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自传：我在加拿大当律师

1992年夏，蔡世新从伦敦西安大略大学毕业，正好赶上加拿大的经济不好，找工作很难。

蔡世新给十几个律师行发了求职信。他想，我有一定的经验，有自己的客户，在当地的中国领事馆有熟悉人，相信自己能在律师行找到工作。果不出所料，有两家律师行同意要他。他在这两家律师行之间进行权衡，最后选了麦克唐纳·海登律师行。这个律师行规模不大，在多伦多属于中型，但名声不错。三个主要合伙人在加拿大都颇有名气。

在加拿大，法学院毕业生获得成绩第一名者，学校发给一把金钥匙。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这把金钥匙，等于打开了人生道路上的所有的锁，走到哪里都畅通无阻。麦克唐纳·海登律师行的资深合伙人、税法律师雷森先生，就是金钥匙获得者。

事过很久了，律师行的人还都记得当初蔡世新拄着拐杖来找工作的情景。当时他们都觉得很好笑。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人又拄着拐杖来上班了！

后来蔡世新问海登：“当初我拄着拐杖来见面，你们为什么会看上我？”

海登说：“主要是看你在大律师行做过两年，在多伦多有很多中国企业你也熟悉，在中国也从事过很多合资谈判。这在我们加拿大一般律师中是不多见的，在我们所有的申请者中是没有的。尽管你是拄着拐杖来的，又是外国人，但我们还是决定要你。一个刚刚从学校出来的加拿大律师，没有什么经验。我们还得培养他，真正能独立办案，不知道要到哪一年。”

1992年，加拿大经济和整个西方经济一样，相当不景气，各个企业都在裁员，一般的律师都不愿意加一个人进来，这意味着要加一个秘书，增加很多开支。所以他们也很谨慎，打电话向蔡世新以前作见习的大律师打听情况。在加拿大律师就业很难的情况下，蔡世新的中国背景，居然成了他优厚的求职条件。

一般情况下，读大学士的人都是先读书，后见习，一年以后才能考律师牌。因此新律师一般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案子。蔡世新不一样，他在读大学士之前，就先后在两家律师行见习过，已经有了自己的客户，所以一进麦克唐纳·海登律师行就带来了一些案子。

海登对蔡世新一直很欣赏，经常和他一起聊天儿，不像对别的部下那么严肃。

“尽管你不是我们加拿大人，”海登对蔡世新说，“但是你对我们的文化和我们律师的气势，掌握得非常好。你别看我们有的加拿大律师口若悬河，看上去很会辩，到法院去，未必占便宜。法官每天都在听这样一些类似的话，你越是能言善辩，花言巧语，他越是讨厌你。你要会辩，而不是狡辩。做律师这一行的，不是要你给我玩弄华丽的词藻，而要注意严谨，遣词造句要准确。”

海登鼓励蔡世新说：“加拿大的律师，能把复杂的问题说清楚的没有几个。你好好干，以后有这个可能。”

有一天午餐后，海登又找蔡世新闲聊，说：“你还年轻，律师有的做。”然后引用了一句毛主席语录，“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蔡世新很吃惊，在加拿大这么多年，这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熟悉的语言，并且是出自一个加拿大人之口。

“皮特，你怎么知道这句话？”

“我怎么知道？还不是你们毛泽东说的。”

“是啊，是毛说的，但你是从哪知道的？”

“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时你们搞文化大革命，毛的语录也传到美国来了。那时我们年轻人都感到迷惑。毛的一些话，什么砸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很对我们的想法。我们没有打砸抢，但也占领了哈佛校长办公室。我们就是反对一切已经建立的秩序。现在看来有些行不通。毛有些事是做得疯狂些。但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是一代伟人。”

后来，蔡世新渐渐发现，海登非常关注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尤其对中国改革开放十分关心，于是为他们的闲聊增加了新的话题。

“皮特，考你一下。”一天，蔡世新在办公室对海登说，“毛泽东的这句话你知道不知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海登想了想说：“好，好句子。是不是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太长了，希望人们抓紧时间做些事情？”

“你怎么理解都行。”

在加拿大，一般很难看到中国的电影，令蔡世新感到惊奇的是，海登居然看过《大红灯笼高高挂》。由于他对中国了解较少，对那部电影中的事情老也搞不明白。

“凯文，你看过《大红灯笼高高挂》么？”

“没有，我只听说过大概故事。”

“哦，你们中国的事简直不可思议！那个老头竟然有五个太太，还住在一起。最后那个小老婆死得真惨……”

一般来说，读法律专业是极其枯燥的，很多人读不了。一天到晚看那些枯燥的法律文件和条文，简直是受罪。但不读这些案例，就无法了解西方的法律。蔡世新也读到不少有趣的案例。

加拿大的刑法没有死刑，也就说，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杀了，他可以不偿命。对此，蔡世新表示坚决不赞成：

“杀人偿命，在我的脑海中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加拿大的法律是杀人不偿命，这个法律我实在是不可以理解。”

蔡世新在法学院读《刑法》时，有这样一个法院的案例：加拿大某大学的一对男女学生，男的追女的，经常要求和女的约会。女的偶尔也赴约，但不想和他谈恋爱，更不想跟他发生男女关系。这个男的精神上有些压抑。一天，男的又约女的见面，她很勉强地来了。男的是学地质的，约会地点在学校的一个实验室里。男的说：我希望我们建立男女朋友的恋爱关系。女的再次拒绝了他。男的一怒之下，顺手抓起实验室里的岩石标本，一下就把女的砸死了。

检察官以谋杀罪提起公诉。谋杀和凶杀不一样。谋杀是有预谋的，凶杀是没有预谋的。检察官以谋杀罪起诉他，要判他最高的罪。加拿大没有死刑，最高的罪就是无期徒刑。

在法庭上，辩护律师说他是精神错乱症患者———全世界都一样，如果是精神病，杀人是不负法律责任的。

律师说：“这个人平时没有什么精神上的问题。但是，他从小受到父母的抛弃，精神上长期受到一种压抑，他是孤独的，忧郁的。在受到女方的拒绝后，他一时失去了精神上的控制能力，不知道石头拿起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后果。在医学上叫精神错乱症。”

律师用的是加拿大法律上的“一刹那”理论，英语是“atthatmonent”。平时好好的，就在那“一刹那”，精神错乱了。

医院为这个男大学生出据的证明是一份心理分析报告。

报告说：从心理学上说，他不是精神病，只是一种精神错乱。

律师在法庭上大力渲染了半天，法官居然采纳了他的辩护词。由于被告小时候受到父母抛弃，精神上受到刺激云云，考虑到过去的整个情况，决定给予他宽大处理。最后只给他判了10年监禁。加拿大的最高刑期是20年。

蔡世新至今不赞同为杀人犯辩护的那“一刹那”理论，也不认同杀人者可以不偿命的判例。这也是后来蔡世新不愿做刑事律师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中国，夫妻之间吵架，吵着吵着就动起手来，不是丈夫打了妻子，就是妻子打了丈夫的事情，屡见不鲜；做父母的因为生气动手打孩子，更是不足为怪。而在加拿大，这些都是被法律禁止的。否则，只要有人报警，动手打人者就会被警察铐走。中国有句老话叫“君子动口不动手”，那只是一种道德要求，并无法律上的规范。在加拿大，你不想当君子也不行，法律要求你必须当君子，不然就要尝尝铁窗的味道。蔡世新曾亲自处理过这样的案例。

1993年，一个姓黄的女士急乎乎地给蔡世新打电话：“蔡律师，不好，我家老公给警察逮起来了１

蔡世新问：“怎么回事？”

“因为打架。你能不能把他保释出来？”

“可以，你到我办公室来吧。”

不一会儿，黄女士来了。原来，她和丈夫吵架，丈夫动手推了她一下，把她推倒在地上。她一着急，就打电话报了警。警察很快就来了，问她：“是你报警么？”

“是。”

警察二话没说，就把她丈夫铐起来了。

她对警察说：“不能抓人，他是我丈夫。”

警察根本不听她的话。

她很气愤：“我说他打人，但是并没有说要你们把他带走啊１

警察说：“你已经报了案，抓不抓人就不是你负责的范围了，有事可以找你的律师。”

黄女士40来岁，刚到加拿大时间不长，还没经历过这种事情。报警原是想吓唬吓唬丈夫的，没想到加拿大警察这么不讲情面。她只好找蔡世新出面。

按照加拿大法律，夫妻吵架动了手，动手一方就会被以“攻击罪”（assault）起诉。不管你夫妻为什么吵架，只要动手打人，就是“攻击罪”。

黄女士对蔡世新说：“蔡律师，请你一定帮忙，把我丈夫保释出来。”

蔡世新说：“没问题，这又不是什么大案子。”

在加拿大，对不重要的案子，在没有判决之前都可以保释。交纳保证金之后，当事人要在家里等待开庭，一般等待15天左右。出庭时保证金还退给你。如果你不来出庭，不但保证金没收，警察还要再去抓捕归案。当然，重要的大案就不能保释了。

蔡世新把黄女士的丈夫保了出来。开庭的时候，黄女士的丈夫对检察官所指控的罪行和提供的证据供认不讳。蔡世新在法庭上辩护说：他是不久前刚从中国来的，在中国，夫妻之间吵架动手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希望法官在量刑时，能考虑到这个特殊的背景，以及文化和种族的差异。

法官最后判定黄女士的丈夫有罪，但考虑到他是新移民，不太了解加拿大的法律，还考虑到他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系初犯，宽大处理，予以释放。

如果是第二次犯罪，或是惯犯，这种“攻击罪”，很可能要判3个月或者半年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