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选举，是两个女人的战争

这两个女人的本质、政治理念其实没有太大的分别，但现在却分别代表着两大完全对立的阵营，令人啧啧称奇，因此一个被人讥为“忽然爱国”；一个被讥为“忽然民主”。

冯木清

我曾经不止一次指出，曾荫权是一个多面性的人物，他体内同时流着技术官僚、香港典型的“世界仔”以及基督徒的血液，从任何单一角度观察他所得出的结论都是不完整的。曾是过去式的人物，他不是也不应是香港新时代的领袖。可能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历史性局限，因此在十月份的施政报告中尝试为香港注入新思维。但悲哀的是，得到的只是社会舆论的嘲讽与否定，这既是对曾努力走出框框的打击，也突显了香港维新运动的艰难。

曾荫权在今时今日提出“新香港人”概念其实已经是迟了，早在刚踏入二十一世纪时，香港社会便因为经济陷入泥沼而引起反思，当年已有人提出“新香港”概念，而笔者在二OO二年出版反思香港历史处境的一本书便是以《新香港启示录》为名，比对起挽求经济的一些措施，我认为香港人更需要一场思想革命。即从过去港英式成功的框框走出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以及规划香港的未来。当年我对曾荫权基本上是采取否定态度的，认为香港在倒董后最需要的不是一个管治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僚，而是一个高瞻远瞩的领袖，而香港勉强能担此重任的大概只有冯国经。但是曾先生十月份的施政报告已带来了一些迟到的新思维。比如报告中被嘲笑的一段：香港下一代人必须以国家的视野去审视香港；只有从这样的高度，才会看得见未来。这怎麽会有错呢？

过去百年，英国在香港成功的实践是没有人会否定的，假若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中国的入世，没有中共实际上已由共产党转变为一个保护私有产权的全民党，那麽香港不用什麽新思维，照英国人的模式一直走下去便是了。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对於香港来说是不存在的，中国与香港好比一个大球和旁边的一个小球，大球不转，小球自转便可，但大球一转，它的牵引力足可以改变或干扰小球原有的自转轨迹，因此你便需要因应大球的轨迹顺势而动。

当年陈方安生最大的失误是主张在中港间构筑“防火墙”，结果使香港经济迷失方向及错失很多在中国（特别是华南）经济快速发展中搞取其最高附加值的机会。今天，仍有不少香港人视中国为“陌生的世界”。并对曾荫权的看法充满戒心与嘲讽，那麽香港如何能在中国新的历史阶段中准确地为自己定位呢？

当然，曾荫权提到大陆言必“祖国”也是毫无必要的。尽管北京及香港亲中势力批评香港人要求“经济一国、政治两制”是自私表现，但是在“一国两制”下，正应如此，香港在经济融入中国的同时，香港人在政治上、在意识型态领域、在价值观方面依然要对大陆保持一定的疏离与警惕。这是事物的两面，矛盾的对立与统一。

问责架构令香港智慧蒙羞

曾荫权的施政报告提出“新香港人”的新思维，但扩大管治问题的架构设计却一塌糊涂，成为典型的低能产物，足以令香港这一充满智慧的城市蒙羞。香港的管政架构本来已经层级过多，比如在一个政策局内，既有决策层官员（如局长、助理局长），又有执行层官员（如署长、助理署长），之下还有很多层级，分工亦很细致。近年推行问责制后，在问责局长之下设同样等级的常任秘书长本来已经是很奇怪的结构，但尚属情有可原，因为改制时，部分公务员局长不愿转为政治任命，因此政府安排他们改任公务员性质的常任秘书长，并保留原来级别，在过渡期内这是可以理解的，正确的做法应是逐步撤销常任秘书长及副秘书长职级，然后设一名公务员性质的常务副局长，即西方政府部长制中的“常务次官”，这样既完善了“部长问责制”，也精简了架构。

但曾荫权把事情越弄越复杂，架构越搞越重叠（比大陆的衙门架构重叠多了），现时提出在政治问责的局长之下再设政治任命的副局长及局长助理。即是说，日后在一个政策局中，单是高官便有局长、副局长、常任秘书长、副秘书长、助理秘书长、局长助理、署长、副署长、助理署长，不但人沉于事、权责难清，造成决策及行政效率低下，而且这些高官年薪动轧在百万至数百万元之间，造成沉重的公帑负担。而所谓的问责需要其实都是不需要的，承担政策失误的责任，一个局长已经足够，日本经常换首相都不会引起政府管治的混乱，难道香港中途换一个局长会引起管治麻烦？秘书长职系要不与局长（决策）职系重叠，要不与署长（执行）职系重叠，难道没有裁撤的必要？

说到底，这是香港的亲中势力对政府要胁的产物，也是曾特首弄权的产物。香港由於没有执政党，因此政府需要两大政党盟友??亲中民建联及商界自由党在立法层面给予支持，因此要给予回报，可以想像，特首不会委任（或只是象徵性委任）泛民主派的人，而自由党因对架构设计有保留，表示不会主动推荐人选，只有民建联热衷派人进入建制，锻炼党员执政能力，因此将会成为最大的得益者。但香港的智慧也因为民建联的自私而蒙羞。

陈方安生赢的关键

笔者曾在二OO七年初预言，二O一二的香港特首选举，可能是两个女人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热身战现已提前至二OO七年底开展，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提前在年底立法会补选的舞?上较量，成为香港社会一件大事，也是热闹不断的新闻：一来两个名女人的戏分外好看；另来这是一场具有标签意义的对抗赛。

这两个女人的本质、政治理念其实没有太大的分别，但现在却分别代表着两大完全对立的阵营，令人啧啧称奇，因此一个被人讥为“忽然爱国”；一个被讥为“忽然民主”。

陈太也好，叶刘也好，都是港英培养出来的精英，具有坚定不移的英国价值观，叶刘的“爱国情操”，与陈太、曾荫权在不同场合表示过的所谓民族自豪感，基本上都是假惺惺的大话，一个在港英建制内练历了几十年的管治精英，怎麽可能认同中共呢？而不认同中共，又怎麽可能对“祖国”感到自豪呢？因此叶刘代表亲中阵营出战立法会选举很难令香港的传统左派认同；而陈太代表泛民主阵营同样也是令“长毛”等激进民主派不以为然的，陈太在建制执掌大权时，对香港的民主运动时有打压，因此民主团体不太可能视她为真正盟友，但是这次立法会补选的象徵意义太大，双方都输不起，亲中及商界推出的候选人输了，政府面对二O一二“双普选”的压力就越大；若泛民主派推出的人输了，则日后的“双普选”运动会失去民意依据，因此双方才会各自找出一个不具代表性但胜算最大（或输得最少）的代理人出战。

这场选战，双方都输不起，但又以泛民主派更加输不起，因为陈方安生及泛民的旗帜是“二O一二双普选”，输掉补选等於输掉整个普选运动。反而叶刘若输得不太难看，北京及商界还可以用“沉默的太多数”（没投票市民）来作为拖延普选的挡箭牌。陈方安生是否输掉这场选举，其实关键在於泛民的动员能力，在於能否说服具有坚定民主信念的选民出来投票，说服他们若不投票等於是把选票给了亲中阵营，这是陈太能否取胜的关键所在，因为陈方安生的民望较高，应该比叶刘吸纳到更多的一般选票，剩下是两大阵营“组织”票的较量，而这方面，亲中阵营的纪律及动员能力向来较强，若“民主票”不够，那麽陈太最终输掉这场二O一二“特首热身战”也是很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