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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平新曝光:薄熙来与政敌三场内斗

薄熙来主政大连时曾先后和曹伯纯、于学祥、高姿三位省级高干展开势不两立的权力斗争,薄虽以心狠手辣击败对手而晋升政治局委员,却付出名声败坏的代价。

从八十年代初到二○○○年末,我在大连日报文艺部大连《棒捶岛周报》、新华社大连支社与香港《文汇报》等媒体整整工作了十八年,此间我耳闻目睹了薄熙来与他的政敌之间的三场内斗。

与曹伯纯斗 旗鼓相当

自薄熙来从大连金州步步升迁以来,有许多政敌以反腐倡廉与其多次交手,大都败下阵来,唯有大连市委书记曹伯纯(一九四一年──)与其旗鼓相当,这不仅由于他们都有北京高层权力核心的人脉关系,而且性格上都是争强好胜不服输。九十年代中期,与邓家关系非同一般的小个子曹伯纯,从湖南株洲市委书记忽然改任大连一把手,这既令大连人惊奇,也使薄熙来大为不快。中共高层有意通过这种对地方党政互相监控制约的办法,行使有效的领导,从此他们的争斗便无休无止。那时《大连日报》设有两个记者分别跟随一二把手,专职从事新闻报导,姜某负责薄熙来,陈某负责曹伯纯,时间久了,新闻同行逐渐看出了两个领导的矛盾开始公开化,以至这两个记者也发生矛盾,形同陌路。

不久薄曹的冲突导致了大连商场地下室事件。当时一批当地的高干子弟,包括冬某等黑道老大,常在大连商场地下室的娱乐埸所聚众赌博,这些人之所以吃得开,是因为公安局有靠山,挖到根儿,是薄在做主。唯其如此,曹伯纯不听邪,下令大连公安抓个正着。连当时有钱有势的冬某也未能逃脱,他这样拥有「北星游乐天地」大生意的人,能被抓起来,大连百姓非常佩服。但曹书记这个外来官,斗不过地头蛇。在抓捕前有几个高干子弟,已接到内线报信溜之大吉。而冬某等人虽然恶贯满盈,也被薄熙来手下的死党,以各种藉口予以释放。曹小个子奈何不得,直到二○○七年李克强在辽宁当权,才亲自下令摧毁了以冬某某为首的黑社会集团。

然而大连商场事件之后,曹书记并不气馁,他慧眼洞察了薄熙来的一根软肋,咬住不放。当时大连对外招商,地价飞涨,薄熙来独控大权,大肆侵吞国有资产,靠老婆办律师事务所曲线发财,他深知土地寻租与转卖对自己最为有利,可以拉拢高干子弟,又可以行贿受贿,抓住北京高层某些官员把柄,让他们为自己升迁服务。为此,薄熙来选一个叫郑某的马屁精当房地产开发办主任,郑某只听薄熙来一个人的话,薄熙来叫谁发财,谁就能发财。一时间高干子弟,狼一般撕碎了大连,陈云后人在大连港医院旁边盖了别墅群,李铁映儿子协助徐某盖了远大大厦等等。曹书记听说郑某审批土地有黑幕,就一度拘捕了他,但检察院听命于薄熙来的,以证据不足把人放走。于是郑某这个当年大连城建开发公司的副科级小干部,爬上了局级干部,这当然是他投靠薄熙来得到的好处。

曹伯纯不服输,他把心腹,原中共大连市委政研室副主任张某调到市检察院任职,为下一步抓捕薄熙来保护下的贪官做准备,薄大为恐慌,密令郑某忽然辞职,以北京某公司高薪聘请为藉口,螳螂脱壳,跑到美国去做生意,全家移居国外,三十六计走为上。曹伯纯虽深知郑某肚子里深藏许多权钱交易的秘密,但迟了一步无计可施。大连检察院一领导对我说,只要抓住郑,一用刑什么都得讲,薄熙来就完了。但曹伯纯毕竟显示了旗鼓相当的实力与底气,假如不是薄一波在京城活动,上面把曹伯纯明升暗降,改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假如曹晚一点调出大连,说不定薄熙来将落荒而逃。

与于学祥斗 以柔克刚

自曹伯纯走后,薄熙来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在决定由谁任书记时,薄熙来看好于学祥(一九四○──)。因为于学祥是一个老实人,薄熙来认为好对付。于是中央任命于学祥在一九九三年出任大连市委书记。

于学祥为旅顺人,后从大连工学院毕业,曾任旅顺口区委书记,共青团大连市委书记等职,在大连很有威信,许多干部愿意与其交心,薄大为忌恨开始内斗。薄熙来抓捕了与于学祥关系密切的副区长董文利,又一度拘捕了大连东海渔村老板张某某,张与于学祥走得太近。薄任命的打手成城等人,又奉旨抓捕了商业银行部门经理李某,庄河分行主任姜某等,吓得靠近于学祥的官员人人自危,纷纷倒戈。但不露声色的于书记,却能以柔克刚,以某某日报葛某事件为武器还击薄熙来。

原来,北京某某日报,以报导大连,吹捧薄做为交换条件,先以建立记者站为名向薄打报告,申得中山区八一路黄金地皮一块,又以联建为名寻求某企业投资,搞起了房地产开发生意,大发横财,这实际上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式的新闻腐败。于学祥深知其中内情,就下令以经济犯罪为由,抓捕了记者站李某某招聘的房地产公司老板葛某,并最终判以重刑,这给薄以沉重打击。多亏葛某牙根硬,否则层层剥茧,还不知扯出谁。

二○○四年至二○○六年,葛某与我成为大连南关岭监狱的狱友,无所不谈,才知道两个官员内斗的种种趣闻。于学祥的追随者,大连市公安局长王某某以保外就医为名,故意放跑了东海渔村张老板,这使薄暴跳如雷。一位高尔夫俱乐部老板任某某告诉我,薄派人在飞机场出站口,当着于书记的面拘捕张某某。因为那次于与张等人,一同去美国考察归来,薄熙来还同时抓捕了张的老婆,大连电视台名主持人蔡某,一时震动大连。可惜,薄熙来最终没有查出于书记的经济问题。于书记反倒以柔克刚,让熙来薄受了内伤。

薄熙来毫不示弱,再次强力反击,在一九九九年下令以渎职罪抓捕了大连市广电局副局长杨庆典,欲给于学祥、宣传部长董某某等人以新的警告。杨多次向笔者表示,其与薄结下梁子,始于大连电视塔失火事件。杨庆典如实通报火灾情况,薄熙来却想欺上瞒下,封锁资讯,又疑心有人故意破坏,断定是扬庆典在捣鬼,就下令先抓捕了大连捷讯传呼公司老板姜某,再抓住杨的把柄,把杨投入监狱,待了两年多,吃尽了苦头。

杨出狱后创办一家广告公司,与电视台做生意,收益不错。杨深知自己不幸成为了中共内部官员恶斗的牺牲品,忍不住想起二○○一年初,薄熙来在江泽民支持下,为夺权扫清后院,开始抓人,继张步宁与刘晓滨之后,又在北京抓捕了大连嘉信国际酒店老板韩晓光,并连带他人一窝打尽,把赴京拜访韩的大连天天渔港老板张家五兄弟中的四个投入监狱。企图通过韩的嘴挖出韩学祥,董长海等官员的经济问题,但因故未果。

一向平安无事的大连北航二○○二年五月七日忽发空难,在罹难的一百多人中,正有韩的太太李某某,她是周末从北京乘机,到大连开发区看守所给韩送衣物药品的。空难后国安部有关领导,向薄求情释放了韩老板,韩出狱后重操旧业,依然专心赚钱,却忘记了在狱中含泪的承诺:出去后一定要向王胜俊投诉,揭发成城和薄熙来徇私枉法的问题,现在他的好友王胜俊已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但韩却保持沉默。我想韩可能畏惧于薄熙来的权势。

现在于学祥已退休,养老为重,不过问往事,可能也与于老板一样精明吧!

恃强凌弱 与高姿反目成仇

与曹伯纯、于学祥不同,薄与高姿的明争暗斗似乎是恃强□弱,因为高姿二○○○年不过是一个市委常委,大连市总工会主席而已,官职太小,作用不大,薄在与于学祥几个回合战过之后,其软硬兼施基本上已操控了大连大多数干部的命运,并以媒体的谎言,左右了大连的善良轻信的百姓,形成了「明星市长」之虚名。而且薄在京城已摆平了江泽民,眼看胡温如日中天,他知道必在省委第九次党代会上,夺下闻世震的省委书记大权,否则对己宦途极其不利。因此生怕与于书记结成反对派的高姿进一步提升。担心主政大连后会与闻世震联手,清洗大连官场,薄熙来的死党将性命不保。于是薄熙来及其党羽与高姿展开你死我活的内斗。

高姿(一九四七──)抚顺人,工人出身,为人纯朴忠厚,但比较好色。八十年代中后期得到省委书记李贵鲜重用,一度任省纪委书记,与乔石有交情。后因个人私生活不检点,被贬任大连市委副书记,并由刘晓滨做秘书。时任开发区副书记的小官薄熙来遭排挤,高姿出面协调关系,使薄转危为安,后来改任宣传部长并一路高升。尔后不久高姿被情人之夫告发,受了党纪处分。九十年代中期薄升任市长,为了报恩,故意将高姿调回任副市长兼开发区主任,高有威信,工作出色,但与于学祥关系太近,又多次婉拒薄从开发区调用资金,故两人随后又反目为仇。

二○○○年初,薄已通过两个心腹车克民与刘宪茹,控制了国安局和税务局,他堤拔两个人当局长,于学祥等人策划鼓动人大不批准任命,薄亦不怕,改任二人为两局书记,分别找两个软蛋当局长,照样行使一把手的权力。吓得大连干部老板纷纷对薄熙来表示顺从。虽然薄熙来曾经哄骗高姿说,让他当市政法委书记,但关健时刻却又变卦用了成城,由其操控公检法司,对反对派大开杀戒,高姿成了头号目标。

薄指使车克民在二○○○年下半年抓捕了高姿的秘书刘晓滨,因为刘的太太樊晓霞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工作,结识同事夏老师,夏的儿子一度在新加坡出劳务时,被台湾间谍组织吸取入夥而被捕,正待判刑,夏老师求情于晓霞,刘晓滨便说,夏子年轻不慎加入了间谍组织,只是给台湾那边寄了几份剪报,情节不重,就判五年吧!当天晚上,晓霞把此事电话告知夏老师,不料被车克民监听,薄得到后立即下令以徇情枉法罪抓捕了刘与太太,开始步步逼近高姿。

事有巧合,从一九九八年开始,我出于对薄熙来恶行丑闻的义愤,在香港杂志发表了多篇揭批文章。当时我不懂电话安全,没有任何防范之心,不仅命助手蔡某列印稿件,而且还用记者站的传真机发稿,因此车克民之流查看了电脑清单,并多有截获。但他们还想策划抓捕更多的政敌,于是守株待兔。

二○○○年十一月中下旬,樊晓霞的姐姐樊晓丽与母亲三人,一同到我办公室求见,樊晓丽与我是小学同桌的同学,刚从珠海离婚调往大连,她向我讲叙了刘晓滨的遭遇,求我在香港及海外媒体撰文披露薄的恶行,为刘呼吁,但她们不知道我早就发表过类似文章并受到追查,危在旦夕,我答应从长计议。不料我们接触交谈的一切,都被特务录音录相,做为罪证存档。也许正是这件事,促使薄加快抓捕我及高姿等众多反对派。

编织间谍故事 私自关押高姿

由于我生长在大连,多年来各处采访交友广泛,与薄于两派的官员均有私交,但我完全是独立的媒体记者。车克民等人为了把我与高于等党内反对派捆在一块搞臭,再加上台湾间谍特务的罪名,制我死地,进行了周密细致的策划,偷录了我与这些官员的交往经历片断。抓捕我及助手蔡某等人后,通过刑求、诱供、骗供,以至公然伪造编织香港反动刊物策反收买了我,奉令返回内地拉拢高姿等高干,窃取国家机密,提供给海外特务组织的故事。以便用我牵出高姿,再由高姿牵出于学祥,进而牵出与高有联系的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向久等北京高官,甚至包括我在文章中肯定的总理朱éF基等。

难怪专案组特工郑义强大言不惭地说,抓你是为了上面的政治斗争服务!不要恨我,我是奉命行事!就这样,他们开始了对我及我的部下亲友的抓捕行动,这些人除了高姿之外,还有我太太的辩护律师陈某、大连油脂工业总厂厂长李某、大连黑龙房地产公司老板王某、经常为我开车的司机于某、大连日报广告部主任相某等。

薄熙来还指使监听香港文汇报东北办电话,得知我所撰写的有关马向东贪腐案的新闻来源,由辽宁日报刘尊利等两个记者提供,而他们是参加一个由闻世震主持的内部会议得知的。薄想深挖下去,将闻书记也搞垮。而且还得知,高姿也向我谈过马向东赌博的事。于是,薄在二 ○○二年双规了高姿,在国安部部长徐永跃,中纪委书记尉健行以至江泽民,李铁映等人支持下,试图把他判刑十年,多亏我被国安抄家没收的一本日记救了他,因为上面清晰地记载,我从高姿处听说马向东案时,已先期在香港杂志发表了有关文章,说明此文与高姿根本无关。

专案人员又以改判减刑为诱饵逼我承认日记记?时间有误,被我严词拒绝。随后这本日记便成了胡锦涛主政后,辽宁反对薄的官员们,为高伸冤的证据。二○○一年我在看守所当着省纪委大员金昌文等人的面,还撰写了长达八千字书信向闻世震陈情,揭露薄一夥徇情枉法诬陷他人的恶行。后来高姿在薄被调离辽宁后幸运地获释,但与董文利,张步宁,杨庆典,刘晓滨一样,却丢了官职。

据大连知情人士透露,薄亲自下令,未经过任何法律手续,就把高姿秘密关押在大连市委党校附近一处楼房中,长达一年多,对其变相刑讯逼供,诱供骗供,用伪证,挑拨离间,造谣诬陷。一会儿说我是台湾特务用钱收买情报拉他下水,一会儿逼他承认是他出钱指使我代言批薄,等等荒唐之极,不能自圆其说。最终使高姿得了肝炎,险些丧命,所幸薄上调北京,离开辽宁后,他重获自由,但已惊吓成疾,一病不起,令人叹息。

薄熙来文革养成冷血迫害狂

已故副市长唐某在八十年代初就看透薄熙来。他说,薄熙来这小子表面上挺现代的,但他从小在尔虞我诈的宫廷长大,世界观是在大牢里形成的,骨子里全是封建帝王思想,十分冷血,现在不赶走他,有一天他有了权,他能整死我们,这个人本质太坏,在监狱里扭曲的,不可能改变!现在回想,一针见血。

虽然,这次薄熙来整肃高姿等党内反对派,大都得手,但因其动用国安等专政工具,诬陷我为特务间谍而大搞文字狱,被香港媒体披露后臭名远扬。大连人以前只能看到党报把薄捧为清官,根本不知道他的恶行丑闻。连当年抓捕我的大连国安特务郑义强,也不得不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说:你转告姜维平,薄熙来叫我们整死他,我们总听人们讲他好,所以不忍心,暗中保护他,不然他不死也要残废!

由此可见,薄熙来对我这样敢干批评他的记者,绝对是要斩草除根的,所幸上天不帮他,海内外舆论压力太大,他不得不有所收敛。他的阴谋虽部分得逞,但也人心丧尽。所以大连官场认为他与高姿交恶,两败俱伤。唯有姜维平出了名。

有趣的是文革时大连市委书记叫胡明,被四人帮逼至上吊自尽的薄熙来母亲,也叫胡明。由于父母死的死,关的关,好惨呀!薄熙来只能流浪街头无家可归,成了小偷,被判刑七年。不料,三十多年后他在大连有了权,竟然仿效四人帮的非人道手段,更狠毒地监禁迫害政敌,彷佛在替他的父辈报仇。这个当年的红卫兵联动成员,完成了一个冤冤相报的轮回。不知今天困守重庆的薄熙来,在制造了如此众多的冤假错案之后,会不会在日渐展开的中共高层新一轮内斗中,同样成为别人的牺牲品?到那时不论经济还是政治上,他及其家族被揭出的真相,都将比陈良宇还要令人震惊,他将与其前岳父李雪峰一样,倒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上。对此我坚信不疑。

二○○九年四月十四日 于多伦多

网友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 51.CA 立场。
看来该记者能量太大,连朱镕基的政敌都要利用该记者,啧,厉害。 小小忽悠赚点美金可以,不要忽悠到连自己是谁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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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争斗很多,自由民主者拿谁来说事也是有讲究的.凡轮子和西方宠物造某人的谣,只怕说明那个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还不太坏,以至成了轮子的眼中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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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腔调真TM太像使馆/领馆发言人的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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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痣的轮子没一个好的,都是杂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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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是你老母么,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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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not a "官场的一场内斗" young men! please read following story which you can learn something: 1950年9月7日,在河北盐山县城东的万人公审大会上,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响,结束了一个罪恶的生命。被处决的是时年40岁、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长、冀鲁边军区司令员的邢仁甫 。   邢仁甫 是抗战时叛变投敌的八路军 最高将领 ,历史将他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了。   竟然公开纳小老婆   邢仁甫,生于1910年,曾化名李少林、关沧州、罗镇、沙欧,河北盐山县旧县镇东街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响应党的号召,在津南、鲁北地区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并任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司令员。三十一支队在邢仁甫的带领下,收复了大批失地,队伍迅速扩大,在原来只有3路的基础上扩编到24路,兵力发展到3000余人。   由于他战功卓著,1938年7月部队改编时,他被任命为“八路军冀鲁边区游击支队”(平津支队)司令,9月平津支队编为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六支队,他任支队长。1941年2月,六支队升格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他任旅长。1941年3月,成立冀鲁边军区时,上级又任命他为军区司令员。   令人扼腕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很有前途的八路军领导干部,最终却堕落成了人民的罪人。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邢仁甫开始居功自傲,生活腐化堕落。他认为权力在手,便可以无法无天了。于是在部队中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他已有结发妻子和三个女儿,却又看中了部队宣传队的青年女队员宋魁玲。   宋魁玲长得非常漂亮,且能歌善舞,但其爱慕虚荣,革命立场很不坚定(后来卖身求荣,随邢仁甫投靠了日本人)。邢仁甫经常约宋魁玲到他的住处陪他玩乐,两人臭味相投,有了苟且之事。邢仁甫后竟无视党纪、军纪,将宋魁玲公开纳为偏房,做了他的小老婆。   1942年,日寇对冀鲁边区步步逼进,组织大规模“扫荡”,边区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边区广大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咬紧牙关,渡过困难”的号召,顽强拼搏,浴血奋战。但身为军区司令员的邢仁甫,置党中央指示和边区艰苦抗战的环境于不顾,为了自身安全,竟在新海县海边找了一个荒岛——望子岛(现属海兴县),让战士和民工在这块方圆不到二里的海岛上修建房屋和工事,为他建造个人安乐窝。在敌人封锁严密、资金材料紧缺的情况下,部队干部战士经过一个冬春的艰难施工,为他建立了一块所谓的“后方基地”。他带着小老婆和警卫部队驻进去后,每天大吃大喝,追求享受。他多次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城市天津为他购买奢侈品,供他和他的小老婆享用。他利用职权私吞公款3.7万元(折粮70万斤)供自己挥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杀害黄骅将军   利令智昏的是,邢仁甫不仅生活腐化,对于冀鲁边区艰苦抗战的形势不闻不问,而且还热衷于搞宗派、拉山头,制造事端。三十一支队整编后,上级曾先后选派一批红军和老八路骨干到部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各级的领导力量,但邢仁甫对此却大为不满,认为冀鲁边区是他打下的天下,老八路进三十一支队是抢占了他的地盘,于是便肆无忌惮地进行反老八路活动。他到处安插亲信,培植势力,并不择手段地对老八路骨干进行造谣诬蔑,散布流言蜚语,损害老八路的形象和声誉。   图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区副司令员黄骅。1943年6月,原八路军冀鲁边区司令员邢仁甫叛变革命,黄骅在盐山县大赵村被刺牺牲。   1941年6月,因工作的需要,上级派黄骅同志到冀鲁边军区任副司令员兼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副旅长。黄骅同志是湖北省阳新县人,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工作有经验、有能力,是一位党性强、作风硬的好干部。黄骅身居要职,体弱多病,按当时规定他可以吃“保健饭”、“保健菜”,但他不肯吃,而是和广大战士同甘苦,共患难。黄骅经常教育干部和战士:“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老百姓,要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八路军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菜金非常低,每人每天不到一角五分钱,在这种情况下,黄骅常对人讲:“我们还要省下一点钱粮,去救济苦难的同胞”。黄骅穿着也极为朴素,夏天穿绿军装,冬天穿黄军装,和战士们一样。在1937年(26岁)他结婚时,也没有换一件衣服,并经常告诫自己叮嘱妻子:“要朴素,不要与别人比穿的好,要比学习好,比工作好”。   在冀鲁边军区上任后,黄骅抓了队伍的整顿和军事纪律教育,很快在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中建立起了很高的威信。   邢仁甫站在极端个人利己主义的立场上,对黄骅同志极为嫉妒和不满,视之为眼中钉,经常在部队干部战士中散布黄骅同志的坏话,骂黄骅是“南蛮子”,污蔑说“南蛮子排挤地方干部,是为了抢占地盘”等等,挑拔地方干部与黄骅同志的关系。   1943年春,上级决定调邢仁甫到延安党校学习,军区司令员的职务由黄骅接替。他接到通知后,不但不认为这是一次接受教育的好机会,反认为是黄骅在背后捣鬼,有意夺他的军权,于是对黄骅更加怀恨在心。邢仁甫拒不执行上级决定,借口青纱帐还没起来,没有掩护不安全,要等青纱帐起来再走。拖延时间,准备对策。   1943年5月,邢仁甫召集其亲信杨静侯、潘特、刘永生、邢朝兴等人来岛上开会,说:“上面调我去受训,实际是撤我的职。我一走你们好比没娘的孩子,多可怜。这一切全是‘蛮南子’黄骅搞的,如果没有他,我们也不会到今天这地步,不如干脆把他干掉。没有了黄骅,边区就没有了军事干部,上面也就不会再让我走了……”于是,一个刺杀黄骅同志的行动方案,在邢仁甫的直接授意下策划出来。   1943年6月30日,冀鲁边军区司令部在当时的新青县大赵村召开侦察会议。这一天,天空阴暗,细雨蒙蒙。黄骅一早起床,饭也顾不得吃,即由小赵村到大赵村参加会议。会议由黄骅主持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司令部参谋长陆成道、侦察副股长崔光华、除奸科长陈云彪等人。   会议紧张地进行了一天,约到下午六时左右。会议室门外走进一个名叫周云洪的人,此人进屋后向黄骅同志递交了介绍信。黄骅同志阅后,令周云洪暂到管理股休息,周云洪当时没有立即退出会场,和其他同志说话。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名叫冯冠奎的人,周云洪看到冯冠奎后,向旁边一闪身,冯冠奎即在周云洪的旁边伸出手枪打响了,首先中弹的是黄骅和陆成道同志,接着是齐耀庭等同志,前后仅约二分钟的时间,警卫员听到枪声赶到时,和行刺后逃跑的凶手冯冠奎相遇,当场被冯冠奎打死。警卫连闻讯赶到,冯冠奎等已逃出村外,再加上遍地都是青纱帐,已无法追踪。在这次惨案中有黄骅、陆成道、陈云彪等八名同志牺牲,有四名同志身负重伤。   凶手冯冠奎 是军区新编手枪队队长 ,他受邢仁甫指使,带着11个心腹制造了这起骇人听闻的大赵村惨案。在党和群众中威信很高的黄骅,就这样被杀害了。为了纪念黄骅同志,1945年8月新青县正式改名为黄骅县,1989年撤县建市,即今天的河北省黄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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