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上将迷信风水 将母亲迁葬洪秀全祖坟

国军上将陈济棠的政治野心除了他居“南天王”之位，还有一种荒唐的内在驱动力，那就是对风水命相的迷信。陈济棠的大哥陈维周叫风水师勘验陈家祖宅风水，风水师云，陈氏贵旺发达之相，尚不止此，如再择地而葬，其命不可言也。广东省内最佳风水宝地，无过于花县境内洪秀全的祖茔，只可惜穴位葬得不对，如下移数十尺，便在“正穴”上，洪天王就是真龙天子，不会只拥有半壁河山，及身而败了。陈维周闻言大喜，与陈济棠商量，出巨资从洪家购得该地。陈家兄弟将老母枯骨挖出，葬于洪家祖茔之上。本文摘自2016年第6期《同舟共进》，作者周树山，原题为《陈济棠与“两广事变”》。

80年前的1936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足以影响历史的走向。一是著名的“西安事变”，此为“捉蒋”。二是同样以抗战为名旌麾北指，打着“逼蒋”抗日的旗号，却不无自保图存或问鼎中枢之意的“两广事变”（亦称“六一事变”）。两个“事变”相隔半年，“两广事变”在前，西安事变在后；前者主角是陈济棠、李宗仁，后者主角是张学良、杨虎城，他们的对手都是蒋介石。一在东南发功，一在西北角力；或兴师动众，或兵不血刃，然皆消弭于无形。

先来讲讲“两广事变”的主角—陈济棠。

陈济棠其人

陈济棠是盘踞广东的军头，出生在广西防城港一个亦耕亦读的家庭，父亲是前清秀才和当地的私塾先生。陈济棠早年投身军旅，并经人介绍参加同盟会。在军队中从排长干起，积功擢升，在波诡云谲的政治风云中站稳了脚跟。1931年，因国民党的派系斗争，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陈济棠通电反蒋并驱走广东省长陈铭枢。同年5月，汪精卫于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济棠被选为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同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为一致对外，广州国民政府取消。表面上全国党政复归于统一，但两广仍维持半独立局面。此时，国民党右派元老古应芬病死，胡汉民主持西南政务，1932年，陈济棠任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实际上已成为握有军政大权的“藩镇”领袖。此时的陈济棠人称“南天王”，到1936年“两广事变”发生为止，一直主政广东。

蒋介石虽为20世纪中国的政治强人，但终其一生，没有统一过中国。北伐之前的老军阀不论，即便北伐胜利后，同在“三民主义”国民党旗帜下的各派势力，仍是“藩镇割据”，独霸一方，如广西的李宗仁、山西的阎锡山、西北的冯玉祥、广东的陈济棠，甚至山东的韩复榘都是有军队、有地盘的一方豪强。蒋介石一直想利用自己主掌中枢权力的政治优势和多年来培植的黄埔嫡系把他们“吃掉”。这些“藩镇领袖”为了自保，也紧紧地抓住枪杆子不放，和蒋介石“腾挪闪移”地打太极。“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角逐，引发了蒋、冯、阎的中原大战和桂系的败而复振，而雄居南中国的陈济棠亦乘机崛起。

陈济棠主政广东，和其它各地派系的军头一样，对地方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及地方建设有自治之权，和广西的李宗仁、山西的阎锡山一样，由于有传统文化及道德的影响，又服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尽管手握军政大权，仍能做到百业并举，造福桑梓。他对广东的治理颇有建树，他提出“改革陋习，刷新政治，造成模范新广东”的口号，惩治贪官，整顿税务，用人采用考试制度，选贤任能。亦十分重视教育，用在兴办教育上的经费占广东全省财政收入的10%以上。但他又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提倡“复古运动”，主张“尊孔读经”，并规定以“孝经”为中学修身教材，祭祀孔子、关羽、岳飞等先贤，力图用忠孝节义的传统道德规复人心。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前往香港演讲，批评广东的读经复古，陈济棠十分不满，断然取消了胡适原定前往中山大学的演讲日程。

陈济棠在政治上属于国民党右派，反对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早期坚定不移地实行“清共”主张和举措。但他同时是个策略上的实用主义者，他的底线是保住自己的军队和地盘，为此，对蒋介石的“剿共”采取阳奉阴违的敷衍政策。对“共”他并非不想“剿”，但如因“剿共”伤了自己的元气，丢了自己的地盘，他是绝对不干的。为此，江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无法立足，长征路过赣南和粤东北时，他不执行蒋介石派兵堵截的命令，而是和红军代表密谈，不打佯追，各自相安。

陈济棠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政治上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使他当事者迷，因此关键时刻不惜铤而走险，用荒唐的迷信来决策军国重事，“两广事变”因焉而起。

先看风水，相机举事

陈济棠与蒋介石积怨已久，汪精卫在广州“另立中央”时，陈曾任过要职，蒋介石也从不把陈当成自己人，处心积虑地要解决他。随着陈济棠在广东势力日益壮大，蒋介石愈发不安，想尽各种办法削弱陈的势力。陈则对蒋佯为服从，内存异志。

陈济棠的政治野心除了他居“南天王”之位，还有一种荒唐的内在驱动力，那就是对风水命相的迷信。据说，古应芬为了策动陈济棠反蒋称霸，曾用晋墓中发掘出的两块砖石相蛊惑，其一刻有铭文：“永嘉世，天下凶，余广州，盛且丰；岁次辛未宜公王侯陈。”另一块则铭曰：“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且平康；岁次辛未宜公王侯陈。”永嘉是西晋怀帝司马炽的年号，辛未年是公元311年，这两块砖即便实有，距其时已有1600余年，与陈济棠何干？彼“陈”又非此“陈”，何能断定陈济棠必在广州称王？但陈济棠大概也相信—其王侯之命似为天定。

不止如此，陈济棠的大哥陈维周，粗通文字，喜语怪力乱神，笃信风水命相，早年在家乡就做过阴阳先生，为人算命看风水，陈济棠最信任的便是他。

陈济棠手握重权，一些旁门左道的江湖术士便麇集幕下，竟参与决策机密。陈部军医处长温泰华与陈济棠早年为广东陆军小学的同学，见陈痴信风水，乘机介绍自己本家温香远，言其有堪舆奇术。温香远先看陈济棠在防城老宅，因温泰华久在左右，对陈家底细自然了如指掌。温香远煞有介事地观测一番，便言某庭有贵旺之气，某宅有阴煞之兆等。恰巧陈氏兄弟刚有一人亡故，未亡人居庭左之屋，皆被温香远言中。陈维周佩服得五体投地，二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陈维周再叫温香远勘验祖宅风水，温又云，陈氏贵旺发达之相，尚不止此，如再择地而葬，其命不可言也。结果温得配宝马香车，逛遍省内名山大川，道：省内最佳风水宝地，无过于花县境内洪秀全的祖茔，只可惜穴位葬得不对，如下移数十尺，便在“正穴”上，洪天王就是真龙天子，不会只拥有半壁河山，及身而败了。陈维周闻言大喜，与陈济棠商量，出巨资从洪家购得该地。陈家兄弟将老母枯骨挖出，葬于洪家祖茔之上。

陈济棠既迷信风水命相，难道没有“应验”之处吗？1929年，蒋桂战争期间，蒋介石软禁李济深于汤山，召陈济棠前往南京议事。陈本为李济深部下，闻蒋有召，不敢应命，便派大哥陈维周前往一探吉凶。蒋介石设宴招待陈维周，允诺陈济棠一旦叛李投蒋，将使其代李济深统领广东海陆空三军。陈维周大悦，并于席间暗中观测蒋之命相，返粤时绕道浙江奉化蒋的老家，专门去看蒋家祖茔风水。回粤后对陈济棠说：我观蒋之气色极佳，印堂发光，正行好运；又看蒋氏祖茔风水，气象非凡，有云虎之征，蒋断不可反。我曾找算命先生详批过你的八字流年，今年有意外之喜，正合升官发财。此千载难逢之机，宁可负李（济深），也要拥蒋。陈济棠本还在迟疑，闻此一席话，遂亲往南京，表示效忠蒋介石，并接受了蒋任命他为第八集团军总指挥之职，掌握了广东党政军大权。

经过数年经营，陈济棠自觉可以跟蒋介石叫板了。陈济棠之所以恨蒋，除了原本和蒋在国民党内就分属两个阵营外，盖因蒋处心积虑地想要削弱他的势力。恰此时，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国内危机日深。蒋外困于日寇，内忧于红军，政敌攻击他“亲日卖国”，鼓动反蒋的学生运动。陈济棠认为蒋人心已失，只待他振臂一挥，即可倒蒋于指顾之间。而此时的蒋介石，还在千方百计羁縻陈济棠，蒋桂战争后，桂系主力第四集团军已被瓦解，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死里逃生，正在桂省企图东山再起。于是，蒋再召陈济棠，以为灭桂之奥援。

陈济棠早有异志，仍派陈维周前往谒蒋。蒋对陈密授三点机宜：一是彻底解决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此举分明是让陈济棠充当灭桂的“炮灰”；二是驱逐萧佛成等反蒋元老离粤，“代蒋咬人”，让他撵谁就撵谁；三是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这显然是安抚陈济棠的缓兵之计，收拾完桂省的李、白，再来收拾在灭桂中精疲力尽的粤省之陈，岂非易如反掌？陈对蒋本就又恨又怕，闻此更加惴惴不安。

此时的陈维周拿出看家本事，又为蒋相了一面，道：蒋面有死气，难过1936年这一关。（几乎言中，这年底的“西安事变”几乎要了蒋的命。）陈济棠深感蒋介石正精心布置，驱他入瓮，与其做砧上之肉，不如登高一呼，联桂倒蒋，若大军势如破竹，直下金陵，不仅能除心头之患，说不定能取而代之也。

请大师扶乩后，陈济棠得四字秘诀“机不可失”，他大喜过望，遂厉兵秣马，联络李、白，相机举事。

两广同盟成立

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二人，有恩有怨，时敌时友。1923年，在李、白驱逐广西旧军阀沈鸿英、陆荣廷之战中，陈济棠曾奉李济深之命，与李、白联手，消灭了盘踞广西多年的沈、陆旧部，统一了广西，与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可是在1930年蒋、冯、阎的中原大战中，陈济棠却站在了蒋介石一方，给策应冯、阎北进的张（发奎）桂联军以重大打击，桂军之李、白只好退保广西一隅，以图再举。

桂系的李、白二人，是蒋最具威胁力的劲敌。北伐胜利后，由李宗仁指挥的桂系主力第四集团军驻军武汉，虽然该军在北伐中敢打敢拼，战功卓著，但因非蒋之嫡系，所以蒋必欲除之而后快。蒋先以弹药枪械秘密补充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军，因湖南位于武汉和两广之间，一旦发生战事，可切断两湖和两广间的交通，两面夹击，将武汉的桂系主力一举消灭。此举引起武汉桂系军队的恐慌，不久，双方果然大打出手。身在南京的李宗仁闻讯后化装逃往上海，蒋威逼利诱，终使桂系主力第四集团军被瓦解收编。

蒋复命陈济棠为广西编遣区主任，并严令将李宗仁、白崇禧解送中央。李逃往香港，取道越南，返回广西。而白崇禧在南下途中为躲避追捕历尽险阻，最后使金蝉脱壳之计，搭乘轮渡逃往香港。

李、白二人侥幸脱生，苦撑危局，终于在广西东山再起。至1936年全面抗战前，李、白统领桂省十万大军，其所组建的空军有英、美、日等各式战机五六十架，实力不可小觑。依李、白二人多年来与蒋周旋交手、死里逃生的经历，若广东陈济棠首义倒蒋，当然一拍即合。就军事实力来说，此时由陈统帅的粤省军队共20万，尚有空军战机近百余架，若两广联手，挥戈北上，灭此朝食，亦非不可能也。况且“天命”在兹，蒋“面有死气”，难过今载，此时不反，更待何时？

陈济棠为动员将士，曾在燕塘军校礼堂举行“宣誓”，于礼堂上方安置一皮制假人，上书“蒋介石”三字。由陈唱名，各军官逐一起立，宣读“余决心效忠党国，抗日反蒋，拥护陈总司令，以后如违誓言，必遭天谴”之誓言，然后趋至假人前，挥动木剑，向“蒋介石”连劈三剑，以示仇恨与决心。

在陈济棠的一再要求下，李宗仁先派白崇禧赴粤一探究竟，白返桂言：陈立意已决，不可动摇，很多反蒋人士皆聚广东，广西参与否，粤省都要举事。李宗仁遂于5月底飞往广东，两广同盟成立。

李宗仁晚年在美国回首往事时言：“两广原属一体，广东一旦发动，广西方面不论愿与不愿，也必被拖下水，广西如果毅然参加，或许对陈济棠的行动尚能有所纠正，使其不致过分鲁莽灭裂，此实我们不得已的苦衷。”（《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之加盟，真是不得已被拖下水吗？这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旗帜下的“西南政务委员会”与“西南执行部”，实为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军政权力机关，它的首脑原为蒋介石的政敌胡汉民，胡于1936年5月患脑溢血逝世，陈济棠便成了实际的“盟主”。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以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呈文南京中央政府，要求政府领导抗日，文中云：

中央忍辱负重之苦心，国民非不谅解，唯和必有方，忍必有期。长此因循，则敌人无餍之求，日甚一日，得陇望蜀，岂有穷期？呜呼，“九一八”之创痕未复，一二八”之腥血犹存。辽、吉、黑、热四省之同胞，陷于敌人铁蹄之下，已逾五载，今平津又将继之矣……切冀中枢毅然决然，从事抗战，用以至诚，吁请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

这是一篇充满民族大义和凛然正气的雄文，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两广诸人心中之“沛公”，乃蒋介石也。

以上“呈文”尚未到达中央，次日（6月2日）西南两机关便以“呈文”为蓝本，对南京发出“公开信”，呈请（实为要挟）中央领导全国抗日，是为“冬电”。两日后，由陈济棠和李宗仁领衔，再度发出“支电”表示拥护，并发誓督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同时通电全国，呼吁党政军民一致督促中枢领导抗日，发动两广国民党各级组织、各民众团体通电响应。两广厉兵秣马，广造声势，这场自编自导的“两广事变”正式启幕。

此时，陈济棠已就任“抗日救国西南联军”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联军总兵力30万，飞机190余架，江防兵舰数十艘。陈、李二人命刘斐、白崇禧到东江、北江等粤桂边境地区视察地形，拟定作战计划。确定对闽、黔两省采取守势，对赣、湘两省采取攻势。粤军主力集中大庾、韶关地区，准备进攻江西；桂军主力集中全州、桂林地区，准备进攻湖南。

6月9日，桂军先遣部队进入湖南，分别占领了永州、郴州，欲一举下长沙而趋武汉。湘、赣两省战云密布，长沙旦夕可下，首当其冲的湖南省主席何键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成了这次“事变”成败的关键。

何键是关键

何键原与桂系的李、白等人有很深的渊源，湖南乃南北之要冲，无湘不成军，桂系欲挑战盘踞金陵的蒋介石，拉拢湘省之何键入伙实为第一要务。但在蒋、桂两强之间，何键深知在胜负难测，局势没明朗之前，自己死心塌地地倒向任何一方都是危险的，所以他一直脚踩两只船。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论述何键身当要冲之关键：“当时何键亦有健卒十万，饷械充足。他如依附粤、桂，则陈、李‘二次北伐’，兵不血刃，便可直取武汉，重演其‘宁汉分立’；甚或如王濬楼船，洪杨江艘，长驱而下金陵。但是何键如听命中央，力阻粤、桂之师北上，则陈、李二人纵加上个‘小诸葛’（白崇禧），想搞个‘六出祁山’，前途也就很渺茫了。”

李、白、陈对何键自不敢大意。他们一是逼之以武，大军入湘，攻城略地，何键一狐难抵两狼，可订城下之盟；二是利用何键当年与桂系的旧关系，诱之以利，派员劝降。桂系所派之人乃李品仙，李与何当年同为唐生智旧部，交情颇深。1936年夏，李品仙赴湘密见何键。会晤时在场者还有一人，乃在政军两界籍籍无名的刘廷芳。

何键密晤李品仙后，没有表态，问计于刘廷芳。刘答自己年轻，对军政大事没有经验，不好轻率进言。何键只好唯唯诺诺，两面磕头，一面接待李品仙，一面派省府秘书长易书竹往南京请示。

这时两广方面继续劝驾，“假道”湖南并继续挥军北上。南京中央的态度开始强硬，蒋介石拒绝接见湘省官方代表易书竹，假以颜色，暗示何键有附逆企图。何键心中忐忑，犹疑再三，决定不计利害，维护统一，归顺中央。

何键向中央一边倒，使两广裹胁湖南的计划完全破产。

“南天王”黯然离退

蒋介石不是好对付的主儿，尽管李宗仁认为当时蒋“政令不出五省”，几与当年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相类，但蒋决非孙，一是蒋当年挟国民革命之威，打倒旧军阀，入据中枢，得到各方承认，已然正统。二是“两广事变”虽打着抗日旗号，但明眼人清楚，其“言在此而意在彼”，外敌猖獗之时，擅自兴兵，挑起内战，道义上已输了理。

蒋对异己向不姑息，为削平山头，会不择手段。“两广事变”初起时，蒋一面电令陈济棠迅速撤兵，一面调兵入湘，6月10日，抢先控制了衡阳，堵住了两广联军的北上之路，在军事上先胜一着。6月下旬，蒋筹措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用缓兵之计请西南派员出席，似乎还把两广当成自家人，但是暗中却调集精锐，准备平叛。湖南何键之明确表态，愈发使蒋胸有成竹。

但这并非蒋介石的全部底牌，他最擅长的还是暗中使权谋手段。这之前，蒋已预设了粤省之暗桩以备不虞。他安排蒋伯诚常驻广州，一方面监视陈济棠，一方面分化瓦解粤军。蒋伯诚的工作大有成效。

首先“反水”叛陈的是第一军军长余汉谋。7月4日，余部由广州到大庾，召集全军将士商议，电告南京，拥护中央，并集中兵力向南雄韶关挺进，欲对陈济棠实行“兵谏”。7月6日，第二军副军长兼东区绥靖主任李汉魂挂印离职，翌日通电反陈。两员主将表态后，集聚广州的反蒋政客们纷纷逃匿，陈济棠借以发号施令的西南两机关遂告解体。蒋伯诚还以重金收买两广空军，7月4日，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突率四十余架战机，飞投中央。7月13日，南京军委会下令免除陈济棠本兼各职，遗缺由余汉谋升任。

陈济棠势窘力竭，仍不忘再找翁半仙扶乩以问天命，所得仍是“机不可失”四字。陈大惑不解，自己已是亡命之身，命且不保，尚有何“机”？翁告之曰：此“机”非命运之机，乃飞机也。如今空军已叛，飞机已失，广州已不可留矣！陈济棠羞愤交加，无可奈何，7月17日夜半，召李宗仁于官邸，言大势已去，欲一走了之，赠李宗仁大洋20万，分金散伙。陈济棠与陈维周兄弟仅带卫士十余人，便登上“海虎”号军舰，离粤去港—“南天王”生涯黯然落幕。

“两广事变”后，蒋介石声望如日中天，中央权威日益巩固。政敌攻击蒋介石“亲日卖国”已难掀动风潮。南方安如磐石，蒋志得意满，自信大增，决定把原先南调，预备解决两广的三十师精锐悉数北移，一举消灭陕北的红军。可先有两广陈、李二人的“滑铁卢”，接着蒋就走上了西北的“华容道”，这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险些丧命，历史因此改变了它的既定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