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渔民航海珍贵秘籍：南海天书更路簿

自20世纪70年代在南海发现油气资源以来，南海周边国家纷纷抢岛夺礁，南海纷争骤然风起，菲律宾更是向国际法院提交南海仲裁案，一些域外国家也乘机插手南海。《更路簿》是中国海南渔民祖祖辈辈传抄的小册子，是千百年来海南渔民自编自用的航海“秘本”，也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开发南海诸岛的有力证据。本文摘自2012年7月25日《海南日报》，作者魏如松，原题为《“南海天书”更路簿》。

更路簿，又名《定罗经针位》、《西南沙更簿》、《顺风得利》、《注明东、北海更路簿》、《去西、南沙的水路簿》等，是海南渔民祖祖辈辈传抄的小册子，被誉为“南海天书”。

更路簿是千百年来海南渔民自编自用的航海“秘本”，也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开发南海诸岛的又一有力证明。

有一种书，流传于海南渔民手中，它是海南渔民千百年来航行南海的“指南针”，这种用海南方言著述的“南海天书”就是《更路簿》，它是海南人民开发南海的有力证明。

渔民化的南海地图

“有了更路簿，出海赛神仙”、“学会更路簿，能当海师傅”、“家有更路簿，能当好船长。”在海南岛东海岸，文昌东郊、铺前、清澜，琼海潭门一带的老渔民中，流传着上述南海航行的谚语。

更路簿是古代海南人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真实记录，是千百年来海南渔民在南海航行的经验总结，是自古以来渔民自编自用的航海“秘本”，也是每位船长必备的航海图。

究竟何为更路簿？琼海潭门镇渔民苏标武的爷爷苏德柳，早年间曾将自己的更路簿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苏标武说，爷爷曾告诉他，采用更路簿这个名称是海南渔民久远的民俗传承。

潭门镇渔民协会的老“渔协”卢业发说：“当年出海打渔，渔船上只要有罗盘就行，更路簿都在船长的脑子里。”

这样说来，成文的、不成文的更路簿更多。

1990年代初，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唐玲玲伉俪受海南省有关部门委托，主持编纂海南地名词典。海南渔民记录航行西沙、南沙众多暗礁、岛屿的更路簿，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据周伟民、唐玲玲教授多年搜集发现，目前存世的更路簿共有十多种，这十多种更路簿抄录或收藏人中有9人是琼海潭门镇人，3人是文昌东郊镇、铺前镇、清澜镇人。

“琼海、文昌两地的抄录、收藏者又有交叉。如1921年潭门人苏德柳的抄本在扉页上注明‘抄自文昌’。而苏德柳本开始处，‘立东海更路：自大潭过东海……’渔船出发的始发站是大潭。‘大潭’在今天琼海合水水库出海口，潭门镇隔着浅海外面大片珊瑚礁盘所面对的大潭。因此，可以推断‘苏本’是琼海渔民所创。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文昌渔民传抄过去，在潭门地区却消失了。于是，潭门人苏德柳又自文昌抄回。”周伟民表示，不管历史上存在多少种更路簿，传抄情况多复杂，显然更路簿是由琼海市的潭门镇渔民和文昌市的东郊镇、铺前镇和清澜镇的渔民创造的。

为什么更路簿大都集中在潭门、东郊、铺前等地沿海？

周伟民分析说，“这些地方土地不太肥沃，土层浅薄，而且都是海沙堆积，不宜农耕，居民们的生活不能从土地中获得供给，而海边又特别适合发展渔业。所以这些地方的渔民就以渔捞为生，他们造船到西沙、南沙从事捕捞。”

“更路簿”名称的由来

为什么称“更路簿”？唐玲玲解释，“更路簿的功能之一就是表时间，而且是在茫茫大海中应用，这无疑跟清代在中国流传时钟以前，民间报时使用更鼓有关。”

“寒更传晓箭，清镜览衰颜。”这是唐代“诗佛”王维在《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中的诗句。

在唐代，“更”是指夜间计时单位，一夜五更，每更约两个小时。而以更来标示夜间时刻，又以报更的鼓来通报夜间时刻在中国历史悠久。

“路”是指道路或途径。大海茫茫无际，不像在陆地上“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海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以地名间的间距以标示“路”。因此，更路簿中的“路”，是一种虚拟形态，它只有和“更”、罗盘结合起来才能体现。唐玲玲继而说，更路还要靠指针才能航行。

在文昌市铺前镇铺港村委会更路簿非遗传承人齐见德家中，他向记者讲述了借助罗盘，依靠更路簿航海的方法。他说，古代罗盘，将罗盘圆周的二十四个字，分别从“子”和“午”两字开始，把“子、壬、亥、干、戌、辛、酉、庚、申、坤、未、丁”，和“午、丙、巳、巽、辰、乙、卯、甲、寅、艮、丑、癸”分成对称两部分。把两部分相对的字“子午”、“壬丙”、“巳亥”、“干巽”、“辰戌”、“乙辛”、“卯酉”、“甲庚”、“寅申”、“艮坤”、“丑未”、“癸丁”分成十二组，每组表示两个相反方向，于是便构成了二十四个方向。在使用相对的两个字时，是用正向还是反向，每条更路包含起讫地点、针路和更数，在确定航向时，船长心中便有了数。

周伟民曾跟随琼海渔船出海，他从老水手那里了解罗盘的使用方法，“罗盘中有24个字，将圆周360度分开。子向正北、午向正南、卯向正东、酉向正西，相近的两个字之间形成一个锐角，有15度，这个锐角又可以分成5部分，每部分为3度。船长可以凭借经验，根据更路簿中记载的海流、风向等具体情况灵活掌握。”

“旧时航海，一般一条船配备三只罗盘，船长掌握一只，驾驶员用两只，罗盘的子午线对准船的中轴线。以风力为动力的风帆船，船航行时除了紧盯罗盘外，还要考虑海流、潮汐、风向、风速等，同时还要观察日月星辰，综合把握航向。”唐玲玲说。

更路既表时间又表航向和里程，船长把握渔船特点、海水流向、流速、风向和所需时间融为一体，综合考虑，驾驶渔船朝着既定目标航行。

更路簿历史探源

南海这条黄金海道，是中国历代航海家、渔民们所勘探出来的。因为南海水下礁、滩复杂，古来已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之称。

“宋、元以前的官书中，目前还没有发现记载更路的书，可能是由于更路是由船长个人在航海生涯中自编、自写、自用和自存的秘本，而且记载更路多是用民间俗语。更路记载内容也多是个人的航海经验，不为他人所懂，官方更加看不懂，所以传世很少。”周伟民分析。

周伟民在研究中国较早记载航海路线的典籍后发现，更路簿与这些典籍有深层次的递属关系，周伟民认为，更路簿的形成是海南渔民的首创，最早可能是受到郑和下西洋之前福建外海船员水手的一些水路簿的影响，而开始萌生并逐渐把自己在南海海上捕捞经验积累作为更路簿的形式出现，然后在明中叶普遍流传、推广，盛行于明末、清代和民国时期。

更路簿记录百余地名

地名是海南渔民生产活动中必需的标志，从目前见到的十多本更路簿中，记录了南海中的100多个地名和重要的海洋资讯，诸如航行方向、时间、距离、航行中所见岛屿和暗礁的名称、海流速度、天气变化等讯息。

“更路簿中的这些记录，反映出海南渔民活动的范围非常广。包括广东沿岸、北海、海南岛沿岸、中南半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使用这些更路簿的渔民以文昌、琼海两地为主，其次有三亚、万宁、陵水、临高等地的渔民。这些更路簿，是海南渔民历史上在南海水域进行生产活动的明证。”周伟民说。

海南渔民对这些岛礁的命名，是按照自己的经验，用本地俗语，为南海上的岛、礁、沙进行命名。这些俗名，据专业工作者调查整编，有136个，其中东沙群岛1个，西沙群岛38个，南沙群岛97个。

周伟民告诉记者，1973年海南行政区水产局，国营南海水产公司和海南水产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小组，在对琼海潭门镇的老渔民进行调查、地名搜集和到西沙群岛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编写了《西、南、中沙群岛渔业生产和水产资源调整报告》，记下了这些海域的俗名，如猫驻岛（即永兴岛）、猫兴岛（东岛）、七连岛（七连屿）、船暗尾（西沙洲）、长峙（北岛）、石峙（中岛）、三峙（南岛）、红草一（南沙洲）、红草二（中沙洲）、红草三（北沙洲）、园峙（甘泉岛）、大三脚岛（琛航岛）、三脚峙仔（广金岛）、干豆（北礁）等65处俗名。

“海南渔民用他们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征服了波涛汹涌的南海，根据自己所经历的路线特点，创造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海岛俗名。也因为有了这些俗名，则有了地方的标识，行船就方便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更路簿是海南渔民南海渔捞活动的经验总结。”唐玲玲说。

更路簿中的地名形象生动，是经过渔民祖祖辈辈熟悉岛礁特征的基础上命名的，因而多以形象命名。如把环礁称为“筐”，把南威岛称为“岛仔峙”，把司令礁称为“目镜铲”，把安达礁称为“银饼”，把仙宾礁称为“鱼鳞”等。

“这些渔民使用的地名是古代劳动人民给南海诸岛的名称，通过口授或手抄方式留传下来，可以说是古代南海地名的组成部分。更路簿是海南渔民长期在南海耕海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经过几代人补充修正而抄写成的丰富资料，更路簿中的每一项经验，每一个地名，都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时间和付出巨大代价的。如苏德柳的更路簿，是众多手抄本中的一种。传到苏德柳手中的本子，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周伟民对记者说，海南渔民的更路簿，用铁的事实证明，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南海渔民在辽阔的海上与大自然做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