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普选不容挑战法治 激进民粹无益乱局

历时超过1个星期的“占中”公投29日落下帷幕，有近80万港人参与，其中“真普联”的“三轨方案”力压“学界方案”胜出。而落败的学民思潮和学联仍然决定将行动升级，宣布会在“七一”游行之后占领遮打花园和特首办，以证明“占中”并非不会发生，试图向港府及中央施压。然而，“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却表示与学界意见不同，不会号召群众预演。这也说明了在一系列牵涉暴力的行为发生后，部分激进港人的行为已经从被动地“轻微触法”演变成公然“挑战法治”，背离了设计者的本意。

首先，必须明确一点，香港市民争取普选本身并没有错，普选是《基本法》明文赋予港人的权利。而港人上街游行和“占中”只要不走向暴力的道路，也都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占中三子”作为香港专业人士，本身熟知法律，代表着香港理性的中产阶层。他们试图在“一切表达意见的手段都用尽无效”的情况下以“最轻微的犯法”形式发出最后的呼喊，这本无可厚非。事实上，从“占中”构思的提出到之后一段时间“占中”发言人的种种表态，也确实都比较理性克制。可以说，他们并不是要反对现有的制度，更不是反对“一国两制”和支持“港独”，而是一场具有道德正当性的请愿行动。

然而，这样一场让人热血沸腾，激起很多人内心道德勇气的政治运动却也令激进势力有机可乘。虽然行动的组织者一再声称他们秉持的是和平及追求公义的原则，但面对民主派内部已经分裂成温和与激进两大派别的事实，这种愿望美好的君子诺言很难能够实现。如今“占中”被激进势力劫持的迹象已经显现，而设计者对运动失去控制的征兆也已发生。如果“占中三子”在被绑架的情况下，仍然自我陶醉地相信“占中”可以与暴力绝缘，保持其“爱与和平”的本色，无疑太过天真。

以“学联”和“学民思潮”为首的激进民主派学生团体早前抛出“学界方案”，得到约20个激进民间组织的站台支持，俨然成为“占中”新的主导力量。在他们的操弄下，“占中”设想中原有的理性元素完全被激进民粹主义所吞噬，整个运动变得异常疯狂。社会上接连出现冲击立法会大楼的暴力事件，激进派的行为可谓一次比一次出位，一次比一次过火，完全是在公开挑衅香港的法制尊严。长此以往，港人难免会陷入狂热和极端情绪之中，逐渐丧失独立意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由单纯的胸怀政治理想变成不折不扣的民粹主义者，与其说他们在争取普选，还不如说他们是想自己玩一票。这种趋势值得警醒，倘若任其发展，香港必将出现严重失控的局面，酿成不可弥补的悲剧。

正如戴耀廷强调的那样，“占领中环”不是目的，而是最终万不得已的选择。所谓“占中是为了不占中”，他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谈判的可能，一旦中央、特区政府和香港人达成共识，在2017年实行真普选，“占中”便无须进行。而“占中”平台所选出的民间普选方案越温和，和北京也就越有谈判的空间，不致让普选进入彻底的死胡同。运动发起的原意是尽力弥合温和民主派与激进民主派之间的矛盾，争取香港主流社会的支持，但现在激进势力却只有兴趣讨论怎样占领，催促尽快占领。这些狭隘、自私的政客为了一己之利，抛出立场偏激的方案之余，更等不及港府提交正式建议便已决定使用“终极武器”，实在是颠覆了运动的宗旨与要义。

在香港问题上，激进的民粹主义和保守的官僚主义一样，都解决不了当前的困局。最重要的还是要根据《基本法》把“一国两制”的政治构想落实好。惟有这样，中央和港人才能实现“双赢”，否则双方都会被视为无能。北京固然应该拿出足够诚意，改变以往那种僵化的治港思维，相反，如果激进民主派只会制造社会动荡与混乱，只会制造经济创伤和民生问题，只会破坏秩序和冲击法治，那么只能让他们在香港民众心目中的印象分进一步下跌。

民主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循序渐进，绝不能一蹴而就，急功近利往往错漏百出。港人需要明白，在政治世界中，适当的妥协和冷静克制的态度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妥协本身便是自由民主的 一大要义。他们目前亟需找到一条与中央政府相互信任，相互协作的良性互动路径。而《基本法》正是双方最大的共识，它既是香港法治社会的重要保障，又是中央政府对港人的最大承诺，处理香港的一切事务双方都应该在《基本法》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寻找妥协的支点。面对当前社会上的乱局，面对激进派接二连三挑战法律底线的行为，香港必须重树法制尊严，对激进民粹主义说不！只有如此，香港才能防止更大规模的极端事件发生，“东方之珠”也才不会变为被激进势力劫持的“暴力之都”。

(海之滨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