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计划七宗罪 坏了规矩才是要害所在

中共当局的通报为令计划列出“七宗罪”，与通报开除周永康党籍时所列的罪名、数量一样，但认定的后果是令案“极大损害党的形象，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周案是“极大损害党的形象，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影响极其恶劣”。周永康最终被裁定罪成的只有三项，包括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结果判处终身监禁。如果只以罪名和后果看，令计划的刑期应该轻过周永康，但令计划的罪名中有一句指他严重违反党的“政治规矩”，这是其他官员被踢出党时前所未见，应是令案的要害所在，也可能因此让他难逃重刑。

先来比较中共通报令案、周案的七宗罪。（一）令案：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周案：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可圈可点之处就在于“政治规矩”，即未形成条文的法例、纪律之外的潜规则。但这是违反中共家规，刑法没有相关罪名，只能以其他罪名追究，周案就是如此。

（二）令案：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利益，本人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周案：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非法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这是可以据刑法定罪量刑的，周因此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三）令案：违纪违法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周案： 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周因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令被指控的罪名更重，料被加刑。

（四）令案：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本人及其妻收受他人钱物，为其妻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周案：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本人及亲属收受他人大量财物。这也是受贿罪的一部份。

（五）令案：与多名女性通奸，进行权色交易；周案：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通奸是道德问题，党纪可处罚，刑法上没罪。

（六）令案：对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力敛财牟利负有重要责任；周案：滥用职权帮助亲属、情妇、朋友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巨额利益，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周因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令料刑罚较轻。

（七）令案：涉嫌其他犯罪；周案：涉嫌其他犯罪。这是当局预留后着，但周案后来并未动用。

通过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到，令案最有“新意”之处在“政治规矩”四字。“政治规矩”开始受到关注始于今年1月13日，习近平在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提出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那么，甚么是政治规矩？按习近平的归纳，除了党章、成文党纪、国家法律之外，主要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被他列为不守规矩的现象包括妄议中央，借老乡会同学会等搞小圈子，不向组织报告个人家庭重大变故等。

既然政治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更不可能经由刑法途径究责、处罚，即使令计划案终审判词公布，外界也可能无法了解令计划到底坏了哪些政治规矩。从习近平的讲话及过往海内外媒报道来看，令计划触犯的政治规矩可能有三条：

其一，“违纪违法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令计划有权合法取得中国绝大多数最高机密的文件，为甚么出现“违纪违法”情形？一是所谓核心机密并非中国党政军的文件，二是取得的手段不合法不合规矩，问题均指向令计划监听其他中共领导人，秘密调查其他领导人及其家人经商牟利情况，并向海外踢爆习近平、温家宝等家族的财富状况。这些资料对中共来说是核心机密，但党纪国法都未有明文规定不能调查、获得及公布，只受潜规则保护，以免人人自危，令计划的做法无异于触犯了党内斗争的底线。

其二，组织主要由山西籍政商名人为成员的西山会。中共党内派系林立，权贵家族有联合有斗争，但潜规则不许公然结盟结党，以免影响权力运作，以致引发权力结构的崩塌。西山会成员除令政策、令计划兄弟外，还有商人丁书苗、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山西省政协主席金道铭、山西副省长杜善学等。

其三，2012年3月，令计划在儿子令谷开法拉利跑车出事死亡后，没有向组织报告，还调动中央警衞局封锁现场，引发政变惊魂。调兵及不向高层通报个人家庭重大变故，显然都触犯了习近平所说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