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著名设计师张安戈访谈录

前言：本届博洛尼亚书展上最耀眼的明星是一位华人！

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图书博览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儿童书展，是谁能在60多个国家、1100多个出版商参展的上万本书中独领风骚？

张安戈，已故中国著名诗人、《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之子，毕业于中国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专业，现专职从事美术创作。

《红土黄河：文革纪事》是他的第一部完全独立创作的作品。出版后在加拿大引起强烈反响，去年10月被加拿大艺术理事会提名入围总督文学奖最佳创作名单，这是历来中国移民首次获得这样的殊荣。

他究竟一个怎样的人？艺术家抑或是一个作家？

他有着一个怎样的家庭？一个如此著名又身居高位的父亲，是幸福还是压力？

他有着什么样的经历？黑暗的文革岁月，是磨难还是财富？

带着这种种疑问，我敲开了张安戈先生的门……

飞云：张先生，首先祝贺您的《红土黄河：文革纪事》获得博洛尼亚青少年图书奖！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对您自己在文革岁月中亲身经历的回忆，那么可否先请您介绍一下您的经历？

张安戈：好的，不过我想我的经历应该和所有体验过那个年代的同龄人差不多。红土黄河的故事开始于1966年的文革，文革开始后不久我被下放到山西农村插队，3年后又成了一名铅笔厂的冲床工人，一干就是整整7年。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考入了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之后在北京中央歌剧院担任舞台布景与灯光的设计。大约是在1987年，在歌剧院的一次文化交流活动中，两位美国专家到北京为音乐剧《The Musicman》和《Fantastic》辅导布景和灯光设计。当时音乐剧这种艺术形式在中国还难得一见，我们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在他们返回北美后，主动为我联系了他们就职的加拿大班芙艺术中心，为我安排好了出国工作的一切事宜。但是由于当时中央歌剧院正在筹备赴芬兰的访问演出，由我担任《蝴蝶夫人》的所有舞美设计，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因此，那次我与加拿大擦肩而过了。（飞云：那您最后是怎样来到加拿大的？）也许是冥冥中自有天定吧，第二年班芙艺术中心再次向我发出邀请，我接受了。这样在 1989 年的 4 月，我便来到该中心的戏剧部门工作，担任布景设计。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就是我一下飞机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和导演、舞美等所有工作人员一起讨论剧本。 会开得热火朝天，而我当时一边厢贡献着我的意见，一边厢还拿着字典不断地翻，那个狼狈劲儿至今回想起来还觉得有意思。但是我的同事们都非常友好，使我很顺利地融入了这边陌生的工作环境。

飞云：在您的工作经历中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张安戈：那是我来加拿大之后第一次独立担任舞美设计，音乐剧的名字叫做《Street Scene》。因为这是我来加拿大独立担任从布景、灯光服装、道具等所有舞美设计的第一次尝试，我自然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很想以此证明自己的能力。但这时这部戏的导演对我说，这个戏的预算很少，可能连有些设计构想都无力实现，但是作为这样一部戏，整条的街景又是无法省略的，他希望我能拿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这可真是巧妇偏为无米之炊了。灵机一动， 我决定用最便宜的材料——报纸来实现我的构思。先搭起街景的架子，然后所有建筑的墙体、台阶，甚至窗户、大门、晾衣绳上的衣服都是用报纸剪贴出来的，既经济简单还有一种独特的美感，整个布景风格统一，效果也很好。那段时间虽然我夜以继日地工作，非常辛苦，但却感觉心里有一种激情，渴望把它释放出来。我最难忘的就是开幕式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张卡片，上面写满了剧组每个成员，上至导演，指挥， 下至道具，电工的贺词，我当时真是非常感动。因为这是对我的一种最好的肯定，这也是我收到的最特殊的开幕式礼物。

飞云：您是一位舞美设计师，同时又是插图和动画设计师，一直从事视觉设计工作的您为什么会想到要自己写书？

张安戈：我想很多人在一生当中的某些时刻都会有写作的冲动。 对于我来说， 如果能为自己写的书画插图是很有意思的。（飞云：但是您在图书领域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您绘制的第一本书和您执笔的第一本书都出手不凡，荣获国际大奖，您是怎样走进图书这个领域的？）在班芙工作两年之后，我接受了莎士比亚戏剧中心的邀聘，出任布景与灯光的助理设计，于是举家从西部迁到东部。（飞云：做助理？）是的，做助理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途径。 在工作中，尤其是在和世界知名的艺术家合作的过程中，你就有机会直接学习他们的宝贵经验，而不是仅靠自己去摸索。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了自由设计师的生涯。（飞云：但是您的图书情缘是怎么开始的呢？）我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心工作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加拿大非常有名的插图画家。他推荐我，到Groundwood出版社画插图，当然，非常幸运地是我画的第一本书就拿了奖，这对我是一个不小的鼓励。Groundwood是一个致力于出版高品质儿童书籍的出版社，很强调题材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说到《红土黄河》这本书的源起，我还要感谢我的出版商。是她鼓励我写出自己的故事，而且还给了我这样一个完全独立创作的机会。我很钦佩她的见地，是她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

张先生非常的随和、谦逊，但并不善言辞，话也不多，然而他积累的厚厚一摞设计手稿却无声地说明了他的勤奋和才华。君子敏于行而衲于言，张先生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解。只有当话题转移到他的设计、他的创作，才能看见他激情横溢的一面。

飞云：您本人对这个题材有没有什么顾虑呢？比如由于年代太久远，或者中西文化的差异，这边的孩子或许会觉得难以理解？

张安戈：我是抱着非常真诚的态度来创作这本书的，所以一开始我确实是有很多顾虑的。首先，我顾虑文革这样一个严肃的历史题材对儿童来说会不会过于沉重了。即使在中国，今天的年轻人也未必能对那个年代有多少认识和理解，又遑论文化环境完全不同的外国小读者呢？再者，文革是整整一代人的历史，在这历史的洪流中，我并不认为自己的经历有多么离奇。那么，这样一段并不特殊也并不特别戏剧化的经历值不值得专门把它写出来？（飞云：但您还是决定写了，为什么呢？）后来我觉得，文革只是这故事发生的一个时间背景而已，我并不是力图要向小读者解释什么是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文革。我所要展现的只是在那种特殊的时期，一个小男孩儿在动荡的社会中独立应付一切，从孤独、苦闷变得坚强、坚定的过程。他所表现出来的所有情感，无助、孤独、茫然、奋争、消沉以及后来对自己生命的发现和发掘，这种人性全世界恐怕都是相通的。对于这样一个同龄人的故事，我想全世界的孩子应该都可以理解。何况，虽然那个年代是动荡、混乱的，但是主人公并未因此沉沦，他最终还是发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所在，这也赋予了这本书积极、向上的调子。

飞云：这本书的封面是一个孤独的小男孩，在屋顶上俯视众生，那是否隐喻了您在这本书中的观察角度，孤独、危险又带着一种对世人的怜悯？

张安戈：这是书中的一个情节。但是我并不想把一些过于沉重的东西传达给我的读者，书中的主人公只是一个孩子，他害怕巨变，害怕被主流抛弃，害怕孤独。而且即使是在那样一种生活秩序被打乱，社会关系被颠倒，极度不尊重文化的环境中，我还是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希望，多一些积极的东西。虽然文化在当时被当作一个很负面的东西，但是我却无意中走上了这条路，也奠定了我人生的基调。（飞云：那关于具体的美术设计您是怎么考虑的呢？）儿童图书都有图文一体的特点，文字虽然简单，却可以串连起故事，赋予插图整体的涵义，而图画则更富视觉冲击力，能更好地表情达意。我希望我能赋予这本书统一的风格，尤其是整体的视觉设计，既有艺术的美感又能反映这本书的时代特征，既容易被小读者理解又能承载这一份历史的厚重感。所以斟酌之下，我选用了这种类似当年宣传版画的风格，结合自己对中国北方生活的记忆，绘制了这组插图，包括封面。在出版社的建议下，我还选择了我珍藏的一些真实的历史照片，事实证明这种接合相当成功，这些照片无意中增加了这本书的真实感和存在感。

飞云：在这部作品中您选择了用电脑来绘制插图？您认为舞美设计、插画设计等艺术形式有国界之分吗？从实景布置、手绘作品到红土黄河中的电脑设计，您认为艺术的制作方式有高下之分吗？

张安戈：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艺术创作的手段肯定会不断改进，包括文字创作的形式，视觉设计的形式都是这样。在扎实的基本功之上，随着技术的发展随时更新自己的观念、手段也是必要的。这并不是说要艺术家都去迎合商业需要，而是新的手段可能会帮助你实现某些特殊的效果或特殊的构想。在一个设计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设计思想，它是一个作品的灵魂。制作的方式只不过是艺术家的手段而已。很多时候，艺术的领域是相通的，我曾经用动画软件来设计舞台背景，反映相当好。我想，多掌握一些技术手段，只会让艺术创作更加灵活。

飞云：这是一本英文小说，应该说面对的都是外国小读者，到目前为止，您认为您得到您希望的读者反馈了吗？外国读者能理解吗？

张安戈：很多很多，也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国外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很注意拉近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我参加过很多这样的座谈，孩子们都非常天真直率，见到一本书的写作者，会让他们感到极大的好奇，也从小培养了他们对文字、文化的一种尊重，而我更是乐此不疲，和孩子们在一起我能听到最纯净的声音，最直接的意见。（飞云：能具体说说吗？）这次在意大利，我参加了一所中学有关《红土黄河》的讲演会，听众都是16、7岁的孩子，当时一个学生就直言不讳地问我，红卫兵批斗了你的父母，为什么你还千方百计想要加入红卫兵呢？我想这就说明了他们的一种思考。虽然文化有差异，每个孩子的做法会有不同，但是想要有一种被认同的归属感，这种想法却是共通的。

飞云：文革是一个特殊的题材。中国著名的第五代导演田壮壮曾经根据自己文革中的亲身经历和感悟拍出了自己的巅峰之作《蓝风筝》，但是却在国内被禁至今。这回您的作品在国外顺利发表而且获得了很多荣誉，您对国内外的文化环境有什么感想？

张安戈：是很复杂，但是我还是很希望有一天能把我这本书介绍给中国的小读者。国内的出版环境或者说整个文化环境确实还比较特殊，但是也应该看到他正在一天天越来越开放。 《红土黄河》将被译成法、意、德、日等多种语言，我也希望有一天他能以中文出版。

作为一名艺术家，张先生勤奋执着；作为一个儿子，张先生孺慕情深。当话题转到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父亲，张先生的话语里不由得充满了深深的怀念和景仰。

飞云：文革是这本书的整个背景。能否请您回忆一下文革对您的家庭、生活的影响？

张安戈：由于我父亲在文艺界的地位和位置，我父亲应该算是文革开始后第一批被打倒、受牵连的高级干部。那时候我们全家都受到很大的冲击，我当时正上初中，猛然间成了“狗崽子”、“黑五类”，巨大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后来我们全家所有的人都被各个分散，去了全国各地接受再教育，北京的家中空荡荡的，只剩下我的老奶奶。不过父亲母亲却从未对此悲观失望过，他们寄给我的信中总是对我的鼓励。

飞云：应该说您有着一个特殊的家庭，您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的黄河大合唱至今仍在人们心里沸腾、呐喊，那么您的家庭对您的成长、学习以及职业和生活道路的选择产生了什么影响？

张安戈：我觉得我父亲对我最直接的影响是在做人方面，他是一个非常光明磊落的人，即使身居高位也依然保持自己的本色，我非常钦佩他。许多加拿大朋友觉得我的经历跌宕起伏，简直堪比戏剧，但是如果与我父亲比起来，那他的生活经历完全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父亲是一个极有才情，极有诗韵的人，而且大气磅礴，对待生活的态度总是很豁达。他献身革命，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192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仅15岁，从此九死一生却无怨无悔。文革10年离乱，也从未见他有任何消沉悲观的态度，他总是写信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即使是面对癌症，他也是非常乐观，而且遵医嘱戒烟，几十年的习惯当断则断，毅力惊人。父亲生前做事非常严谨、执着，对工作充满了热情，非常勤奋。如果说父亲给了我什么影响，那更多的是父亲对待人生、对待生活的态度对我做人、行事产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我对待自己的事业也是非常执着的，很有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拗劲儿，这，应该说是得益于我的父亲吧。我每设计一部戏的舞美，都会根据这部戏的剧本风格和导演意图，仔细地思考、研究各种可行的方案，赋予每部戏独特的、专属的舞美设计方案，力图反映出这部戏的精髓和内涵。

飞云：那你对您父亲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张安戈：我父亲曾经从事过《文心雕龙》的译作。那大约要追忆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父亲开始着手翻译《文心雕龙》，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步文艺批评理论著作，但是由于用骈体写作，不免晦涩难懂。我父亲以他诗人的手笔，保留了诗文韵味，把难懂费解的骈体文翻译得非常有可读性，而又保留着刘勰原著的内涵和韵味。（飞云：这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真是有些难于理解：一个曾经以“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这样热情澎湃、金戈铁马般的激情影响并激励过千百万读者的诗人，何以能沉下心来，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故纸堆”中钩沉开掘，“玩”起《文心雕龙》来呢？作为诗人的光未然和作为研究家的张光年是怎么统一在一起的呢？）他做事非常有毅力。后来到了八十年代初，中国成立了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我父亲被推举为会长，主持对这部巨著的研究。他为人非常谦虚，从不在学术上以势压人，经常和同行们切磋请教，而且还提出了很多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是由于繁忙的工作压力，这项工作始终没有完成，直到40年之后，他离开领导岗位后，以年迈多病之身，顽强地坚持每天工作，终于把这部书的主要篇章译述完毕，并将书稿付梓。他在书的扉页上高兴地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谨以此书献给新世纪的文学青年：我架起一座龙纹桥，通向他中古的文心。他的文心寄托深远啊，寄与龙飞凤舞的后来人。”我既为我的父亲感到高兴和欣慰，同时也深深地钦佩他这种严谨勤奋、执着坚定的精神。

飞云：您的父亲一生波澜壮阔，在您的眼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对于您选择的人生，他表达过什么意见吗？

张安戈：我很钦佩我的父亲，但是在我，包括我的弟弟妹妹的人生道路选择上，我父亲从未有过过多的干涉。我的家庭一直非常民主，我的父亲尤其开明，他认为除了本人以外，自己选择的道路别人无权干涉，但是自己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任。我记得我插队3年之后，终于发现了自己生命中最大的爱好——美术，父亲对此很赞同，他和母亲也尽量创造条件让我能有更多更好的学习机会。（飞云：就是说您父亲对你们弟妹的决定都很赞同？）也不尽然，但是即使他不很赞同，他也决不会粗暴地阻止你。我弟弟是学中文的，上大学时受当时风气的影响，他也一度变得比较“前卫”，留着长头发，穿戴很时髦。对于这些父亲当然是看不惯，但是他也不会去横加干涉。我想我们家采取的还是一种因势利导的教育方式。

飞云：“知父莫若子”，就您所知，您父亲这精彩的一生有什么遗憾吗？

张安戈：父亲是一个做事计划性非常强的人。在他晚年的计划中，曾经有一首长诗，描写自己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一生，父亲生前大起大落，却一直保持着诗人那种纯真的童心，我们都很期待父亲的这首自传长诗，但是最终它却没完成。而父亲生前也已经知道了我的写作计划，我一直想等书正式出版了再展示给父亲，可他却没能够看到最后的出版，我想这也是我们全家的一个遗憾。

采访手记：

采访结束了，我的疑团都解开了吗？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是我了解到了一个真正的张安戈，谦逊儒雅又才华横溢，严谨勤奋又从不固步自封。苦难的岁月没有让他迷失人性的善良，不公正的待遇也不会让他就此沉沦。文革已经过去，磨难和挫折却成了他人生的财富；父亲的成就不是他难以超越的障碍，反而成了他最好的动力……

还需要再了解些什么吗？我想，也许现在，我们最应该去了解的是我们自己。去检查一下我们是否也能做到那种真诚，那种执着，那种坚持，甚至，那种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