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红二代的最后抗争

当外界以为大陆敢言刊物《炎黄春秋》与上级挂靠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风波，会随着北京封锁消息和防火墙外媒体的视线转移而降温时，不料想胡德华的加入，不仅让舆情火速升温，而且通过一场怒不可遏的“爆粗口”，让这把火燃烧得更旺。

胡德华为何能掀起如此巨浪？与《炎黄春秋》其他元老相比，胡德华此番加入，有着不可忽视的双重身份。首先是杂志社副社长。据悉，胡德华2012年加入《炎黄春秋》编委会，被视为该杂志与高层重要交集的一部分。其次是红二代身份。胡德华系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的三子。今次的抗争，也被西方媒体赋予了“红二代附身符失效”的标签意义。

而随着《炎黄春秋》遭遇人员大清洗，匆匆赶回北京的胡德华有了第三重身份，也即领衔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打产权战的死磕派。有了这一身份，盛传于网端和论坛的“爆粗口”视频也就不难理解。因为7月26日系企业缴税最后一天，胡德华当日陪同财务人员到杂志社做财务报表，却被拦截与围堵。

根据在场媒体传回的视频，胡德华怒斥强占者：“我们每一分的财产都是靠我们辛勤劳动挣来的，我们给国家纳税，是遵纪守法的企业，办公室是我们的，你们有什么权利进来？拿出证件给我们看！”双方爆发激烈争执，胡德华更一度激动爆粗驱赶外来人员，后来有警方人员到场维持秩序。

防火墙内静悄悄，因为就连以“粗口”为题的视频，也已经链接失效。但墙外早已争吵得沸反盈天，毕竟胡德华和《炎黄春秋》此番抗争，不管结果如何，都注定要成为媒体界的一段传奇。

为了成就一段传奇与佳话，《炎黄春秋》也在尽可能两手抓，一手强占舆论高地，一手诉诸法律渠道。对于前者，目前，不仅有杜导正社长签署的停刊声明，而且已有三百余名读者签署呼吁书广为传布，人数也在不断累积。而对于后者，受《炎黄春秋》杂志社委托的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已经依法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定中国艺术研究院违约，并擅自更换管理层人员的行为无效。

《炎黄春秋》的不妥协与抗争到底，似乎为己方赢得了空间和时间。因为在7月15日诉诸法律渠道后，22日即被告知不予立案。三天之后的25日，朝阳法院立案庭庭长原定对《炎黄春秋》聘请的律师说明为何不予立案的原因，但当律师前往法院时，却被告知法院还要再延长一个星期再进行立案答复。这一延缓，对《炎黄春秋》来说，无疑是利好消息。听闻此消息，杜导正也喜不自胜。

抛开停留在表面上且不断被媒体放大的争拗与口水，透过《炎黄春秋》近一段时间经历的大小风波，围观者不免狐疑：《炎黄春秋》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恩怨”究竟是如何演变至今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对于《炎黄春秋》的大换血，究竟是有理有据的照章办事，还不过是简单粗暴的“文革式”占领？满心愤怒与不满的《炎黄春秋》，经过一番单打独斗后，对于当下中国的传媒生态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

《炎黄春秋》副总编王彦君在接受多维新闻记者采访时，部分地回答了外界的质疑，却也只是站在己方立场的言说与痛陈。比如从已经签订的协议条款去谈中国艺术研究院此番作为的违约性质，再如强调“文革式”占领非高层本意来寻求强大靠山和自我保全。但如果换位思考，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上级单位，为何只能用此下策？为何“到站下车”、“到龄退休”的规则在《炎黄春秋》这里不再适用？

说一千道一万。这样的结果，不仅有《炎黄春秋》的努力，也有各方的助推。因为敢于碰触禁区和红线，所以《炎黄春秋》成了党媒姓党大环境中的另类，稍微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轩然大波，这是《炎黄春秋》不走寻常路和努力的结果。而因为敢言媒体的匮乏，所以外界便赋予《炎黄春秋》改革派旗帜的重担，仿若炎黄存，改革有；炎黄死，改革即亡。外界这样的身份认定，让当局在处理与此刊物有关的事宜时，总是蹑手蹑脚，迈不开步子。以至于拖到最后，不得不“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这是各方助推的结果。

如果看过《寒战》，应该知道，“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意味着什么，以及用了非常手段之后，可能需要承担的后果是什么。言尽于此，且待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