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难忘的经历：我和犹太人交了朋友

我在多伦多找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外汇交易。起先赚了不少钱，后来输得没了方向。于是停下来休整思考。

有一天去买油漆，正好看到油漆店招工的牌子。于是我进去说曾经做过油漆工(事实上我在钢厂当过五年钳工，的确刷过油漆)。老板是个犹太老头，他问我为什么古埃及文是从右到左写，拉丁文是从左到右写，古汉语是从上朝下写。我说这是因为书写工具决定的。古埃及是勒石为文，英文是用鹅毛蘸墨水，古汉语是刻在竹简上。如此这般，考试通过。我于是到油漆店打工，用体力劳动来缓解焦虑和困惑。

我干得比他们曾雇佣过的所有工人都强，因为我是"劳动惩罚论"的实践者，想通过体力上的劳累来减少精神上的痛苦。有一天我一人搬了200桶80磅的漆桶。老板叫西蒙，西蒙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著名律师，小儿子就是这家店的经理叫盖瑞。西蒙会许多种语言，二战时逃到加拿大的。他可以跟任何一个社区的买主流利地交流(除了汉语，所以他要雇我)。我见过他用西班牙语、德语、希伯来语、俄语，甚至南斯拉夫语和客户交流。他们父子不和。儿子盖瑞认为老子看得起哥哥，看不起他。年轻时盖瑞想当歌星，当了好几回不成只能回到漆店子承父业。

他给我几盘录音带和光碟叫我到中国去推广，我收了下来（不知道放哪里去了）。儿子会电脑配色，老子靠眼光配色，各有所长。但你不得不承认老子的为人。最初我是在家吃了早餐到店，总有些紧赶慢赶。店是七点开的，因为那些小老板必须在工人上班前把油漆买好，工人一来就可以开工。见我迟到了几次，西蒙就说以后你就到店里来吃饭。我还以为把早餐带来吃呢，结果他把热乎乎的牛奶和香喷喷的焙狗(一种"面圈饼")递到我手上。我说，焙狗的钱从我工资里扣。老头眼一瞪，说，"我只卖油漆不卖焙狗"。

盖瑞对我也好，有几次我把油漆调错，客户来退，店里要损失好几百，盖瑞总是承担下来。但他们父子吵起来真吓人。主要是儿子不好，他发起脾气来像个疯子，老汉有时吓得半死。有次西蒙对我说，我真怕他杀了我。每当他们吵架时我总站在中间，但我是偏向老子的。我对盖瑞说，我爱自己的父亲爱都爱不过来，你怎么能这样对你父亲！说到激动处我也跟他们一起流泪，其实我是在想远在万里的老爸了。

西蒙和客户做生意真匪夷所思。那是一个西班牙裔的客户要买一把好刷子。西蒙从老花镜下看过来，试探地问:"三块五行不行?"那客户说:"不行，五块。"我还以为听错了。"五块太多了"。"就五块。"说完那人放下一张五块纸币就走了。我问西蒙怎么回事，他说你慢慢会知道的。

后来我发现来店里买东西的客户几乎把店当成了俱乐部会所。他们会到楼上去自己煮一杯咖啡；会和西蒙唠上一个下午的家常；遇到难事会请西蒙给他出出主意。油漆店已经被不断扩大的唐人街包围了，我甚至能听到隔壁邻居洗麻将牌的喧闹声。老西蒙其实已经赚够了钱，在郊区有很大的别墅，他可以像其他犹太人一样搬出唐人街。但他舍不得离开他的客户，或者说他对衣食父母有一种责任使他欲罢不能。一个中国顾客告诉我，油漆店的货品明显比超市要贵很多，他买完油漆顺手在货架上拿了一把手工刀，我想喊住他，但西蒙说算了。

犹太人是非常精明的，但犹太人又是非常聪明的。我们过去看不起犹太人，尤其是从文学作品得到的印象仿佛犹太人个个是吸血鬼。其实我发现犹太人至少比我们中国人守信、重诺、大气。他们的经营之道真有值得我们学学的地方。

三个月后我要回国了，老西蒙说我不是留得住的人，并叫我推荐一个中国人来。我推荐我的朋友来，他正好失业在家。但他干了没几天就不干了，不知什么原因。至今我仍很想念西蒙，希望他能多活几年。希望盖瑞能实现歌星的梦想。每当路过油漆店时我总有近乡心怯的感觉。但我发现店的外装修比以前好多了，看来他们还是在赚钱。

世博期间我在上海，我朋友安德鲁从加拿大来上海参观世博，他特地想去看看二战时上海的犹太人聚居地。那天很热，我有点勉强地他去了虹口的犹太人纪念馆，（说实话我生在上海都不知道提篮桥那儿有个那么大的纪念馆）。两件事令我很震惊，一是当年犹太人到上海虹口时，那儿正是日本人占领区，作为轴心国之一的日本政府也同样迫害从欧陆来的犹太人，近两万犹太人不知道是否能活着看到明天，但是他们到上海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建造教堂，办起了学校。

第二件事是，所有犹太人在聚集地，其实就是集中营的所有费用都是由早年从俄国逃亡出来的一批犹太富人提供的。当然当地的中国人给了他们一些支援和帮助，但主要的钱都是这些有钱的犹太人提供的。我想，在同样情况下我们中国的富人恐怕是做不到的。安德鲁含着眼泪对我说谢谢你们中国人救了我们，当时全世界包括后来美国和加拿大都不让我们进去，只有中国政府给了我们大量的签证。原来他有一半的犹太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