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强悍的医生，我还能再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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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2008年7月9日曾发表过《加国公道何在？大陆移民产妇离奇死亡》一文，如今两年多过去，事件的解决依就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死者丈夫何革胜先生经历了投诉、抗议、起诉等程序，他感到在加拿大患者的维权能力极其渺小，但他不愿放弃，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抗争让那些麻木不仁的医生能有所畏惧。

何革胜的妻子潘敏红出生于1963年10月21日，2006年2月抵达加拿大与何革胜和女儿团聚。2008年5月18日潘敏红在Scarborough Grace Hospital分娩，7小时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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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何革胜的来稿：

太太在慈恩医院去世超过两年了，很感谢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我的家庭的朋友们。可能很多朋友们以为我放弃抗争了，实际上我仍然坚持不懈地为太太的死讨回公道。只不过两年多下来，我也看清了，无论医院还是医生，他们都有坚强的后盾，有恃无恐，什么媒体、示威，他们根本都无动于衷，加上我也怕了一些网友的冷言冷语，所以选择埋头做事，循合法的途径继续抗争，就象我以前经常对太太所说的：“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何革胜在士嘉堡慈恩医院外举牌抗议（本网资料图片）

一路下来，我曾经投诉到国会议员、省议员、卫生厅、医生协会、私隐专员、ombudsman，真正做事的只有医生协会和私隐专员。医生协会的报告出来后，我不同意其观点，再投诉到申诉专员。本来我申诉的主要论点是：医生协会由于没有得到医生本人的回复，所以我投诉医生忽视我们当时反映的羊水栓塞的典型征兆的论据不予考虑，只能按归书面的医疗记录进行分析。但最近我收到申诉专员寄来的调查过程，当中的细节令我震惊。

孩子在一天天长大（本网资料图片）

医生协会的调查员发给其他医生（做为证人）的信，全部都在一、两周内得到回复，唯独是被我投诉的医生，调查员前后给她四次电话留言、三次电话打到诊所、三次寄信，医生都不予回应。甚至有一次是按约定时间打的电话，调查员强调有几项重要的事件要与医生本人查证，诊所的前台小姐两次传话给医生，医生都以各种理由拒听。调查员说愿意在电话线上等，等到医生在看两个病人的间隙，只需5~10分钟通话即可，医生还是拒绝了，让调查员传真过来。看来这个医生看准了调查员不能拿她如何，而且只要拒绝查证，我们所反映的她主观上的失误就会不了了之，剩下的就等医生协会的分析小组成员看医疗记录吧，因为医疗记录上没有记录咳嗽、颤抖的征兆，医疗记录上没有记录病人在失血2500ml时只有300ml可用。面对如此强悍的医生，我无语了。

9月29日，申诉专员将召集各方开电话会议，我不知道这位医生会不会加入。我打算从以下几个方面与其讨论：
1． 医院的管理上（诺大的医院居然只有300mlO型血）
2． 医生的态度上（没有查看入院表、没有讨论过风险何在、抢救过程中满不在乎的神情、不屑回应医生协会调查员）
3． 技术上（没有重视我们所反映的羊水栓塞的典型征兆，没有及时调整催产素剂量、破羊水的手法和位置等）
4． 逻辑上（羊水栓塞时，有血可能救不了人，但没有血就肯定救不了人）

在此，与其发发牢骚，不如发挥群体的力量，大家再想想，有什么可以在这个电话会议时讨论的？

再有就是告知各位真正关心我的朋友们，一方面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律师，另一方面为了节省费用，所以在两年的期限届满之前，我已经以个人的名义向安省高等法院递了诉状。我会视乎自己的经济能力，官司能走多远算多远，总之我不在乎官司的输赢，我只求能震撼一下这种麻木不仁的医生，今后多花点心思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吧。能够避免今后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也算是我太太短暂的人生能为人类做的最后一点贡献了。

今天偶然看见一份报道，说士嘉堡医院还搞筹款晚宴。如果每个医生都认真对待每一个病人，我都愿意捐，但如果象这种医院和医生相互包庇、出了事后推卸责任的话，捐给它无异于自掘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