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出访中印两军对峙 莫迪强硬离不开日

大国兴衰，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永恒聚焦点。当中国以后来居上者的姿态开始在东方崛起的时候，另一个来自亚洲的古老国度印度，也正在成为大国的话题中心。两年前，习近平开始唤醒中国，两年后，莫迪开始执掌印度。两国“换帅”后，龙象之争进入新一季。

而近日，习近平也开始他的首次访印之行，被认为亚洲最强势的两位领导人首次见面。对于关心亚洲时局的观察家来说，除了莫迪的生日晚宴外，吸引他们的一个话题是，从现实层面中印边界问题能否解决；从个人层面，刚刚结束日本之行的莫迪，在面对此次习近平的拜访时，能否摆脱其商人逐利的本性，不负盛名的展现出一个政治家的姿态；从国家层面，印度又是否能够告别过去在东西方两个阵营之间左右逢源的做法，真正体现出一个大国坚定立场和意志。

左右逢源的印度

习近平访问期间除了与莫迪一同摇纺车荡秋千，公开支持印度加入上合，还就边界问题示好称在边界问题上，双方要继续通过友好协商，寻求公平合理、双方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前，共同管控好争议，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不使边界问题影响两国关系发展。据悉习近平与莫迪谈论边界问题后，解放军已从中印争议地区楚玛尔撤退近2千米。同时，印度增派部队到该地区。

虽然中国龙已经做出善意的表示，但是再多的善意也不能掩盖印度象远非表面的那样忠厚。莫迪一方面表示印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努力，管控好边界争议，加快推进边界问题谈判，早日找到解决方案，一方面却在记者会上当着习近平的面对边境对峙表示严重关切。

在今年7月习近平莫迪已经就稳定领土争端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为什么习近平访问印度期间领土争端再起？事实上，印度的强硬离不开日本的影子。就在习近平访问之前，莫迪在其上任后的首次外访就前往日本并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并带回日方的承诺，包括巨额援助投资，以及加强两国经济安全关系的协议。莫迪强调，两国都奉行民主制，而中国奉行共产党一党专政，这一点很重要。背后的潜台词被解读为日本和印度才是真正的盟友，和中国“道不同不相为谋”。

习近平与莫迪举行会谈

但是毕竟印度作为中国重要的邻国，北京方面不能接受同时直接面对印度和日本两个直接对手，必然要对这种所谓的“联盟”进行干预。因此鉴于莫迪对日本的访问情况，首站访问莫迪家乡并为其庆生的习近平18日在新德里宣布，争取在未来5年将双方贸易额提升至1,500亿美元，将中国对南亚投资提升到300亿美元，将为南亚国家提供200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远远超出莫迪从日本获取的350亿美元投资承诺。

莫迪很清楚他能够上台的最根本竞争力，在于他创造了古吉拉特邦经济奇迹，这给了印度全国民众信心。因此莫迪与北京联络的意义更大程度上在于经济。在习近平访问印度之前访问日本，并制造边界对峙升温的莫迪，再度展现了他“骑墙”的一面。

作为和中国有着几乎相同古老历史的国家，在近现代政治的舞台上，印度的身影远非中国那样频繁。而世界对于印度的观感，也更倾向于一个“借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左右逢源”的普通国家，并非如中国之于二战时的四大盟国，或者今日的联合国五常。

历史上，1950年代初，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执政时期，印度与南斯拉夫、埃及一起成为“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但实际上印度的“不结盟”却是处处“结朋”，利用当时美苏争霸的大背景从中渔利。

近代以来，印度长期沦为英国殖民地，并接受了西方文化和西方的民主制度，现在印度仍然是英联邦成员。所以，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习惯把印度归入“民主国家”，认为其价值观与自己相近，容易产生价值认同感。更何况正如莫迪所强调那样，印度奉行民主制，这更被西方世界看做是自己“志同道合”者的重要原因。在当时亚洲、东欧大多数国家加入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印度成为南亚次大陆上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重要棋子，西方自然也是大力援助。

另一方面，在尼赫鲁执政时期，印度倾向于社会主义，并仿照苏联制定了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拥有强大工业基础的苏联在当时给仍未从贫穷泥沼中摆脱的印度大量军事、工业方面的援助。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后，当时与中国同样存在对抗的苏联增加了对印度的援助，加强了印度的军事力量，使两国关系日趋密切。

而在苏联解体之后，印度再度义无反顾的投靠到美国的怀抱中，2005年3月，布什政府就强调，美国想“帮助印度成为21世纪大国”。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还语言，按经济、军事和科技综合实力衡量，到2012年，印度将成为世界第四大强国。

当然，美国的预测并没有实现。虽然今日印度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规模、军事实力方面都符合国际社会对于“大国”的标准，却没有人承认这些。正如伟大的领袖必定拥有坚定的意志，大国的要求除了硬性条件外，还需要坚定的立场与外交政策。国际政治中国与国的竞争、对抗在所难免，但是立场和意志将使对手也对其尊敬。这方面恰是印度所一直欠缺的。

“骑墙者”莫迪

国家之后，再谈领袖。曾经有媒体将莫迪称为“非典型印度政客”，并称其为“高效、果断、廉洁、以解决问题为己任”。莫迪发迹于古吉拉特邦，尤其在招商引资方面备受赞誉，他执政时期，让这个地方蓬勃发展，GDP增加了近两倍，并广受企业家的欢迎。这也体现了莫迪身上的另一个特质，以短期利益为目的的商人性。这或许能够解释他为何一方面在日本表达完善意后又邀请习近平参加自己的生日晚宴，并利用中日矛盾为己牟利。

直至今天仍被中国方面视为外交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1953年底由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并被尼赫鲁所重视。尼赫鲁作为近现代政治中最伟大的印度政治家，在他的治理下，实现国家机构和军队的印度化，削弱封建势力，统一印度，而且实行了重要的土地改革。在外交领域，其政绩除了倡导周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起不结盟运动，而且是亚非会议发起人之一。可以说，尼赫鲁时代的印度，在国际上的重要程度超过今日。

而尼赫鲁之所以伟大，也正是缘于他在某些重要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例如他是一个坚定的“费边主义”者——一生抱着对资本主义实行点滴改良的社会主义想法；例如他是一个坚定的反殖民主义者，极力摆脱英国殖民主义历史对印度产生的影响。

不过尼赫鲁之后的印度，就被国内的选举和暗杀所束缚，一直未能挣脱，其国际地位也就一蹶不振。诸国重视它，却不将其视为大国。从今日来看，莫迪上台后依然“萧规曹随”，未有改变，大象还是在日本和中国的夹缝之间“跳舞”。甚至印度也已经抛弃了尼赫鲁鼎力赞成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今年6月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会议上，在习近平发表讲话，缅甸总统吴登盛亲自赴华的情况下，印度仅仅派遣副总统安萨里前来，规格显降一级。

翻看中国外交史，无论是在建国初、一穷二白的五十年代，还是在改革开发，国际地位突飞猛进时期，中国都在明确的外交原则下保持立场。直至今天，也未放弃周恩来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此为观，中印对比，高低立现。

商人逐利，领袖谋局。当舆论还在分析习近平对印度称呼“邻国”而非“大国”是否有更深层的政治含义时，也要看印度，是否值得中国以大国之礼相待，是否有大国的担当，莫迪是否有一个大国领导人的决断和意志。若非此，那印度终究只是一头外强中干的大象，不能摆脱其在大国间左右逢源牟利的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