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梦碎复兴路 中共历史不自信？

连日来，中国一家侧重历史的刊物《炎黄春秋》的命运，牵动了很多人的心。

目前，该杂志上级管理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控制着杂志的运作，先前的杂志社领导层被大规模替换，原社长杜导正提起法律诉讼，并宣布杂志停刊。显然，双方已经陷入僵局。《炎黄春秋》有可能自此消失，杂志原领导层有可能会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方面对簿公堂，或许双方背后也在进行着比较焦灼的较量。

十八大后，《南方周末》被“改编”，网络舆论被整顿管束，任志强等大V接连消声，异见者频被打压，正凸显出《炎黄春秋》的珍贵。

事件背后隐现党纪国法冲突

目前很多相关信息是由杂志社原班人马那里传出来。杜导正表示，中国艺术研究院违法单方面撕毁该院与炎黄春秋杂志社签署的协议，宣布改组杂志社领导机构，严重侵犯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出版自由，违反了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的杂志社人事、发稿和财务的自主权。

杜导正还透露，在有关当局接管杂志社前，曾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官员两度登门，劝他退休。

“给我打过招呼，一是按照中央组织部的规定，2013年有一个规定，离退休干部，我是离休，我之前是副部长，他说离退休的干部都要按组织部的这个规定，不能在单位外边担任什么职务，如担任职务必须是70岁以下，而且要经过上级批准。但是后来因为炎黄春秋杂志的复杂性，高层干部，高层知识分子很多，别人做法人代表和社长有他的难处。我是被各方面接受的老干部。”

杜导正说，当时上级领导就此批示“特事特办”。“他们这次来又谈这个事情，他又拿出这个文件，我说我是老党员，我遵守这个规定。我正要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下来一个命令性的，撤销你社长等等。把整个班子改组，委派他们的人担任。这违反了我们原来和他们打成的协议。搞得我本想退，现在又退不下来了”。

由此来看，中国艺术研究院方面也有自己的理由。不过，由当时的“特事特办”，突然改作强硬的人事、财务、稿件等全方面的接管，又是为何？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坊间有分析说，这源于中央对意识形态、言论自由越来越严格的限制管控。据上月入职的执行主编吴伟透露，今年，双方因为杂志社竭力想要出版的三期杂志起了冲突。也有评论称，是中共这几年按部就班推进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包括年期发布的中共“问责条例”，导致《炎黄春秋》的新东家中国研究院方面压力倍增，立即“下手”。

中国研究院方面此举是已被延后的行动，还是提前的行动，没有必要过多争辨。更值得关注的是对《炎黄春秋》的干预本身，以及具体的执行方式。

对于后一点，官方强调是有规可依，一是杜导正等人的年龄较高，二是主管单位有一定的权限。而杜导正一方则坚持中国艺术研究院当时入主时与其签署的协议，并以宪法法律为保障。从中隐约可见党纪与国法之间的冲突。“党纪高于国法”是否能够回答“党大还是法大”疑问，或许由此可见一斑。

不论如何，中国艺术研究院直接强硬的执行操作，令观者多感觉难以接受。如果处理手法能够更坦诚宽柔、合情合理一些，让事情的交接平常化些，社会亦会多些理解。现代化的执政必须重视社会反应和理解。这也是执政者在未来的管理与治理的规范化过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

春秋史家已“绝”唱？

对于前一点，不仅与中共对意识形态、言论自由的态度有关，还需要与中共对历史的态度结合考虑。毕竟，《炎黄春秋》是一部以揭示历史为主题的杂志。

《炎黄春秋》官方微博置顶了2015年的一条微博：“《炎黄春秋》秉笔直书，以史资治，实事求是，以史为鉴，这也是《炎黄春秋》存在的价值。”这几句话，在中国历史工作者心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是其他国家文化中所罕见的。

春秋时期，齐国专管记载史事的四兄弟太史伯、太史仲、太史叔、太史季和另一个史官南史氏，为记录历史真相不惜前仆后继一一赴死，是为“秉笔直书”一词的由来。光芒映照千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则道明了“以史资治”的正面用意。这可能也是《炎黄春秋》老班底们的信仰。

其实，从中也能够看出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一种敬畏。而这种敬畏也正是历史对现实影响力的来源。

有史以来，代代传承的宗族关系长期是维系个体身份地位的纽带。人们对自己祖先的精神敬重远超其他。建国登基者，总喜欢给自己续以名家之后。骂人者也喜欢上溯对方多少代。无怪乎有人认为，中国人存在对祖先图腾崇拜的信仰，这也被理解为中国人的一种宗教。

而自己的祖先，便是和历史牢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于是，历史又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握有“笔杆子”的人因为对自身的历史的敬畏，而有意无意地去美化、遮掩，甚至是否定部分历史。

当然，也不能把《炎黄春秋》简单看作历史记录者，而更像是历史揭发者。毕竟，这一杂志是月刊，内容有限，主要是谈中共执政后以至改革开放之初的历史阶段。由于中共此前和持续至今的宣传系统对历史的过多主观干涉，特别是对负面因素的掩盖，《炎黄春秋》对这些历史真相的挖掘，虽是为对历史和尊重和负责，但却容易集中体现为负面历史信息的汇集，会对执政者造成形象甚至是合法性的冲击，是其不乐见的。

而且，这和当下中共高层对历史的新态度和用意存在冲突。

习近平在2016年的“七一”讲话中重要强调的“不忘初心”，与其上台后不久即提出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不不能相互否定的说法，存在一定的递进关系。再加上他在近几年里经常提到毛泽东，到访具有特定红色印迹的地点，体现出其对中共历史和当时人物的一种情结。

或许，这只是一个国家在经历长时间的学习和进步，取得成绩成就，变得自信后水到渠成的精神回归。另一方面，由于政党国家存在的严重问题和风险，又需要加强控制，或是需要汲取历史力量，因此需要维护和推崇自己的历史。两者都能导致对历史的主观干涉，至少是会继续遮掩负面历史细节。

然而，这些还远未构成让《炎黄春秋》从历史中消失的理由。

十八大后，《南方周末》被“改编”，网络舆论被整顿管束，任志强等大V接连消声，异见者频被打压。强制性规范固然有其必要性，同时也已经伤及中国社会的多元性、活力和成长潜力。而这些正凸显出《炎黄春秋》的珍贵。

人是复杂的，具有多面性。中共的历史也是如此。既不应选择性放大其中一面，也不应过于掩盖其他几面，而是要实事求是。具体发生争执的双方，可能都过于偏执一面，强硬不肯妥协，导致出现双输的局面。

从落后腐朽的近代史中走出来的中共经历了各种环境，取得了成就，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广大民众也是如此。中共对自身历史仍有不自信之处，但双方应该找到更好的共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