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特稿：中国政治改革正值其时？

多维社记者林桂明编译报导/中国国内市场的庞大，以及他们与国际金融系统接轨的谨慎，减缓了这次金融海啸对中国的冲击。尽管，他们尚未感受到本次危机最严重的影响，但是，中国经济对这次全球面临的挑战也并非完全免疫。在全球经济惨淡的大环境下，中共领导层已经在最近召开的全国人大上千方百计地营造一种信心十足的局面。“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和适当的措施，并有效地执行它们，我们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09年GDP增长率 8％]，”温家宝总理在3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向3,000多名与会代表发誓说。

1980年来最糟糕的数据

这是中国政府连续第五年将8％的增长率定为目标，但是，09年与此前几年有显著的不同。过去的2年内，政府领导层的首要目标是缓和中国的超高速成长，以及控制过热的经济环境，而09年，他们的担忧的是，如何保证能达到维持收入增长和增加工作的一个最低的增长幅度，这是对保证中国的稳定至为重要。

温家宝指出，对于8%左右的经济发展的目标，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第一，要考虑它的需要和可能；第二，这是政府的承诺和责任；第三，它表明我们的信心和希望。（资料图片）

布鲁金斯研究所《布鲁金斯评论》近期发表了“新力量”网络研究总监叶芮（Ray Yep）撰写的一篇题为“经济低迷和不稳定的中国：政治改革正值其时？”（Economic Downturn and Instability in China: Time for Political Reform?）的论文，认为中国经济前景不明，或是到了改变政治体制的时候了。

文章说，到今年年底，中国的失业率预期将达4.6％，这是1980年来最糟糕的数据。更糟糕的是，这个数据尚未包括来自农村的民工。农民工在中国经济增长期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存在使得城市可以降低劳工成本，可以创造对各种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与此同时，他们给家乡带回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农村社会；他们到了城市，还降低了农村的失业率。

不幸的是，随着出口市场低迷，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厂受到了尤其严重的影响，就算最乐观的估计也预测，全国1.3亿农民工中，至少有2,000万人会在09 年失去他们在城市里的工作。此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厂商们也已经受到近年来推出的各种政策的严重影响，例如，加强劳工保护法规的管制、不利的人民币兑换率，以及广东省推出的提升产业技术含量的转型政策。

面对这个威胁显得特别脆弱

08年底中国最大玩具厂突然倒闭，6000员工。为了拿到现金，工人急着退掉社会保险金。这是该厂排队退社会保险金的工人露出焦急的眼神（资料图片）

对任何政府而言，数千万情绪不满的失业工人存在，都会是一个大问题，而且，中国特有的一些制度使得中国政府面对这个威胁显得特别脆弱。十几年的市场改革已经完完全全地重塑这个国家的福利模式，改革前的那种全民福利理念，就是由工作单位向保障员工方方面面需要的那种制度早已荡然无存。虽然，如今城市里还存在有限的基本福利和权益制度，但是，至今为止城市的工人并没有一个有效的社会安全保障网。中国政府尚未制定出一个能够在雇主、雇员和政府之间公平分担福利负担的制度。

但是，正是这些外来民工在最需要的时候，却无法获得制度性的援助，他们是经济衰退中受威胁最大和最弱势的阶层。

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贫富差距，不仅仅体现在人生机遇、收入高低、生活质量上，而且还表现在福利保障方面，这也是城乡两种世界天差地别之证言。自给自足，向来是中国农村福利系统最好的写照，每当面临生存状况的跌宕起伏之时，农民们只能好自为之了。而在经济和社会不断动荡变迁，而且农民没有有效福利系统的情况下，土地所有权对农村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土地和农作物不仅能够提供稳定的收入、廉价的食物、住房，而且，最重要的是带来安全感。它是经济灾难当中农民生存的最后防线，而且，也是进了城的农民工一旦失业的后备选择。

但是，在像现在这样的一个严重下滑时期，当数以千万计的这些农民工最终会放弃在城市工作的希望并返回家乡时，其中的许多人将会面对无地可耕的残酷现实，因为此前许多农民到城市里找到工作后，都把他们的土地租出去了，虽然他们的中的一些人是不太情愿地放弃自己的土地承包契约权的。

称为中国第一农村土地流转平台的“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网”。中共17届3中全会通过决定，允许农民以转包、出让、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最终达到适度规模化经营。（资料图片）

两害相较取其轻

对于急着创收的地方政府来说，出售农村土地是一项主要的收入来源。现在，许多县级政府超过三分之一的预算都来自卖土地，这解释了地产开发商、工业厂家和地方官员联手，以保证将农田转用于工商业用途而达成的“和谐”共识。由于农村土地属于“公有制”，中国农民只能在一段时间内持有土地使用的契约权，土地的最终控制权还是在他们的“代表”－村干部的手里，因此，在土地所有权上，农民们只是当地政府的板上鱼肉。近年来，因为土地转让引发的一波又一波的冲突，反映出农民们对这类交易总体上是多么反感怨恨。

中国政府对于农村土地的转让的最新政策效果如何，尚不明朗。于2008年10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七届三中全会上重申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并允许农民之间在土地的转包、出租有更大的灵活性，规范土地征用，即由地方政府用于非农业用途的耕地强制出售的具体政策，却没有提及。

数千万人受到挫折、失业和失去土地，为了对付骚乱和排除干扰，当局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加强部署公共治安力量，尽管这些公安有时对投诉和上访者过度地使用暴力。在当前如此微妙的局势下，如果其中一些失业民工还宁愿留在城市，隐患犹在，中国政府也许只能是两害相较取其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