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自爆亲历政治暗杀 惊动中共高层

1972年初，临近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有媒体透露风声，说有人会对中国驻联合国人员下毒手。代表团随之也接到一些恐吓，于是提高了警惕，连周末的“放风”也取消了。所谓放风，就是可以到美国的街道上、公园里走一走，但不能单独行动，必须两人以上结伴而行，互相“看护”。虽然中国代表团提高了警惕，但凶手依然得手，而当时吴建民正是这次暗杀事件的亲历者之一。本文摘自《吴建民谈外交》，作者吴建民，中信出版社出版。

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时，我和施燕华分别担任法语、英语译员。当时，美国方面对中国代表团的安全还是很重视的，特派了警察在我们包下的罗斯福酒店第14层昼夜值班，24小时不间断。每班两名警察，他们面对电梯而坐，监视着每个从14层楼电梯出来的人，绝不允许受邀之外的人进入。代表团给警察们空了一个房间，使之可以轮流在里边休息。

许多媒体记者因为不能进入酒店的14层，就常守候在酒店餐厅里，搅得中国代表团人员无法正常用餐。酒店遂为我们专门新辟了就餐处，并派保安严防。这样过了两个月，也没出过什么问题，大家感觉还挺安全的。

但到了1972年初，临近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有媒体透露风声，说有人会对中国驻联合国人员下毒手。代表团随之也接到一些恐吓，于是提高了警惕，连周末的“放风”也取消了。所谓放风，就是可以到美国的街道上、公园里走一走，但不能单独行动，必须两人以上结伴而行，互相“看护”。

为了改善除了到联合国开会就整天憋在酒店里的单调生活，常驻领导决定放部电影娱乐一下。那晚在酒店走廊里放电影的是公务员王锡昌，他曾在驻匈牙利使馆工作，我俩还认识。没想到，在看电影的当晚到第二天凌晨之间他就出事了。

第二天早晨，一向早起为大家服务的王锡昌没有露面。开始大家以为他昨天累了，让他多睡一会儿。但是到了快10点钟他还没有露面，有人就给他房间打电话，没有人接。大家就去敲他的房门，许久也没人应。后来酒店服务员拿钥匙开了门，发现里面的铁链子还挂着，冲开门一看，王锡昌仰卧在床上，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此事被立即汇报到北京，周恩来马上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亲自做出指示：

要代表团领导立即同美方交涉，表明事情发生在中美关系解冻之际，美方对查清此事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细心的周总理还专门指示代表团，死者的尸体不能火化，务必等查清后再做处理。

常驻代表黄华随后约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向他递交了正式照会，要求美方对此事进行彻底调查。美国国务院接到报告后，责成纽约市警察局进行调查。法医对尸体做了解剖后发现，死者血液中含有致人死命的尼古丁。在检查王锡昌卧室的器皿和用具时，发现在暖瓶、茶杯里都有尼古丁。

显然，这是蓄意谋杀。凶手将尼古丁投放到王锡昌的暖瓶和茶杯里，导致他在饮水后中毒身亡。但当班的警察追述，并未发现有陌生人进入中国代表团驻地。调查周围环境后发现，王锡昌住房附近有个货物电梯，这里恰恰是守卫观察的死角。王锡昌在放电影时没锁房门，我们推测凶手是在代表团全体人员看电影时，从货梯上楼，进入了王锡昌的房间。

中方要求追查凶手，予以严惩，但美方调查了很久也没能查出凶手，此事终成悬案。但据代表团内部分析，行凶的主使者有三种可能：一是台湾方面，一是苏联人，一是美国的右翼分子。这么做的目的是破坏中美接触的势头，给尼克松访华制造麻烦。而当时最不愿看到中美关系改善的，是苏联人。

根据国内指示，王锡昌的遗体在美火化，骨灰放在一个深黄色的铜盒里，由信使带回国内。王锡昌后被追封为烈士。

调查这一命案的那段时间，整个代表团的情绪都受到了影响。从此大家回到酒店，喝水格外谨慎小心。喝水要喝新鲜的，许多人宁愿喝凉水。如果喝茶，也要现接水现烧开，热水瓶里的陈水绝对不用。

也是出于安全考虑，代表团成员非因公更不能随便外出了。全部空余时间大家都消磨在酒店里，收看美国电视几乎成了唯一的娱乐方式。也正因如此，在纽约常驻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们连其大致地貌都弄不清楚。

后来，中国代表团买下曼哈顿66街166号林肯广场对面的一座10层大楼作为永久性住所。这是一家汽车旅馆，有200多个房间。驻地大门依然由美国警察看守，24小时值班。此外，代表团自己的人也要值班，主要是懂外文的人值班，从晚上7点到次日凌晨6点。

代表团搬进大楼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楼内进行彻底的检查。因为买下这栋楼后，原来的楼主提出要我们暂缓一周搬入，说是为了安全要进行清扫以除隐患。代表团猜测这一安排别有目的。检查后果然不出所料，在楼内房间的灯具、门把手、天花板、卫生间内，竟然发现了200多个窃听器。

因为担心楼内的窃听设备可能没清除干净，后来代表团的内部会议，常到楼内的地下车库里去开。

我的视力一直不错，有一次在新驻地楼顶锻炼身体时，突然发现西边一座楼里好像有摄影镜头对着我们。原来一些媒体记者紧跟我们住进了大楼西面一座更高的楼里，还架起了照相机、摄影机，镜头居高临下地对着昔日的林肯汽车旅馆。有几次，我还真在美国《生活周刊》《新闻周刊》等杂志上发现了自己跑步锻炼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