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六四画句号？中港输的更彻底

27年，不算长也不算短。放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同样是27年，却足以让一个懵懂孩童成长为拥有独立意识的青年，也足以让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成为整座城市的符号。不幸的是，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没能让成长起来的青年变得沉稳、理性，也没能让香港这座城市懂得珍视这段非凡的记忆。

已经过去27年的六四风波，之于中国大陆依然是禁区式的存在，之于香港——全球唯一每年如期公开纪念六四的所在，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因应着此番猝不及防的变化，六四这一原本与香港不可分割的存在，开始遭遇从未有过的内部分裂。本土派认为，“六四可以画上句号”，“建设民主中国”和平反六四，也不过是香港长期以来的呓语，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甚至对民主中国之于香港是好是坏产生怀疑。

所以，有人以“平静”二字盖棺定论今天的六四纪念。给出的理据，无外乎参与人数创新低，包括民主大游行和六四周年当天晚间举行的维园烛光晚会。如若不是学联退出其参与创建的支联会，以及由此引发的本土派自立门户举办六四论坛等连锁反应，给传媒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谈资，恐怕今年的六四要比现有的平静更进一步。

但我们迫切需要追问的是：为何今年的六四显得如此平静？从大陆方面看，中国政治与中共意识形态正在被平稳有序地解构重构，是中国政治社会的稳定发展，成为了“六四”最大的消声器。反观香港，不仅自身正在遭遇意识转型、缺乏方向，加上各种茶杯里的风波，生存压力下的市民又忙于为自己的生活奔波，政治变成了让普通人厌烦的杂音，失去了参与热情。至于组织悼念活动的支联会，这么多年以来缺乏新意，运动论述老化，在现今社会找不到新的落脚点，又不会和年轻人交流，话语权逐渐消减，也无疑加剧了六四的平静观感。

进一步透过现象看本质，平静的六四27周年真的很平静吗？喧嚣的纪念总是相似的，比如轰轰烈烈的大场面，动辄十几万的参与人数，传媒如出一辙的狂轰乱炸……但越是沸腾的历史，越需要沉淀。换言之，沉淀后的平静六四可能意味着另一种可能。此前的26年，六四是很多港人的政治启蒙，是不需要理由去坚持的政治信仰。而今，人们看似重新回到了起点，比如思考是否应该继续坚持悼念六四？平反六四是否有意义？实则沉淀27年后重新思考这类命题，与六四事件发生伊始全然不同。

拿走六四，还剩下什么？

27年前，当北京大部分地区开始戒严，静坐学生终止本来已宣布停止绝食的决议后，香港四万市民可以冒着狂风暴雨自发到维园集会，再游行到跑马地新华社香港分社门前抗议北京的戒严之举。彼时，如若需要给如此这般风雨无阻一个理由，最有可能的答案便是“我们都是中国人”。27年后，为何还要继续为六四讨说法，为何还要继续为平反六四奔走，不同的人却可能给出不同的答案。甚至于，部分本土派已经推翻了这一命题，认为六四本就与香港无关，“不用悼念”、“六四与我无干”。

事实上，将六四的记忆权和审判权一股脑儿交给中共是容易的，但此举对北京和香港来说，却是一种双输。

于北京而言，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六四问题上谨慎处理着与香港的关系，虽然每年的悼念活动都形同撕开中共的伤疤往里边撒盐，但作为“一国两制”的证据和原因，北京纵然心里不舒服也希望香港这一“景”继续存在。中央政府反复重申会信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治承诺，习近平对理解和落实“一国两制”提出了“全面准确”的要求，张德江访港时对“一国两制”做了背书保证。这些口头承诺和保证固然重要且必要，但最好的现实注解，还是六四。如果没有“两制”，在香港纪念六四就会受到限制；反过来，如果香港都不能、或不愿意纪念六四了，那“两制”对香港来说还有什么意义？

对香港而言，看似甩开了历史包袱，其实是将深根于六四之中的香港精神和宝贵价值弃如敝履而不自知。诚如各方所言，六四事件及其悼念是香港本土历史不能割舍的一部分，这不但是因为当年港人热切投入北京学运、触发百万人上街，以及参与营救民运人士、惊心动魄的黄雀行动，更在于六四作为整个社会内在价值的底色，已然融入港人的日常生活，影响并支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六四对于香港更为主要的现实意义在于，该事件也成为解释当前社会心理的一把钥匙。如果拿走了六四，不仅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何港人长期对北京又惧又怕，忽远忽近，也不能理解为何在实体的暴力面前，比如加速“占中”运动扩大化的催泪瓦斯，让香港反应如此强烈。正是因为有着关于六四的沉痛记忆和切肤之痛，所以催泪瓦斯、胡椒喷雾瞬间变成了一个有形而具体的“镇压标志”，那些没有走上街头的港民从中感知到了可怖和危险。他们成了“占中”运动的后来者，也同时成了抗争催泪弹背后政治含义的先驱。

六四之后出身的年轻一代，如同他们的父辈一样，是有原则、有理想、有信念，会独立思考的香港人，他们具备难能可贵的批判精神，不会因为中央的压力便放弃一直以来坚守的原则和立场。所以，当他们意识到支联会烛光晚会形式僵化后，便选择另起炉灶，因为“在悼念之外，更需进一步之反思。”可问题在于，如果进一步反思的大前提，是对支联会中国人身份认同及“建设民主中国”纲领之不满，并将建立在这一不满基础上形成的信念当做普世价值，要年长者跟着他们走，则不仅幼稚，更是可笑。

表面上看，年轻一代要打倒的，是跟不上节奏、“行礼如仪”的支联会；要否定的，是“爱国”、“建设民主中国”这种“大中华”情结和意识形态，而非六四本身。所以他们“不要悼念”，但仍然坚持纪念。但这种从打倒和否定出发的逻辑，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因为从一开始便抱持着“凡是你拥护的我都要坚决反对”的立场，所以在打倒和否定的过程中，极有可能连同他们本身所拥护的，本来毋庸置疑的宝贵价值，也一并打倒和否定掉。

支联会确实有许多亟待改革的地方，这一点不等本土派集火攻击，也自会有香港各界质疑与批评。何况，最有说服力和有底气的反驳，应该是己方做得更好。现实情况呢？不管是11所大专院校的首届联校六四论坛，还是港大自立门户举办的六四晚会，虽然主题都与香港前路有关，但实际内容除了反支联会外，并未提出有关六四的新论述或是香港出路的表述。具体到纪念形式，也不过是在他们所不屑和鄙夷的支联会的沉疴里打滚——要么播放记录片，要么学生领袖出面挑拨情绪和诡辩，要么邀请“知名”本土派做一些不负责任的发言，俨然一出荒诞的政治闹剧。

陆港需要两条腿走路

“在麦加伊斯兰寺院的圣堂前，遇到马来人的贝伯人必然会如此这般地自问道：‘为什么这个人会和我在做相同的动作，口中和我念着同样的语句，纵使我们之间根本无法互相交谈？’答案只有一个，一旦他明白了：‘因为我们……都是穆斯林。’”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的这段话，切换场景投射到陆港民众身上，最终的也是唯一的答案，何尝不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都是中国人”，作为中国和香港往前走必须要达成的共识，时下却在遭遇一轮又一轮的质疑和挑战。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是六四让港人对身份产生了怀疑，那么重建认知也需要以六四作为本源。但北京和香港需要明白，一个巴掌拍不响，两条腿走路才能走的更远、更稳。换言之，在往前走的根本性问题上，北京和香港都有努力的空间和必要。

对港人来说，需要明白，民主的中国不仅不会害死香港，还会帮助港人拔出长期以来卡在喉咙里的那根刺。何况，关闭了民主中国这扇窗，等同于断了普世原则的后路。不由分说掌掴了普世原则，港人现在雄赳赳气昂昂追求的自由民主又是什么？

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要想走出对中共的误区，对自由民主的狭隘认识，港人尤其是年轻人，需要重新认识历史、正视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做最大的努力。这样的努力，不仅能为香港发展凝聚动力，为香港找到出路，同样也是爱国的具体实践。现在的中国，既不是陈云《香港城邦论》中想象的“地狱鬼国”，也不是联校宣言里描绘的“穷凶极恶”，而是有着让贫困人口全部摘帽，有着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梦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香港的发展必须是香港人责无旁贷的任务，但将这项任务与中国的发展分割，既是愚蠢，更是无知。香港不可能由一些井底蛙来领导，更不可能用情绪为香港发展指点出路。

面对香港这一在资本主义的“脏水”中浸泡过、一百多年后重新回到祖国母亲怀抱中的“亲身骨肉”，中共也需要重新审视并适时改变相处的方式。六四对香港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何港人如此惧怕催泪瓦斯下的有形镇压？换位思考一番，便不难发现，港人的惧怕和疏离其实再朴素不过，也是一切政治伦理的起点，因为任何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将枪口对准人民，六四风波死一个人都是不应该的。

此外，对于外界呼吁的要求中共重新认识六四、平反六四，以及对受害者给予说法和赔偿等，其实也是一种人之常情。给事情一个说法，给历史一个交待，还当事人一个清白，从来都是中国人最简单、执着的行事逻辑。而且中共需要认识到，平反六四并不代表哪一方绝对正确和绝对错误。就已经过去27年的六四而言，最可怕的，不是起此彼伏的讨说法，而是讨说法无望后的逃离。当每一个人都不再对“六四”有责，其实很可悲。对中共来说，这样之后的鸦雀无声，远比现在嘈杂一片输的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