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红旗》盖世奇文竟敢狂踩习近平

继发表了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鼓吹阶级斗争的雄文之后，中共《红旗》文稿杂志再发盖世奇文，12日刊载了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的文章《依法治国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公然提出“不能用法治来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如果用法治来否定、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就上了‘普世价值’的当，那法治就会变味，其结果是既得利益者即国际资本和国内买办占尽便宜，而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吃亏。”

时值中共即将于本月20日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依法执法前夕，刘文无疑是噼头泼了一盆凉水。一经发表，网上舆论大哗。

首先有必要说说《红旗》文稿的来由。《红旗》杂志曾经是文革中呼风唤雨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等“两报一刊”中的“一刊”，先后由陈伯达、姚文元来主管。当时凡是用“两报一刊”名义联合发表的文章，就是最高规格，威力恐怕仅次于毛的最高指示，甚至许多文章直接来自于毛的授意。上世纪80年代，由于《红旗》在文革之中臭名昭彰，左的色彩太浓，邓总设计师御笔一挥，更名为《求是》。（当然，《红旗》杂志在文革中是不遗馀力批邓的急先锋。）但是，《求是》内部的一批人后来不甘心失去“红旗”这个金字招牌，后来办了一份子刊，命名为《红旗》文稿，借此重温当年呼风唤雨的辉煌岁月，为昔日的左派阵地留地了一息血脉。而刘润为就曾担任《求是》杂志副总编辑。

刘润为的这篇《依法治国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本身逻辑溷乱，错漏百出，原本不值一驳。仅举一例。文中提到：“有人认为，以往发生的‘左’的错误从反面证明：在和平年代，要强调法治、澹化专政。其实，以往的错误不在于使用了专政手段，而在于错误地使用了专政手段。错误之一，是把本来可以运用纪律以至思想教育解决的问题武断地使用了暴力手段，而这种手段只有在非常态环境，比如战争或政权由于受到严重威胁而岌岌可危的时候，才可以使用，也就是不得已而为之。错误之二，是用专政手段‘专’了不少好同志的‘政’。”

不知刘润为想过没有，为什么会导致把本来可以运用纪律以至思想教育解决的问题武断地使用了暴力手段？为什么会导致是用专政手段‘专’了不少好同志的‘政’？这些错误是怎么产生的呢？恰恰就是因为漠视法治、人治至上、独裁专制造成的恶果。如此浅显简单的道理，刘润为是真不知道，还是揣着明白装煳涂？如此文章还能够白底黑字地发表，恐怕也是因为《红旗》文稿是这批高级五毛自产自销的自留地。

更令人惊讶的是，刘润为文章中还直斥“以往的封建统治者和资本统治者，他们大抵都不愿意承认专政的存在，而总是用‘仁者爱人’、‘普世价值’等等来掩盖封建专政、资本专政的事实，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

须知，“仁者爱人”是习近平十八大以来几度引用强调的。今年5月16日他在第五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讲话时说“大爱无疆，仁者爱人。这种舍己为人、乐善好施的高尚品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更是提到儒家“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不知道按照刘润为的论断，大力倡导“仁者爱人”的习近平，应该归于封建统治者还是资本统治者？刘润为这种文革大字报式的党八股，岂非是在拔总书记的红旗？当然，恐怕他还没有这个胆量。当前，改革与反腐力度都前所未有，各种利益格局深度调整，由此产生的各种意识形态交锋也趋于白热化，一些极左思潮时而甚嚣尘上，祭出毛时代那套把人民挂在嘴边的老古董，来兜售他们的陈词滥调。其中不少人也是在揣摩上意，搞政治投机，因而往往饥不择食。到头来，只怕是拍马屁拍在马蹄子上，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