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在加国几次看病的切身体验

我家移民五年来不曾有过大病，但医生还是看了几回，与中国的区别是，少了划价交钱的原始方式，多了“等得急死人”的无可奈何。就这点感想也不至于无病呻吟，换个角度，说说我们家的两位骨折明星，和我交通事故后“捏脖子”的故事，间或唱唱亲情和人权的高调。

大闺女的骨折：和我小时候相同而又不同的遭遇

大闺女才上小学没多久，我父母也探亲到期回国了。一天，校长电话打到我办公室，说她中午在学校操场玩“杠子”（monkey bar）时跳下来落地不稳，腿摔得不能动了，而且肿了。我的脑袋嗡的一声：骨折了！我小时候骨折过，深知其感觉症状。飞速赶到学校，把女儿送往附近的“无预约诊所”（walk-in clinic）。下午没多少人，倒是没多等，医生看过后说只有等照了X光才能确定是否骨折。小诊所里没有拍片设备，问我是否介意他帮我叫救护车转到大医院，我连忙答应。不等我转过神来，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至，我正疑惑我要是坐在车里一同去，回来怎么办，身着制服的救护小姐颇有经验地说“你可以开着车跟着我们一起走，但要保持好距离呦”。就这样我跟着呼啸的救护车闯红灯，也许还超速了，一路杀向医院。我把车停在医院停车场的当儿，救护小姐已经办好了手续，正和女儿说话呢。她说我们刚说完七个小矮人的名字妈妈就来了，好，让妈妈陪你吧，再见。就风一样地开着救护车消失了。我只来得及想，要在中国，又谱写了一曲什么什么赞歌。

后来当然是等，等照了X光，等见到了望眼欲穿的大夫，等确认是骨折了，孩子已经直喊饿了。最后，等骨科大夫给打上石膏，配了拐杖，并被告知两个星期后再来拍片换石膏，至少六个星期后才能恢复。

我看了X光片，和我小时候骨折的部位一模一样，连腿都是同一条腿，真是冥冥之中什么神的安排。想想我骨折那阵，父亲背着我挤公共汽车，到了母亲的医院，照片子打石膏吃“七离散”，花钱如流水，有了医生处方还费尽巴力走后门才弄到几斤排骨，被告知“伤筋动骨一百天”，郁闷地在家呆了一个暑假。父母埋怨我，为什么玩时不小心，给他们带来这大麻烦。我为我的骨折而带来的劳民伤财内疚了很久。真是时代不同了，地点也不同了。我头几天陪着女儿在家里，练习使用拐杖。她能拄着拐杖上学后，我天天中午都去看她。洗澡只能我给她小心翼翼地擦洗。我老公还跑到多伦多买骨头棒子。她很想看关于骨折方面的书，我们又跑到图书馆借。所到之处，有轮椅可坐，有残疾人的坡道电梯，人人争相为她开门。接送她上下学的“阿姨”把车停在残疾人位置，总是抱她上车下车。校长和老师还送了一个别致的花瓶。我母亲电话里听了，有些不悦地说“花瓶有什么用，老师没看好孩子，得让他们赔医疗费”。可是我并没有花一分钱的医疗费。难怪我感觉不到女儿给我带来了什么麻烦。心疼孩子，是要和时代的背景结合在一起的啊。今日在加拿大，生活容易了，人活得有尊严了，才能腾出精力去爱。

又预约看骨科医生，一次比一次恢复得好。换石膏时，医生“锯”下旧的，说你可以拿到学校去作“展示与讲述”（show and tell）。换上新的， 又问想不想要不干胶贴纸（sticker）贴在石膏上面，女儿高兴地得到了几个维尼熊（Winnie the Pooh Bear）贴纸。医生做这一切时，不知想没想过救死扶伤是天职，或者表扬信什么的。至少不像在家长面前作秀，因为他始终都只在和孩子说话。

不久，万圣节（Halloween）来了，孩子们打扮得鬼里鬼气，去各家讨糖果。大闺女穿了条白雪公主的长裙子，也架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去要糖。人家说女儿的装束很特别，我解释拐杖是真用途，并不是鬼节装束（costume），女儿得到了额外的一把糖。她也学精了，敲开门之后先告诉人家她骨折了。一条街走下来，要的糖都够吃两年的了。我怎么都觉着这有点像乞丐向人展示他的伤口。小城的老百姓真是太有同情心了。

最后一次照X光，显示骨折已经痊愈了，大夫春风满面地说“你们再也不用见我了”。所有的“枷锁”拆除，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给女儿洗澡时，从骨折过的腿上的搓下的“泥” 厚厚的一层，汗毛长得比成年人都粗。

我不记得我当年骨折时是怎么洗澡的，好像相当长时间就没洗过澡。

老公崴了脚，在家“坐收渔利”了几星期

冥冥之中天注定，我又有缘见到了那个骨科医生。

老公的公司每年组织大家打一次高尔夫球，去年老公技术依然不高，把球打得刚出了球场栅栏。他本着勤俭节约的精神去拣球，登上栅栏往下跳，落下的位置不偏不倚，正是一个小动物的洞穴进口，由于隐蔽得比较好他没看见，右脚一下子陷了进去，破坏了小动物的美好家园，也把脚崴了。球也甭打了，左脚踩着油门凑合把车开回家，又把我电话叫了回来。我先咋呼“你这是impaired driving啊，危险，多么危险！”，然后我赶紧开车奔赴医院急诊，熟门熟路地等，照片子，再等，又见到了上回的骨科医生。难怪要等半天，就那么几个大夫，脸都熟了。金口玉言，小骨折，上石膏，配拐杖，两星期再见。伤兵败将般地回到家，大女儿一见到拐杖就说“这下咱家成了收藏拐杖的了”（“Now we have the crutch collections”）。幸好那时我父母“二进宫”又来加拿大探亲，要不然，家里的劳力倒下了，看谁能玩得转这个家。

其实，老公如果左脚崴了，倒还能踩油门开车上班，右脚就不太妙了，而且不合法。老公顺水推舟地歇了几星期假，申请了“短期残疾”（short-term disability）补贴，从保险公司拿到的支票，比正常工资还多一点，我母亲不无羡慕地说加拿大福利好啊，她怎知平时老公的工资七扣八扣，交了巨额保险费，才有今天的“坐收渔利”。不过，这种身体痛苦的渔利还是不收的好。

再去照X光，见了个新脸医生。这医生看过片子后，彻底推翻了那个熟脸医生的诊断，说那根本就不是骨折，两张片子没啥区别，可以拆石膏了，活动活动不要紧。这可真让我们无所适从，精心呵护不敢妄动的脚，居然没骨折？我小时候崴过无数次脚，疼得钻心时，不也生活学习照常？是人变娇气了，还是大夫太保守？

这两次和医院打交道，爱多于恨，感触和大多数人差不多：

一：大家普遍敬业，干什么的就老老实实干什么；二：病人不是教科书上的例子；三：医术参差不齐，医院繁文缛节。

要想在加拿大继续待我的后半生，以后肯定还要和医院医生打交道，只好忍受坏的；好在，还有不少好的。

望着挂在车库里那一大一小两付拐杖，到现在我还是心存疑惑：老公到底骨没骨折？

我“捏脖子”的事：享受建立在别人的保险费上

那年圣诞节假期，我们一家外出，车在红灯前停得好好的，一辆丰田佳美“咣当”从后面撞了上来，我坐在后排中间，头没有保护，感觉脖子闪了一下，连忙跳下车，看车，我们的表面没事，丰田佳美的前灯却撞碎了，里面的小姐有些发傻。当时我觉得百分之百是丰田小姐的责任，记下车牌，互留了姓名电话，就各奔东西了。第二天，我的脖子生疼，和朋友“拜年”聊天，说起这事，他说大事不好，你的肌肉可能拉伤了，他经历过这种事，叫我赶紧报警，让警察来看清楚你的车，写报告；再看医生，把自己说得越严重越好；再上报保险公司。还说车算什么，毁了也不过是几千刀的赔付，人要有事，动不动就十万八万地赔呢。人大于物质，我的观念又转变了一次。不过，我倒觉得自己没那么严重。

看了医生，我没说成十万八万的地步，医生说要去理疗，介绍了一个交通事故康复中心。我祥林嫂般又说了一遍情况，理疗师先让我提供保险公司的信息，然后说，我们从来未向顾客收一分钱，都是和你的保险公司打交道的。然后开始疗程，说白了，就是用各种仪器“捏脖子”。

我一边享受着“捏脖子”一边瞎想，生存权解决后，人权是什么样？就是一颗牙齿被打碎后，要依法吐出来，要依法镶上更好的牙，还要时不时依法申诉一下牙齿还疼。资本主义社会啊，难怪街上那么多的理疗中心。

理疗程序中有两次真正意义上的按摩。女按摩师人高马大，与色情无关，带我到一间小屋，说请你脱光上身，后背朝上，盖好被子，我稍候再来。一切办好，按摩师进来，给我的脖子后背涂上什么油，然后顺着肌肉一条一条地往下缕。她真有手劲，按得地方恰到好处，墙上的各种证书不是白挂的。小屋里放着轻轻的瑜伽音乐，使人飘飘欲仙昏昏欲睡。

疗程结束后，我有些依依不舍，问这一过程要多少钱，答曰千把来刀。羊毛出在哪？那位丰田小姐的保险费怕是要疯涨了，我幸灾乐祸地想。

没病没灾是我最大的心愿

过了一年，老公在高速公路上堵车，准备换线时光顾了看后面，没注意前面的车在刹车，“咣当”一声追了尾。对方立即报了警。老公的破车撞坏了很多零件，没有上报保险公司，自己跑到“拆车厂”拆了一些旧零件，车鼓捣鼓捣又能开了。我们的保险费曾一度涨成原来的二倍。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越说越离题了，希望大家没病没灾，别惹事，事到临头了也别怕事，我们一定会在加拿大这个新家园越过越好。

（雅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