了很久：“如果知道加50镑就可以，那我们也可以加呀！”但又一面痛恨着：“如果所有的租客都不要这样盲目竞价，房东不就不会得逞了吗？”

最后租到的房子，是我们勇闯门店抢下来的。那天是星期六，我们在心仪的社区实地看完两套房子后，突然在网上看到新放出来的一套房子也在附近，户型好价格也划算，于是赶紧打电话预约看房，对方说最快只能帮我们约到星期一晚上。但就在我们准备打道回府的路上，我们突然看到了这家中介的门店，于是直接敲门进去，问是否可以现在就看房，没想到对方说正好有人在看，我们可以加入。

我们马上就去看了这套房子：它有一个带阳台的客厅，从客厅的落地窗可以看到泰晤士河的支流，厨房是封闭式的而且有吸油烟机，浴室有我爱的浴缸。唯一的不足是床小了一点，但我们已经没有力气挑剔。当天晚上，我和中介沟通说愿意以挂牌价租房。这一次的房东和中介都很佛系，没有逼问我们加价，很快同意了出租，导致我一度以为他们是否诈骗。一直到签合同前，我都担心他们会突然毁约，用更高的价钱租给其他人，又担心房子是不是有什么我们没看出来的问题，才愿意这样“便宜”地租给我们。

还好我们真的只是遇到了懒得玩“市场游戏”的人，在这套公寓里开开心心地住到了现在。

读书时，我曾在英国住过一年，所以很多事情不算陌生。但作为职场人重回英国，体验还是颇为不同，最显著的一点就是英国的低工资和高税收。

很多人（包括我父母）似乎觉得，在国外工作就一定会比在国内赚更多的钱，但实际上，虽然税前工资换算成人民币涨了一些，但税后工资区别并不明显。扣除保险、养老金、税金，再交掉住房的市政税，差不多四成工资会消失不见。而即使是看税前工资，英国的水平也比美国、香港、新加坡这些地方差了一大截，比北上广的高薪职位应该也差出不少。一个从顶级投行的香港办公室转岗到伦敦的华人朋友就我们抱怨过“赚的钱少了一半”。

低工资已经成为英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2022年底，公司根据通货膨胀率为我们普涨薪资10%以上，但很多公司和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的涨薪幅度并没有跟上通货膨胀。这些矛盾也促成了英国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从新年浩浩荡荡地持续到现在，最高峰时罢工人数达到了50万。虽然罢工不足为奇，但这次让我惊讶的是，老师、护士和救护车也会罢工。这些背负着“道德枷锁”的职业，不仅薪资本来就较低，涨薪幅度也很低，因此他们的罢工虽然难免会影响到教育和医疗，但也得到了很多英国民众的理解。

在互联网上的中文社区，我看到很多学生对罢工非常不满，当然也有少数人表示支持。很多人把罢工描绘成一种“摆烂”，但并不知道其实罢工是不领工资的（可能会有工会补贴）。那种想象里的“不想上班就罢工”并不存在，更多时候罢工者的确是被逼急了。而且，即使享有了罢工的自由，罢工者和政府的对话依然非常艰难，结果如何至今没有定论。

历史性的大罢工并不是我们在英国赶上的唯一“热闹”。去年8月底我们抵英时，时任首相鲍里斯正在接受英国民众的猛烈抨击。9月初，保守党推出了新党魁候选人特拉斯和苏纳克，特拉斯赢得竞选出任首相，随即宣布要减税，于是英镑历史性地跌到了8以下——我收到第一个月工资时，新闻报道头条是“英镑跌至37年来最低”，令人心情复杂。这还没完，特拉斯只做了49天首相就被骂到辞职，被《经济学人》嘲讽“没有架子上的生菜长久”。紧接着，苏纳克顶了上来，预计会撑到下一届英国大选。

就在乱哄哄接连更换首相的同时，在位70年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与世长辞。她去世的第二天，我和老K去了白金汉宫附近，但根本无法靠近——人太多了，铁栅栏、大树旁、喷泉边上，到处都堆满了鲜花、卡片和气球。乌泱泱的英国人拿着花排起长队，都想送来自己的一点悼念。后来，我的一位英国同事去排了一夜的队进威敏寺瞻仰女王遗体。她和我说：“我一般不会排这么长的队，但这是一辈子只有一次的事情。”更多的同事告诉我，虽然他们觉得君主制非常离谱，但女王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女性，即将继承王位的查尔斯连她的半点儿都比不上。

回想起来，我们刚来时的头两个月正是英国频繁占据国际头条的时刻，经常有家人朋友好奇地来打听我们感受如何。但诚实地说，自脱欧和疫情以来，英国人似乎早已习惯了这种混乱。在自嘲英国正在崩塌的同时，他们依然平静地生活着。而客居异国的我总有一种抽离感：当地再混乱，我也很难真情实感地认为这是我需要担忧的问题。我的身份认同依然在一万公里外的故土，所以面对英国的种种新闻，我的情绪也异常平稳。这一点，我在北京是做不到的。

新年伊始，我和老K爆发了来英国后最严重的一次争吵。

这个新年期间，政策转向，我们远在国内的家人和朋友们依次感染了新冠，其中最严重的是我母亲，转阴后咳嗽不见好转，排队拍CT发现感染至肺部，打了五天抗病毒和抗菌的药，又过了几个星期才逐渐病愈。幸运的则是，家里好几位八旬老人感染后都症状轻微，平稳度过。

1月8日起，中国大陆彻底取消了入境集中隔离政策，凭借48小时核酸阴性结果即可入境。因为刚刚出来不久，我们短期内本来没有计划回国，想着再等等说不定核酸都不需要了，可以重回2019年前的美好生活。

但一个新的危机出现了——来英国快半年了，老K还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

老K是金融专业生，本硕都毕业于国内最好的大学，毕业后一共为两家公司工作过，一家是国内的顶级私募，一家是头部互联网公司，工作内容都围绕中国市场。一年多以前，他辞掉了强度极高的工作，以专职炒股作为收入来源。在此期间，隔三差五就有北京的猎头找他推荐工作，都是高薪职位，但也都是高强度工作，他暂时没有考虑。

炒股不是长久之计，老K又只熟悉A股，在英国会受到时差影响。寄希望于英国职场对劳动法的尊重，他计划到伦敦后重回职场。而且在伦敦安定好后，我们发现在英国拥有一份工作比我们预想的还要重要：租房、买房、买车、办申根签证等各种手续都需要验证雇主信息。而找工作这件事本身却比我们想象的难很多：老K投出的许多简历石沉大海，拿到一些面试最终也没能成功被录取。从小到大一路顺遂的他开始怀疑自己。

“我没有英国的学历，也没有英国的工作经历，我的学校和公司都很好，但这里的人好像都没听过。”几次面试失败后，老K垂头丧气地和我总结。我了解他，他数理逻辑很好、学习能力很强，但并不善于在面试中把自己的优势和经验讲出亮点，再加上面试从母语变成英文，表现力就会再降一个台阶。

但从英国朋友和我分享的故事来看，我觉得他过早失去了信心。一个刚从伦敦名校毕业不久的香港女生告诉我，她的同学们（包括英国人）毕业后都需要平均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才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而社交网络上努力留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更是要投递几百份简历才能拿到offer. 我试图用这些例子安慰老K，但用处似乎不大。老K陷入了沮丧：“他们是校招，我是社招，岗位本来就少。他们毕竟还是英国学校毕业的，我一个和英国毫无关系的外国人，完全没有竞争优势。”

虽然努力安慰老K，但眼看着他一次次被拒绝，我的压力也很大。一方面是经济压力：伦敦的高开销让我一个月只有一点点结余，与在北京的存钱速度相距甚远。另一方面，我也很担心他越久找不到工作，就会越耽误他找到工作，最后成为他职业发展的阻碍。

我们离开北京，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卷不动了”。但“卷”的基因又好像深入骨髓，难以摆脱。焦虑起来，我开始丧失耐心，告诉老K要再多努努力，多投简历多找人聊。一来二去，矛盾彻底爆发了。

“我大老远为了你跑来的英国，你现在嫌弃我不挣钱了是不是？”老K委屈地冲我嚷嚷。

我的火气噌地冒出来：“你在国内时也已经一年多没上班了，决定来英国是因为你自己也想离开北京。现在管控放开了，变成为了我来英国了？这个锅我可不背。”

讲实话，老K虽然一年多没上班，但经济上不欠我的。他毕业后在金融和互联网行业工作，存下的钱够他躺五六年也没问题，而且他的股票、期权甚至竞业补贴都足够覆盖他在北京的日常开销。在伦敦的花销我们也是你来我往，基本持平。我虽然感受到了一定的经济压力，但并没有担心钱不够花，最大的担忧还是他把自己的“一手好牌”打坏掉。

“你不用像操心孩子一样操心我。”老K和我说：“实在不行就回北京，累就累点，肯定有工作。”

他说的没错，回北京肯定有工作。疫情宣告结束，经济复苏成为最大任务，各大被整顿的行业也有松绑迹象。在国内的朋友告诉我，几个月没消息的猎头又开始给自己打电话了。在IMF最新的预期中，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被上调到5.2%，而英国则是G7国家里唯一被认为会“负增长”的国家。巨大的困惑摆在我们面前：“到底要不要回去？”

“你疯了吗？我们还一个个羡慕你们呢，这么快就动摇要回来？”在北京的一位朋友听说我的问题，连珠炮似的发来了一串语音：

“他不好找工作，受挫了吧？你多安慰安慰他。他一个北京户口TOP2毕业的直男，在北京顺风顺水的早就习惯了。现在去英国了，谁认识他？谁搭理他？肯定不好受啊！”

“不管怎么说，他去英国的动力肯定没有你作为一个女生强。他这样跟你过去，我觉得他一定是很爱你。”

“你们千万别因为这个吵架，这种事太伤感情了。把你温柔的一面拿出来，都会好的。”

我哭笑不得，回复他：已经吵完了，但会听你的教诲。

这位朋友是性少数群体，也因此希望去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环境生活。他心直口快，曾经告诉我，如果不是少数群体，他很可能会选择回老家“做一个快乐的油腻男子”。我明白他的意思，其实我的内心深处也知道，搬离北京对我的好处大于老K，不仅因为我是“小城”姑娘，更因为我是小城“姑娘”。

或许是命运眷顾，就在那场大争吵后不久，一家企业的投资部主动联系上了老K，请他面试一份投资工作。而老K也抓住了机会，在三轮面试后成功拿到了offer. 这是老K第一次为知名度不高的小公司工作，也是他第一次拥有了一份可以下午六点就下班的工作。有一天他下班时，发了一个“下班啦”的表情给我，感叹道：“毕业以来，每次都是你给我发这个表情，然后我加班到夜里十二点。现在终于我也能给你发这个表情了。”

伦敦纬度很高，和漠河差不多，冬天日照时间很短，很多人会经历冬季抑郁。我们踩着夏天的尾巴来到伦敦后，天气就开始逐渐变冷。日出越来越晚，日落越来越早。白天最短的时候，下午三点多就已经日落。在伦敦生活多年的华人朋友提醒我们，冬天要注意情绪管理，也可以买一个模拟日照灯来调节心情。

我和老K没有买灯，但在闲暇时间看遍了伦敦市中心所有的冬季灯饰。从牛津街的天使灯到邦德街的王冠灯，一盏盏光亮在努力点亮漫长的寒夜。黑色星期五时，我们订了一台电视送到家里，从此不想出门时就安心窝在家里刷剧、看世界杯。

昂贵的能源账单是这个冬天的另一个问题。战争还未结束，天然气价格仍居高位，电费也不甘示弱。在接到第一个月的账单前，我曾经忐忑过是否会收到“天价账单”，所幸在英国政府的补贴之下，费用虽贵但还可以承担。几个月下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笔固定支出。

跃过了一个又一个绊子，伦敦变得越来越有家的感觉。我们开始熟悉社区里的每一家超市和便利店，也熟悉附近的图书馆、健身房和攀岩馆。最让人惊喜的是楼下一家白俄罗斯人开的杂货店，每天上新手工水饺，虽然个头小，但味道特别好，不仅比被“香源”垄断的中超水饺好吃，价格也划算很多。老板说，附近居住的不少中国人都到他家买饺子。

除了白俄罗斯人的杂货店，我们还探索了家附近希腊人开的快餐、越南人的餐厅，还有巴基斯坦人开的Kebab——不想做饭的时候，我们最钟爱这家Kebab，经常打包羊肉薯条回家吃。巴基斯坦大哥已经熟悉我们，会时不时赠送我们两瓶免费饮料。

这也是伦敦最迷人的地方：在逆全球化的时代，它依然是种族、宗教与文化的大熔炉。这里昂贵、地铁老旧脏乱、市中心偷盗频发，但却靠着文化氛围和多元包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当我走在伦敦街头，永远都能听到各种不同的语言，见到各种不同的族群，而且人们对这一点早就习以为常。一位伊朗裔的伦敦女性告诉我：“我无法想象搬离伦敦，世界上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城市。人们总说纽约多元，但你在纽约依然能够感受到区隔（segmentation），伦敦要好得多。”

老K拿到offer后，我们出去痛快地吃了一顿中餐。中餐在伦敦的价格约是在北京的两倍，我们还没能习惯随随便便就吃上一顿。这一天，我们两个人点了烧鸭、椒盐鱿鱼、爆三样和干炒牛河，比过年时吃得还好。我忍不住感叹，好像回到了小时候那个遇到喜事才下馆子“搓一顿”的年代。

此时已是二月，白天逐渐变长，楼下不知名的花一树一树地开了起来，打开窗就能闻到一阵清香。晴天变多，我们种在阳台上的欧芹和罗勒晒着太阳破土而出，节节窜高。

老K入职前一天是情人节。他在家里炒了一大锅宫保鸡丁，说生怕上班后忙起来就没时间做饭了，要再好好做一顿饭给我吃。不知不觉，落日时间已经从三点半变成了五点半。我踩着日落下班，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一瓶霞多丽酒。

新家置办不全，还没有高脚杯。我们把酒倒进两个玻璃茶杯，对着两大盘鸡丁和两碗白米饭举起了茶杯，脆生生地撞了一下：

“Cheers! 庆祝我们活过了伦敦的第一个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