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上岸教职，我走过一条蜿蜒曲折的路

01

这是我今天第三次看表了。指针终于转到了10点50分。看着电脑上反复演练的课件，我深吸一口气，随即关上电脑，转身锁上办公室的门。深色的玻璃门上挂着我的名牌，宣誓着我的主权。穿过明亮的走廊和大厅，我不自主地挺了挺身子，希望利索的西装能给我的新身份加持，衬得我成熟一点，把我和那些年龄相仿的学生区分开来。我一手端着茶杯，一手夹着电脑，轻车熟路地走向我要教课的教室。一个小时以前我就已经来踩点认门了。然而，等我到了教室门口时，大门紧锁，里面似乎还在上另外一堂课。怎么回事。我愣了一下赶紧查看了一下系主任给我发的课程排表，上面写着11点30分。我顿时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灰溜溜地踱步回办公室。这是我入职T学院，作为助理教授工作的第一天。

开学第一周，我小心翼翼地适应着这个新身份。A面的我，在全院教职工会议上自信地自我介绍，在社交酒会上和新同事谈笑风生，在讲台上魅力四射，引得不少学生来旁听我的课。B面的我仿佛穿了一件加大号的衣服，企图拼命地膨胀自已来匹配上这个亮闪闪的名号。办公室里光秃秃的六层书架上仅陈列着十几本书，那是我毕业之前导师送给我的。你的办公室会需要这些书的。她意味深长地说。现在，我望着这贫瘠的书架，就像看到了自己浅薄的学识，再一看其他老师办公室里满满的一墙书，我的脸都感觉烧了起来。

图：我那“空溜溜”的办公室

为什么选我呢？这是我最想问的问题。跟其他候选人相比，我没有光鲜闪亮的博士后经历，更没有毕业于我们专业的头部院校。我的论文发表和引用量虽有但也并不突出。拿到offer的时候我甚至还没有博士毕业。我们很欣赏你的跨学科交叉的背景，你的job talk（注：面试候选人给学院师生做的关于自己研究的演讲）给我们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你做的研究被媒体报道了也是一个加分项。系主任真诚地说到。我相信他的诚意，但我觉得这些理由并不能说服我。在教职上岸如此激烈的今天，我深知自己的硬性指标不是最优秀的。我的好友X，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累积都有上千的引用量，还创办了服务众多学子的求职科研信息分享平台，结果申请了多家名校的职位都被刷下来，最后只能在两个排名一般的州立大学里面挑挑选选。跟我竞争同一岗位的候选人Y，在MIT读博，入选拉丁美洲30岁以下福布斯精英榜，发表的论文比我更多引用量也更高。虽然Y最后入职了另一间的常春藤学校，我还是很长一段时间都陷入了冒名顶替综合征，忍不住猜想我是不是学校“退而求其次”的选项。

直到有一天，我再一次向一个同事旁敲恻隐地抛出了这个问题，她坚定地看着我说，不，你当时就是我的第一选项。顿了一顿，她补充道，我觉得你是所有候选人里面里，最能展现你关心的深度的。很多人说他们关心某个事情，关心的程度仅仅是发表几篇论文，但是我可以看到你的关心是有厚度。那一下，我被击中了。

02

2011年，我从一所公立高中转到一所国际学校准备出国留学。以前每天早上6点半起来跑操晚上在宿舍打着小夜灯的学习的日子，一下子变成了没有考试压力的选课和人手一台电脑的自由（我们需要用电脑上美国AP和社区学院的网课和做作业）。在大段大段留白的时间里，我开始关注TEDx，青年志，创客空间，三明治，CAPE全球青年实践网络等等各式各样的社会机构。这些机构展示了很多不同的年轻人多元的职业选择，让我深深地着迷。

我印象中最深的还是CAPE专栏作者黄泓翔写的一系列在南非调查走私动物的文章。为了协助当地警察，他机智地扮演了一个买家的身份与走私犯周旋。没有人会怀疑一个中国面孔和口音对象牙和犀牛角的热情。直到走私犯放下警惕给他展示了珍稀保护动物制品的一刻，南非的特警一拥而上将其逮捕。在文末，他大声地呼吁道：中国人不仅应该“走出去”，但更应该“走进来”。走进当地历史文化，走进当地人的友谊，走进与非洲共同发展的愿望，是对非洲其本身而非作为一个赚钱之所的热爱。读到这里时，我的脑袋嗡嗡响，这是血液往头顶上冲的感觉。跟这些有血有肉的思考和真实世界相比，校园里的商赛，模联，学生会就像一场拙劣的成年表演。

我迫切地想要把我所看到的学校以外的世界分享出去。高二的时候，拿着爸妈给的一千五百块启动资金，我和其他几个高中生搭建了一个高中生社会实践活动信息平台。我的想法很简单，参与的第一步是打破信息鸿沟。然而网站维持了一年之后，我发现热度并不高。很多同学知道了信息也并没有参与的愿望。参与课外这些杂七杂八的活动有什么用呢？当时的我并不能给出一个答案。

高三暑假，我创办了第二个项目，开源学校，取义自开源软件的精神，意寓任何人都可以来开课，在任何地方学习。这是一个免费开放给同龄人的三天的夏令营。手里握着从青年项目基金会申请到的微薄的资金，我租下了一个破旧的培训机构的三间教室。开学前一天，我和团队成员给教室进行了大扫除，把桌椅推到角落，在地板上铺上泡沫垫，在墙上贴了一个卡纸剪的简易的世界地图，在玻璃门上挂上了“课程表”，又各自从家里薅了几盆植物和明信片做摆设，我们的草台班子就正式成立了。接下来的几天，来自社会各界的十几位教员给三十几位高中和中专生分享了3D打印，古文字入门，Photoshop入门，社会创新，恋爱心理学，应用戏剧，走访社会企业等等新鲜的课题。从第一天在楼梯口被家长质疑是否是诈骗，到最后一天所有学员默默帮忙把教室恢复原位，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戏剧的是，最后是这些杂七杂八的活动而不是我平庸的SAT成绩把我送进了一所美国顶尖的大学B。

带着理想主义的高光，我在B大学里选修了社会学，希望可以更深入地去理解社会问题。然而，我为无法在社会学中找到入世的切入点而感到失望。我学习了人是如何在系统和制度中被一步一步异化的，但却没有找到如何解开这些异化的钥匙。甚至我连自己都没有办法解开。来到美国后，我赖以自豪的思考能力和行动力一下子都没有了用武之地。我无法用英语表达细腻的想法，我关心的问题本地人无法共情，我申请的奖学金和实习也把我拒之门外。强烈的挫败感动摇了我以往的自信心，让我迫切地想要抓住一些让我有安全感的东西。

我的第一个抓手就是绩点GPA。讽刺的是，即使我先前对教育有如此多的反思，我却无法逃脱东亚教育体制下所养成的学习习惯。越是无法将课堂上教的社会学理论在我自己的生命里落地，我越是想要通过拿到高分来证明我“学会了”。这种无意义感的冲突在社会学理论每周一次的讨论课里爆发了。那是期中考试前的一节讨论课，助教梳理了一遍我们前半学期看到的文献的主要内容。因为无法深入阅读理解原文献，我非常依赖这种概括性的总结来在考试的时候引用。然而这次助教说得太快了，很多地方我没有来得及记下来。离下课还有五分钟，助教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人举手。于是我怯生生地问道，能再给我讲一遍吗？助教顿了顿，眼神飘到了其他地方，还有其他问题吗？课室里仍然是沉默。这短短的五分钟，我如坐针毡，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学期结束之后，我甚至还因为这堂课的讨论部分拿了C而跟教授投诉了助教。我认为这次经历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创伤，才导致我在后来的讨论课上无法发言。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里面有些委屈和愤怒是冲着助教发泄的，更深的一些羞愧则是冲着自己的：我竟然把自我价值与学习捆绑地如此之深。

第二个抓手则是大量地学习实用的技能。我尝试了商科，设计，甚至是计算机的课程。然而，当我发现，我们小组最后提交的作业里，我用一周时间写出来的代码早已被计算机专业的队友改得面目全非的时候，我悲哀地意识到，这就是一场没有悬念的龟兔赛跑。比起发令枪一响就直奔终点的兔子，我这只乌龟还在起点左兜右转，甚至连终点在哪里都不知道。

03

正当我钻进死胡同的时候，我机缘巧合地发现了一所创新学校M正在招收创始班学生。M校的理念深深地打动了我：全球沉浸式学习，以城市为校园，提炼每个学科背后的思维方式，科技平台赋能的主动学习模式，国际多元的学生群体等等。每一项都戳到了我大学生活的痛点。更重要的是，这一次我不是一个人在愚公移山。

不出意外，当我把从名校退学到M校重新开始的想法跟父母说了以后，他们坚决反对。我在十多页的Word文档上一条一条列出了此举的利与弊，我给他们翻译了我能找到的所有关于M校的资料，我找了高中的时候的导师来给我的选择背书，我在他们面前哭得声嘶力竭。在抗争无果之后，我只好安慰自己。也许他们是对的。这确实是一条充满风险的路。

然而我的肾上腺素不这么想。M校发布了第一条创始班学生的视频后，我开始失眠。我翻来覆去地把这个视频看了很多遍。铛铛车驶过旧金山的街头，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走在街上，面对镜头自信地说，我来这里探索未知，我想让我的每一天都充满挑战，我为能够成为学校的创始班学生感到无比的荣幸和谦卑。他们眼里的光刺痛了我。我本来也可以是他们其中的一员。这不是一间适合所有人的大学，学校的创始人Ben在视频中诚恳地说到，你是否能够接受这样一所学校，没有校园，以城市为讲台；没有主流单一的文化，无论你从何而来，都会体验到文化冲击。这些对每一个学生来说，都是艰难的问题。

几天后，我向爸妈宣布了我的决定。我要从B校提前两年毕业，再去M校重读一次本科。我仔细地算过了我的学分。如果每个学期修25个学分（学校所能允许的每学期最高学分限制；总共120分可以毕业），再加上大二暑期学校，我可以在大三开始之前拿到毕业证书，这也最大程度上解决了爸妈的后顾之忧。提前毕业省下来的学费加上M校的奖学金，足以让我有了一点经济独立的底气。接下来的一年，我摒弃了所有的社交活动，每天泡在图书馆里。渐渐地，学生中心的牛肉卷从我最喜欢的味道变成了让我一闻就头疼的梦魇。晚上踏着星光回家，就连路过的流浪汉也懒得搭理我。他们早已经知道我就是个两手空空的穷学生。那时的我认定，M校就是我对抗体制的解药。

一年后，我坐在M校学术导师面前哭得稀里哗啦。M校要求所有学生在大一开学之前自学Python编程。我成了少数几个没有通过开学编程考试的人之一。过往上计算机课时的创伤性记忆又涌现了上来，我委屈地对学术导师说，我暑假把好几个线上编程课程都上完了，但是一到应用就又不会了。我实在不知道学编程对我有什么意义。我的学术导师是认知科学的教授。你感兴趣什么，他问道。社会学，心理学，各类社会科学，总之跟理科沾不上边。学导在键盘上敲击了几下，给我看在维基百科上搜索的人口增长的曲线图。他耐心地解释道，你看，如果你会编程的话，就可以根据这个已知的函数创建一个方程(functon)。这样你只要输入一串时间作为自变量，通过方程得出因变量，再画到X-Y轴的图像上，就可以模拟人口未来的增长啦。似懂非懂，我盯着曲线图入了神，这好像也没有那么难。

在逐渐突破了编程思维的瓶颈之后，我开始喜欢上了模拟社会系统的感觉，甚至从社会科学专业转到了计算机专业。M校大一有一门必修课叫复杂系统，通过物理，生物，生态，环境，社会学等跨学科的视角来分析很多互相作用的成分所组成的系统。我的第一个实习就是建立一个模型来模拟职场上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招聘和升职方法，如何在系统层面对女性产生了不公平的待遇。我和我的上司测试了两种假设，如果一个公司一开始所有层级都是50-50的男女比例，但是在升职的时候引入少量的男性偏见，五年后，这个公司的男女比例会是如何；如果一个公司一开始男多女少，但是在招聘和升职的时候给予所有候选人公平的机会，五年之后又如何。系统模拟的结果表明，请“偏见”入室非常容易，而送走“偏见”非常难。想要解决职场性别不平等问题，仅仅创造平等的招聘和升职条件是不够的，公司需要积极地采取平权行动，大力支持女性的职场发展。后来我们研究的结果还发表到了福布斯新闻上。我感觉自己摸到了第一把对抗异化的钥匙。如果你还没有对手强大，你至少可以创造出一个模拟的对手，在无数次对话和演练中提升自己，联结盟友，直到挖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虽然学业上渐入佳境，我的教育“乌托邦”的历程仿佛从一个体制又掉入了另一个体制的怪圈。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二下学期）的最后一周，我又一次去了中国城，一个人点了我最喜欢吃的卤味拼盘。在回程的火车上，又一次看着连成片的棚屋一闪而过。这是我在历史课程作业里分析过的贫民窟Villa 31，但是我只在跟学校安排的向导去实地田野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进去过了。我又约见了我的西语老师，互相留了脸书账号，尽管我知道这一别我们很可能再也不会联系。回到宿舍楼，提前搬出去的同学把街角的垃圾桶塞得满满当当，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用的小电器，生活用品，和食物等等。我突然就厌倦了这种候鸟式的生活。短短三个月的时间，走马观花地体验了当地的生活，我们真的有给当地的社区带来正向的影响吗？

这种感觉在韩国首尔（大三上学期）变得更加强烈。教育乌托邦的新鲜感褪去，变换莫测的评分系统，层出不穷的新挑战，还有为别人解释了第一千遍的为什么选择M校的情绪劳动，让我和我的同学无时无刻不处在一种应激状态中。毕业临近，社会期望像一辆准点的火车碾压而来。作为第一届毕业生（注：和创始班合并），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对象。研究生院校会接受我们的学历吗？雇主会认可我们的经历吗？名校背书究竟有多重要？没有人有确切的答案。实用主义的氛围在学校悄悄蔓延，大家对学业也更上心了。计算机的专业课程的难度逐渐增加，我不得不把大段大段的时间都泡在写代码里。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在咖啡馆里从早上8点一直到下午5点都在尝试作业里的一个问题却一直都做不出来，最后才发现是题目出错了。从咖啡馆走回宿舍楼的路上，西斜的阳光把城市的街道衬得暖暖的，贩卖韩国炒年糕和鱼饼的小店氤氲着烟火气，而我却觉得离世界越来越远。来到宿舍楼底的紫菜包饭店，我手指着菜单的图片，用眼神示意老板娘点菜。我一个字也不想多说，更不想努力再学一门新的语言，甚至连与人交谈的愿望都在一点点丧失。

为了“自救”，我在大三下学期间隔了一个学期，来到香港一个非营利机构全职做软件开发和编程教学。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编程，而这些学生的困难不仅在于技术学习上，更在于心理上。他们会觉得编程是给精英大学生学的，他们这些loser是不可能学会的。但一旦他们能突破这一点，这件事就会给他们赋能。创始人Bill热情洋溢地介绍着他做这个项目的初衷。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是神指引我的”。Bill是香港人，在非洲加纳出生长大，曾经在香港任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讲师，后来退出创办了这家非营利机构。“我的同事都觉得我疯了，放着这么好的铁饭碗不要”，Bill笑着说。

从文转理的痛并快乐还历历在目，我对Bill的理念深表认同。然而对于这些读技校的学生而言，自我认知的瓶颈并不是那么容易突破的。无论我如何精心设计课程的内容，总有一些学生在底下打游戏和聊天。有什么办法能够大家能够觉得编程思维其实很简单呢? 有一天，我上课的时候看到几个顽皮的学生在底下偷偷地打扑克。我灵机一动，跟他们说，我教你们用“扑克”编程好不好。晚上回到住处，我开始研究了起来。根据信息学理论的原理，每一张扑克牌至少可以代表了一个字节的信息。如果要模拟一个石头剪刀布游戏的代码，学生就需要先为每张扑克牌赋值，比如黑桃代表石头，方块代表剪刀。然后再定义一套运行逻辑，比如方块比黑桃要小。最后玩游戏的过程其实就是在运行同一套逻辑方程。大半夜的，我为自己的“天才”想法激动不已，恨不得明天马上在课堂上推行一下。然而第二天，这个想法在同学间的热度仅仅维持了十几分钟就告罄。我的心情就像过山车一样沉入了谷底。

在香港的生活就像是摆锤实验的另一端。我从一个被电脑屏幕隔绝开来的，严丝合缝的世界，跳入了真实的，情感黏腻的一线工作中。如果做单纯的技术类的工作，脱离了社会现实让我很难受，觉得没有对人产生正向的影响。如果单纯做社会性质的工作，我无法持续的付出情感劳动，这种为别人着想而燃烧自己的感觉让我精疲力尽。至少最近这十年，我想自私一点，为了自己而活。这是我第一次认真思考起了读博的选项。如果做大学老师意味着像Bill一样，可以不断在思考中校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可以自由地在摆锤的两端摇摆，这应该是我最理想的职业了。

04

博士申请的过程就像是乌托邦和现实两个平行世界并轨了，在世俗的涟漪里产生了激烈的震荡。因为跨学科的背景和兴趣，我不得不在计算机，社会学，信息学，地理学等等交叉学科的老师里一一梳理，根据更加具体的研究方向来挑选导师。因为担心联系导师的邮件有去无返，我特意在邮件的抬头写上了我曾经毕业了的名校，做过研究的顶尖机构的名字，或是大牛推荐人的名字。提交申请材料的时候，我尴尬地发现学校的下拉选项里并没有我们学校的名字，我只能填上一个“其他”。

收到offer之后，我应邀到几所学校去参观和面见导师。我一直觉得，M校的经历就像是杯子蛋糕上的糖霜，是那个可有可无的谈资。只有跟名校的简历搭配，才显得与众不同。你就是B校毕业的那个候选人吧，一个老师说。啊那是我第一个本科的学校，我现在在M校。我小心翼翼地纠正到。噢，你为什么觉得M校比B校好？这是大多数的情况。也有一个老师，上来就说，我查了你简历里的M校，太有意思了。你可以跟我讲讲你在M校的经历吗。要知道，像我们这么跨学科的小众方向，就需要像你这样勇于创新的人来加入。

就在我纠结选哪一个offer的时候，我的生活又一次展现出了戏剧的本性。“你愿意来城市规划学院读博吗”，电话里我的未来博士导师恳切地说到，“我很欣赏你的背景。我找到了新工作，你愿意跟我转到新学校吗？”。我完全不了解城市规划是做什么的，也没有申请城市规划的博士项目，之前更没有打算到美国南方读博的打算。

为了更加了解这个新学校和学科，我去参加了录取学生周末。坐在大巴车上，学院的老教授激情澎湃地给我们讲解沿途的景象。“这一系列将铁轨改成绿道的项目最先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提出来的。但是后来这个想法引起越来越多人关注以后就变了味。市长想通过这个项目来树立城市的形象，规划局想要通过这个项目来盘活废弃火车轨附近的地块和厂房，房地产商想借此开发新的住宅区来赚钱，植物园希望把绿道做成一个活的生态展示区，然而这个项目建成以后，本地社区急速绅士化，租金和房价高涨，严重影响了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嗯，这是我喜欢的复杂系统的味道。就这样，我歪打误撞地进入了城市规划领域。

“小帆，你job talk的演讲的录像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博士生吗？我想拿来做案例来教他们怎么设计一个优秀的job talk。” 同事L靠在我办公室的门边问道。啊当然可以，不用客气。我胸口一紧，感到受宠若惊。你可以把我的录像链接也发给我吗。没问题。

我的job talk真的有那么好吗？回想起当时设计job talk的时候，我的第一版PPT还没讲几页就被导师枪毙了。我知道你现在觉得这些正在进行新项目才最能代表你以后的研究方向，但是你要在过去的研究里面选择最能够代表你实力的案例来展现。导师点了点我引用量最高，又被媒体报道过了的那篇文章说，为什么不用这一篇呢？

我本来还可以有一篇更能展现“实力”的文章。2020年新冠进入高峰的时候，很多学者都在追新冠的热点，在短时间内发表了很多论文，影响因子蹭蹭地涨。我的导师也邀请我参加一个与新冠相关的项目，但是被我拒绝了。后来这篇论文发表在了自然顶刊，受到的媒体关注和引用量比我现在所有论文合起来还高。说我不嫉妒不后悔，那是假的。

但那时我的注意力被另外一件事情分散了。2020年10月，我出生长大的城市公布了一条历史街道北侧拆迁的意见稿，以此为新扩建的地铁线路中转站让出空间。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绕着住所旁边一个小湖绕了一圈又一圈。我不希望这条街道被拆迁，我在电话里对男友倾诉着苦闷。我还希望以后能带你回去看看呢。以前这一条街有一片都是小吃和文具店，我每次去街角的少年宫都要到处走走瞧瞧。无论是设计新颖的本子，带着闪光带的背包，还是造型卡通的塑料手表，这里就是我童年时的宝藏地。但是理智告诉我，地铁线路都已经规划好了，我又远在天边，这件事我可能做不了什么改变。

又或者我可以从研究的角度做点什么呢？于是在辗转反侧几天之后，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长文，大概描述了这条街道对我的意义，以及我想要成立一个研究小组的想法。“研究目标一是希望提供量化的数据来具体化拆迁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和街道的社会价值。二是希望可以提供很多定性的描述，具体化街道作为一个地方对人际关系承载的方式和渠道”，我在文中写道。幸运的是，我的招募贴很快受到了各方好友的支持而得以转播。有将近十位我未曾谋面的年轻人、中年人甚至是附近的居民报名加入了研究小组。

寻找和梳理街道的历史线索，查找本地的社会人口信息，走访街道81家小微商业并建档，通过卫星图像和街景给街道的建成环境建模，我没想到研究还没开始，这些前期的基础工作就让我掉进了时间的黑洞。更不用说我还要动员研究小组的志愿者，合理分工，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记录信息，亲自撰写和编辑研究小组公众号的文章等等。再加上新冠疫情的搅局，文章成型的时间一拖再拖，志愿者一个接一个地减少，我只能在业余时间里缓慢地推进。

有一天，一个本地的公共管理专业的大学生在微信上联系了我，说她在公共管理案例比赛里面选了这条历史街道作为聚焦点，因此关注到了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有学校的背书，可以去采访规划局的工作人员，你们有什么信息希望我们传递吗？有。太有了。我激动地说。有了目标导向，小组志愿者群又一次沸腾了。在美东时区负责数据分析的小伙伴紧赶着把图画了出来，本地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小伙伴连夜整理好了我们发布的所有微信文，远在佛罗里达州的景观设计专业的小伙伴给我们的研究报告排了版，刚刚入群没几天却擅长平面设计的小伙伴给设计了漂亮的封皮，最后我自己掏钱印刷了几十本研究报告。过了一段时间，大学生把一张现场工作人员翻看我们研究报告的照片发给了我。我赶紧转发到志愿者群里，大家一片欢欣鼓舞。这个环终于还是闭上了。我欣慰地想。

图：我们研究小组自己印刷的研究报告

所以，最能代表我实力的，为什么不能是一篇还没有完成的论文呢？最终结合我导师的建议，我在job talk里面展示了两个研究，一个是引用量最高的论文，另一个就是我的历史街道研究项目的半成品。演讲的反响也非常好。好些师生都举手追问了更多项目上的细节。你有遇到其他方面的阻力吗？你的研究报告最后有被规划局采纳吗？居民对你的研究怎么看待？这条街道后来怎样了？后来面试一对一的时候，院长也对这个研究赞不绝口，我太喜欢了，他说。太好了，我暗暗心喜。毕竟工作也是一个双向选择，如果我的同事能跟我的价值观匹配，那我算是选对了地方。

05

坐在学院的办公室里，我细细地反刍着我的演讲视频，希望能找出些可供其他学生模仿的一二却不得。名校毕业，上岸教职，这是多少东亚家庭趋之若鹜的鸡娃目标，也曾经是我奋力想要逃脱的体制和社会期望。然而这一路九曲十八弯下来，我往不同方向扔出去的回旋镖，竟然最后都飞回到了“正轨”上。

我成功了吗？从结果上来看，这仿佛是一个不断另辟蹊径但最后仍归顺于体制获得世俗成功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一开始就顺流而下，我还能到达同样的彼岸吗？我的好朋友安猪曾经总结过人与主流世界的三种关系，分别是顺从，对抗和游离。在迷茫焦虑迫切需要安全感的时候，我也曾顺从了主流的社会期望，卷名校卷课业卷实习以求得到一点安全感。在系统的要求和自我价值激烈碰撞的时候，我也曾勇敢地去行动，去做出改变。教职于我而言，更像是我给自己选的游离之地。在大学，学术，乃至是社会这个系统里面，我仍然服从着它的规则，但我也给自己保留了一点点自由选择的余地。我可以选择教给我的学生什么样的内容，支持什么样的学生，做什么样的研究，也可以选择在有能量的时候进击，在没能量的时候顺从。即便这样的代价是处在系统的边缘，可能晋升不顺，亦或是文章无人问津，但我更在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生长的自主性。

我是一个个例吗？这一路上，我非常幸运地在一个还未完全异化的系统里，接收到了最大的善意和支持。从高中时候启发我的领路人，M校里实践了各种活法的同学，香港非营利机构里不计回报的义工，欣赏我背景的导师，研究小组的志愿者，到认同我的学院领导和同事，每当我冒险想要去撬动这个结构的一丝一缝的时候，他们用善意为我托底。这让我产生了一种乐观：也许人们所以为的强大而不可改变的系统，有时候不过是自我内化的一个倒影呢？也许在内卷如此激烈，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人们更加渴求的反而是人性里最本质的真善美呢？

写作手记

刚参加这期短故事的时候，我想写的是教职上岸的经历，但是苦于如何不写出“攻略”的感觉。梓新老师给我打了一个长长的电话，问我，抛开上岸过程中的种种，教职上岸对我个人的意义是什么，我想要书写的动力是什么。当时我的脑子里就浮现出了我和同事的那通对话。我的第一反应是，教职上岸，是对我过去比较非传统的人生选择是一种肯定。于是我在梓新老师的建议下，把写作的角度转换成了是怎样的人生经历，让读博乃至教职逐渐浮现成为我的人生选项。同时在写作过程中，我也非常注重如何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神”。其实在我过去无数的选择里，每一个选择都有相应的代价和风险，我也并不能把自己置身在世俗和社会期望之外。说到底，我也是一个要吃饭要工作顶着父母期望会焦虑会陷入冒名顶替综合征的普通人。但是又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过去一次次撬动系统的尝试就像是打怪兽的升级，现在的我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策略和技能上都有了长足的进展。

在写最后一段反思的时候，梓新老师一次又一次地推问我，我觉得我自己成功了吗？我觉得成功是什么呢？这让我又深入思考了一下。我并不觉得成功是一个“静态”的彼岸。我觉得教职上岸只是我目前处世觉得最满意，最舒服的一个位置，能够给我这样一个游离的自由。如果有一天学术或学校的这个系统与我的自我价值又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我也能洒脱地离开。

在梳理过去经历的时候，除了一些必然性的主线，还有一些偶然性的，戏剧转折的成分。比如，我申请博士的时候，误打误撞地进入了我如今非常热爱和擅长的学科。又比如我这个非常匹配我学术方向的岗位，是近两年北美范围内为数不多的这个方向的招聘。如果我再晚一两年毕业，不管再怎么优秀，说不定也没有合适的岗位。在M校的经历让我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多了一分从容。身边一些一开始教职申请和入职不顺利的好友，现在也陆续转到了更好的岗位。船到桥头自然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些老调也送给一些同样焦虑在毕业和找工作边缘的同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