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评：习近平需彻底根治中国的“家族腐败”

北京时间7月25日，郭伯雄案在军事法院开庭宣判。这位中国军方前要人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上将军衔。曾有退休解放军高官称，郭伯雄及其家人所涉嫌收受的贿赂金额，可能超过另一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据报承认受贿的数额。

郭伯雄的落马，让“家族腐败”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并非什么新鲜词，这一腐败形式中国古往今来都有。中国历史上从皇帝到各级官员，都是以家族为纽带展开政治行为，同时也是以家族为单位而蔓延腐败。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情形在今天的中共依然存在。

以前的历史按下不表，只说自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上任以来，那些在反腐风暴中落马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多有着“家族腐败”的共同特征。有的官员腐败被查，或是牵出“贪内助”，或是“打虎亲兄弟”，还有的是“上阵父子兵”。腐败群体不但有家庭成员，甚至还扩散到了非血缘关系，比如同事、同学、战友、情人等等，形成了朋党。典型代表如薄熙来、令计划、郭伯雄，不胜枚举。这使得中国官场呈现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落马，鸡犬不宁”的怪现状。

家族腐败的社会原理发端于权力家族化，即某一人将权力荫蔽于整个家族，内部彼此勾连，共荣共生，以求自己的既有特权得到稳固的保障，亲属后世也能够获得权力的庇护，从而以非公平的手段源源不断的占有稀缺的社会资源。政治家族和朋党结节，又形成一个个权贵集团。

家族政治的存在被认为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原因。中国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方朝晖曾言，权力的家族化虽受制度影响，其根源却在文化习性，即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具体说来，权力家族化的深厚土壤是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中国著名学者费孝通曾在上世纪40年代末将中国文化称为“差序格局”的文化，意指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一个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关系网络中；按照心理学家许烺光、理查德·尼斯贝特等人的看法，西方人的心理安全感建立在自立和超越中，中国人的心理安全感建立在关系和团体中。

总结出“家族腐败”的来由和特征，是对一个时代的腐败现象的剖析和解释，这无疑是重要的。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家族政治导致下的“家族腐败”方式愈发隐蔽，愈是盘根错节，危害愈大。

家族腐败的存在无疑是对法律制度的蔑视和破坏，是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践踏。就当前的中国来说，没有什么比特权横行更为令人痛恨，也没有什么比公平正义更为人所迫切渴望，这几年来，中国公众对于中共强势反腐的拍手称赞也正是处于这种心理诉求。

同时，官员对于家族腐败的刻意隐瞒，一旦被戳穿便会陷于尴尬，这会给公众留下极为负面的印象，造成社会撕裂，激发官民矛盾，久而久之，导致政府信用丧失，最终损及执政根基。这并非是危言耸听。在王朝的最后十年，以“新政”“立宪”为标榜的清政府，最终在疾风骤雨的革命狂潮中被毁于一旦，正是由于皇室宗族甚至满民族的专制惯性腐败；国民党和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垮台，某种程度上也被认为是源于纵容包括“四大家族”在内的家族政治和家族腐败。这些对于今天的中共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来说应当具有警示意义。

今天中国“家族腐败”的频发，一方面是对过去几千年文化心理的一种“不由自主”的传承，一方面是由于法律的保障作用和社会公平竞争机制的失效。从这两个层面上来说，对于今天中国的“家族政治”和“家族腐败”，其根治之策还在于消除中国人那种对“关系”和“团体”的不正常依赖感和心理不安全感，而这种依赖感的消除和安全感的获得仍然建立在法制保障、有效监督和社会公平竞争的基础之上，所以，虽然法制和公平竞争机制的建立及效力的充分发挥是一个“道阻且长”的过程，但无疑仍应成为中共当下及未来执政者的施政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