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一场流感能死几百人的多伦多

入秋了，天气忽冷忽热。在办公楼里走，时常能听到人们说话带着鼻音。

由于地理等原因，多伦多每逢冬春和夏秋之交温度变化都很大，是感冒高发季。今天，感冒对市民来说已是小的不能再小的病了，打个针吃个药就解决了。不过，令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是，就在短短的100年前，由于本市的卫生状况很差，每到冬春和夏秋都有因感冒导致各种炎症而丧生的人。

多伦多图书馆收藏了上个世纪初多伦多卫生官西斯廷（Dr. Charles Hastings）的工作笔记，让10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能够了解100年前本市的卫生状况。

在20世纪初期，多伦多经济发展、人口急剧膨胀，但是基础设施和卫生法例没有及时跟进。市内既没有污水处理系统和自来水，也没有任何疾病防疫的措施，因此每到冬春和夏秋几乎都会爆发流感。伤寒症、猩红热、白喉等传染病动辄夺走数以百计的生命，其中很多是婴儿和老人。连西斯廷的小女儿，也由于喝了从感染了伤寒的农场买来的牛奶而染病、丧生。从那时起，西斯廷便立志彻底改善本市的健康状况。

1910年，时年52岁的西斯廷担任多伦多卫生官，立刻着手改善多伦多的公共健康状况。他首先游说市议会和市府官员，将本市在卫生健康方面的开支增加了10倍，并将卫生局的人手从70人扩充到了500人。

有了资金和人手后，西斯廷便对本市传染病的主要源头之一——贫民窟宣战。当时多伦多的贫民窟位于今天旧市政厅大楼的旁边，差不多是今天市政厅广场（菲利普斯广场）、病童医院、高等法院的位置。在这块不大的区域里布满了摇摇欲坠的木制棚屋，每幢房子里平均住了十人，大多是从奥地利、波兰、俄国来的新移民——他们是多伦多最低收入的阶层。露天的厕所污秽不堪，粪便横流。在这种卫生状况下，只要有一个人染病，很快整个贫民窟就会被传染，然后随着人口的流动变成一场全市流行的疾病。

为了彻底拔掉这个健康隐患，西斯廷和他的同事在贫民窟里做了大量的调查，走访了5000所住宅，拍摄了许许多多的图片。今天这些图片都被多伦多图书馆里收藏，成为珍贵的史料。

在给市议会的报告中，西斯廷将平民窟斥为威胁多伦多公共健康的“炸弹”，以及对市容的“羞辱”，还抨击了将房屋过度出租，压榨低收入的新移民，却丝毫不想改善卫生条件的无良房主。

贫民窟里一间民宅的厕所

为了尽可能地赚钱，一些棚屋的房主甚至将房子改成通铺，连没经过任何装修的的地下室也塞进了两张床。通常一张床位的价钱是每周75分至1.25元不等，而当时的工资是每天1.75元至3.5元。西斯廷的同事曾发现一个房间里竟塞了6个波兰移民，而据他估测这个房间最多只能住三个人。

西斯廷写道：“新移民过得很贫贱，终日工作，晚上几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喝啤酒、打牌、睡觉。工作时穿的衣服随随便便地放在地板上，上面还沾着大街上的泥土。人和动物睡在一起，密闭的房间里永远乌烟瘴气，房东除非被告上法庭，否则永远也不会想着清洁房屋……”

在西斯廷的推动下，市府终于出台了规管出租屋的法例，将1600间居住状况极差的房屋夷平。接下来，西斯廷又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来推动建设本市的基础设施、完善卫生法例。在他的努力下，多伦多建立了自来水工厂、公立学校的健康检查系统、社区婴儿诊所、针对住户和餐馆的卫生检查队。本市传染病的死亡率也从他上任前的千分之15.3下降到了10.3。至1922年，多伦多的死亡率居北美各城市最低。

1929年，也就是西斯廷70岁的时候，他光荣退休，那时本市已有了符合都市标准的食品卫生和公共健康法规。从那以后，多伦多再也没有出现过一场传染病就死几百人的事。

本期的《当年加拿大》，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西斯廷和他的同事在贫民窟调查时拍摄的照片，借以缅怀这位本市公共健康方面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