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弃韬光养晦 北京百年布局露雄心

习近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针对“十三五”规划建议所作的说明已经公之于众，有人将其称为“中国第一次站在世界地图面前作出的五年规划”，也有人从中读出了习近平卸下不必要繁琐表述的务实与强势。不论如何，此次“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规格之高已是毋庸置疑。尤其是其中提到的“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等，更是承接了五中全会之前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的精神，被视作中国放弃韬光养晦的具体实践路径。
中国真的会放弃一贯以来的韬光养晦吗？这恐怕是制定了现行国际秩序的美国最为忌惮和恐慌的。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前的一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释放了明确信号，“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有鉴于此，习近平也提到应对之策，“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

延续至五中全会公报，这一优化现存国际秩序的意愿更加明确，而且有了切入点和实现路径。按照公报内容所述，“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其中提到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性话语权”均是首次出现，而这也是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秩序优化与重构的关键一步。

后续发布的25年来首次由总书记亲自所作的“十三五”规划建议说明，对中国如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如何更加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释与说明。比如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中国致力于“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推进多边贸易谈判进程”以及“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而在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方面，中国在维护国际公共安全方面的态度进一步清晰化，“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积极支持并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加强防扩散国际合作，参与管控热点敏感问题，共同维护国际通道安全。”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不久前在与美国前国务卿对谈时提到，对当今中国来讲，如何参与全球治理是挑战，也是机遇。而眼下，中国需要思考，并且需要尽快想明白：中国希望的未来世界秩序应该是怎样的？它与现存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样的关系？换言之，放弃了韬光养晦之后的中国，需要尽快找准自身定位。

在邓小平时代，“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曾被看做是掩盖能力、伺机东山再起的“阴谋”，而到了习近平时代，更加积极有为的姿态虽然再难有掩盖能力之论，但挑战美国霸权、重建国际秩序等带有冷战色彩的论调还是不断从各方涌来。其中最为担忧的，当属固守着现存国际秩序的美国。因为有此焦虑，所以习近平前脚刚从美国和联大回来，奥巴马后脚便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孤立中国，后续在南海的一再挑衅更是让美国的中国焦虑暴露无遗。

放弃韬光养晦，并不等同于必然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对中国而言，他要考虑的是如何承担大国责任，完善国际秩序，以及如何防止外部破坏内部秩序与发展；而美国最担心的，却是中方会否最终取代美国主导国际秩序，从而全然没有心思客观权衡当下的国际秩序是否真的需要作出调整。

2014年，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称，“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这就是我的底线：美国必须永远（处于）领导（地位），美国打算成为未来100年的世界领袖。”对于奥巴马的“领导”论，中国外交部回应，中国并无意争取世界老大，而在于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历史潮流。“看来当世界老大的感觉不错。我不知道在国际关系中有没有能够预测未来的章鱼保罗……中国在历史上也曾经做过世界老大，并且不止100年……今天我们在不断告诫自己，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历史潮流，不断与时俱进，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国家的和平发展，长治久安。”

中国着眼于世界大同，美国则反复掂量霸权地位，双方可谓是道不同很难相为谋。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是不为也？还是不能也？就目前来看，中国既不为，也不能。之所以不为，一方面源于强国争霸本身与中国一贯的合作共赢相悖，另一方面中国也是现有国际秩序的获益者，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还要继续从中得益。“不为”胜于“有为”，何必多此一举？

为了夯实己方立场，从习近平到李克强，再到外长王毅、副总理汪洋，已经先后在不同场合向世界喊话。经梳理，习近平迄今为止至少三次对外宣誓中国无意挑战国际秩序，分别是在北京“9•3”大阅兵、2014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以及出访前接受《华尔街日报》的书面专访。传递的核心无外乎两点：一是承认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二是承诺中国无意进行挑战。

沿着这一主轴和脉络，李克强在达沃斯举行的第45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直言，“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和普遍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必须维护，不能打破。否则，繁荣和发展就无从谈起。”王毅在外交部举办的第十四届“蓝厅论坛”上表示，“我们没有理由去挑战在战胜法西斯基础上建立的国际秩序，也没有动机去推翻自己全面参与的国际体系。”汪洋在第2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JCCT）附议，“美国已经主导了体系和规则，中国愿意加入这个体系，也尊重这个规则，希望发挥建设性作用。”

而之所以“不能”，在于中国的军事、经济实力还不足以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从GDP的角度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未来10年内差不多能超过美国。而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IMF、世界银行都已认定，中国已经超越美国。但从军事实力、金融实力上看，中国距美国的差距还相当远。尤其是当下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下行压力，出现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后发工业化国家都不可回避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和“繁荣的危险期”。所以当下的首要任务，不是舍本逐末与美国一争高下，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稳定内部秩序，以促成中国经济的顺利转型。

可即便如此，美国仍然不放心。究其根本，源于两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同导致的对于国际秩序和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差异。对习近平而言，短期内消除这种认知差异几近不可能，但迈出参与国际治理的关键一步之后的挑战却切实存在的。因为无论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还是“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关键问题在于公共产品的质量如何保障，在西方国家已经对中共制度存有刻板成见的前提下如何争夺制度性话语权。凡此种种，大概就是傅莹所谓的“是机遇，也是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