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教授斥重判刘晓波属于违宪

起草《零八宪章》、批判中共独裁统治的北京异见人士刘晓波，被重判十一年，引起世界哗然和强烈关注，对当下正热议的“中国模式”的讨论又推波助澜。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以来，有关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评价，在世界上出现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中国处理金融危机来看，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治理能力，这种能力和成-效表明，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模式”是存在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崛起，只是表面强大，由于存在制度性缺陷，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政治收紧，-镇压加剧，控制从严，社会问题的积累，必令中国有可能产生体制性崩溃。

中共中央党校原图书馆馆长、原科研办公室主任杜光教授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快，国力增强，这是事实；但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事实。这种政治经济不相适应的状态是不可能持久的。目前中国社会危机四伏，随时有可能爆发意想不到的事件。有些当权者陶醉于所谓的‘中国模式’，以此为拒绝改革-政治体制的借口。这是非常危险的。”

当下，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判断加剧碰撞，涉及中国政治体制的活力与困境的问题。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晓波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作家谭作人因调查、质疑四川地震“豆腐渣”校舍，被当局指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零九年八月受审，近期将作出判决；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新民党代主席郭泉，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当局判刑十年，日前上诉被江苏高院驳回；维权人士冯正虎自四月离开中国去日本后，八度回国被拒入境，而今死守日-本成田机场禁区抗争已达两个月；月前，当局认定成都天网主持人黄琦“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罪”成立，被判刑三年……有学者认为，种种迹象表明，经济崛起的中国，-不再忌惮国际社会的压力，对刘晓波的判决，是以言论治罪的典型，是对普世价值的践踏。中国过于强大的国家权力，压制了社会自发生长的空间，导致社会无法产生一种-机制来弥补国家治理的缺失，当国家对社会的治理产生漏洞时，社会必会呈现失序状态。

零八宪章是民间宣言

杜光说：“这是一个十分愚蠢、十分可耻的判决。”他表示，说它十分愚蠢，是因为刘晓波一贯坚持以理性的、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他起草的《零八宪章》，是民间一万多名爱国志士发出的改革现行政治体制的宣言，它呼吁官民和解、朝野合作，“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杜光说，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正式文献里，曾多次提出要改革政治体制，但从没有向全国人们展示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现在，这个艰巨的任务却由《零八宪章》完成了。-至少，它可以作为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让机关干部和全国公民展开讨论，以期“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由此可见，《零八宪章》是一个促进政治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文献。《零八宪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当下，提出一个全面的、简约的，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共和的文献，时机已经成熟。《零-八宪章》于是应运而生。《零八宪章》的发布，把改革反改革的斗争推向新的高潮。刘晓波也因为起草《零八宪章》而对国家做出了杰出贡献，而司法当局却要把他判刑，-投入监狱。是非颠倒，一至于此，多么愚蠢。

渐进民主的路堵死了

他说，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许多像刘晓波这样，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力求以理性的、和解的、非暴力的方式，推进中国的宪政民主。刘晓波被判刑，对他们是严重的打击。有-些人以“幻想的破灭”来概括自己的感受，有的人说是“渐进民主的路堵死了”。历来主张和解的王光泽所写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和解破裂，革命将起》。重判刘晓波-，起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把千千万万诤友赶到对立面去了。丘岳首形容为“愚不可及”，是十分中肯的。

杜光续说：说它十分可耻，是因为法院判处刘晓波的罪名，既违宪非法，也逆情悖理。判决书里，裁定刘晓波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根据有二：一是他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六篇文章，二是《零八宪章》。判决书举出六篇文章里的所谓“造谣、诽谤”的内容和《零八宪章》里的所谓“罪状”，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具有历史责任感的公民对-掌权者所作的判断和批评，以及对社会发展前景的分析和期待。每一个公民都有对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批评、作出自己的判断的权利，你不能因为不同意他的看法就说他是-“造谣诽谤”。至于所谓的“煽动颠覆”，颠覆是个动词，说明的是一种摧毁某个东西的行动。在刘晓波的文章和《零八宪章》里，有哪一行哪一句是“煽动”别人采取行-动，去摧毁、推翻政府的？判决书说《零八宪章》“试图煽动颠覆现政权”，就更荒唐了。政治体制改革是“现政权”早就提出的主张，《零八宪章》不过描绘出政治改革-的目标图景，怎么就成了“试图煽动颠覆现政权”了呢？

杜光说，中国人讲究“面子”，所谓“人皆有羞耻之心”，做事情要合情合理。北京当局这次重判刘晓波，不仅违情悖理，而且连宪法也不顾了。宪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而二十三日开庭时，说是公开审理，实际上只允许两名亲属和两名律师到庭，旁听席上，坐满了不相-干的便衣，而最应出庭的刘晓波夫人刘霞，却被囚禁在家，不许到庭。法院门外，警员密布，对要求旁听的人横加干涉，甚至拘捕殴打。如此下流，在国内外造成很坏的影-响，真是什么面子都不顾了。

曾被北京当局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被判刑十一年的王丹，是八九年六四事件学运领袖，目前在台湾任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客座助理教授。他认为，重判刘晓波是极其危-险的讯号，“尽管有外界强烈的反弹，尽管西方国家以罕见的动作，派出十五国外交使节到法院现场表达关切，但中共完全置之不理，这样的强硬态度说明中共公开表明立-场，那就是在政治上全面收紧”，“重判刘晓波，就是告诉国人，政治上要开始采取严酷的镇压立场，绝不放宽控制”，“西方国家最近几年来，试图以怀柔的政策敦促中-国政治改革的策略完全失效，中共当局非但没有接受西方国家的善意，反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王丹认为，重判刘晓波，给外界一个极大警示，即在经济快速增长，所谓大国崛起的掩护下，中共“不仅对内用严苛的刑罚对付不同意见，镇压自己的人民；对外也不再忌-惮国际社会的压力，甚至敢于公然挑衅”。这种趋势的发展不仅使中国民主化遥遥无期，对于国际和平以及人类发展，都是不容忽视的威胁。

曾任职传媒的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王光泽也认为，中共重判刘晓波，具有指标含义。他认为，胡锦涛、温家宝执政以来，无论是国内、国际社会，对他们的基层行政历练、-平民背景产生好感，尤其提出“和谐社会”的施政纲领，令天下人心怀感念，冀图他们能创造一个相对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不仅能照顾弱势群体利益，且能言路畅通、-容忍异见；这一阶段，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提出政治和解的理念，希望把中共推向和平民主转型之路。他认为，中共对刘晓波的重判，宣告“和谐社会”破产，以及中国政-治和解格局的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