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民主成做洋奴 内地误解香港？

香港立法会选举在即，不少港人希望能用选票选出心仪的议员，代表自己在议会中争取权益。同时，在立法会之后，接下来就是行政长官选举，香港社会和舆论也开始讨论谁人适合做下届特首，普遍也寄望来届特首选举尽量民主化，以期选出代表香港的特首，令施政贴近民生。至于追求民主的声音可以说自香港回归以来一直在社会上流传，甚有越演越烈之势。

但每当港人争取民主声音流入内地，总是有内地声音老是在问一个相同的问题：为何港人在英治时期不争取民主？为何港人在回归之后老是向内地争取民主？老是高举民主、自由旗号？这不是明摆着欺侮“自己人”吗？再往这个问题推敲下去，有人很简单化地认为香港人一定深受殖民思想影响，甚或猜疑港人是否有种“英奴”的情结。可以说，多年来内地对香港回归后追求民主的做法不甚了解，成为两地误解其中原因。

港在英治时期首要脱殖

不否认，香港受了这样多年的英国管治，多少受到殖民思想影响。不过，若说香港为何回归后才争取民主的说法，未免太不了解香港。事实是，香港早在英治时期已经有民主运动，在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成立了区议会，推行代议政制。而且所谓港人为何回归后才争取民主论甚为奇怪，这仿佛就是表示港人向民主国家英国争取民主就是合理，但向自家中国争取民主便是荒谬。按这个逻辑发展下去，恐怕假如秦始皇翻生也会问，中国数千年都没有社会主义，为何今日又要推行社会主义呢？

事实上，香港在英治时期除了争取民主外，首要之务便是如何脱殖。在历史上香港曾有两次大型的反殖运动，一次是历时1年4个月，至今仍保存世界最长罢工时间的省港大罢工；另一次则在1967年因响应内地文革而发展对抗港英政府的工人运动，最终促使港英政府关注香港民生，加速回应港人对民主的诉求，这对当时的港英政府来说也是前所未遇，也许那时港英政府亦会反问：“为何港人在清治期间不争取工人权益”。而香港当年这两场反殖运动，放在今日的标准看来，相信可称得上为爱国运动了！

台湾民主经验可借镜

常有内地媒体就香港和台湾这些年来追求和实现民主时的乱象，企图否定整个民主体制。这个说法也值得商榷，因为从威权体制蜕变成民主政治并非简单的一蹴而就，而是民主本身是没有终点，当中一定有许多前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隐疾需要省思清理，这正如一位长期吸食白粉的道友一下子要戒毒，在戒毒初期必定感到刮骨锥心之痛，但这不是戒毒的错，而是长期吸食白粉的错。相比起专制统治，民主本身还是很年轻的政体，美国的民主不是突然从石头里蹦出来，而是独立之前，北美13洲已有过百年的地方自治经验；至于英国的民主也是从大宪章以来，慢慢地匍匐前行才有今日之局。这样我们怎能苛求香港和台湾在追求和实现民主时一下子变得完美无瑕呢？更何况以台湾为例，要是国民党当年能早早戒掉“党国不分”的恶习，早早清理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就不会时至今日仍不时受到批判。

由此可见，台湾的民主实验充分显示出从威权体制到民主政治转型之艰难，但在大体上谁又能否定民主最能体现民为本，有效防止政府权力过大从而凌驾法律。正如不丹国王凯撒尔甘愿推翻帝制，致力推行民主时对国民所说：“今日你们或许有一个好的国王，但你们怎能保证将来的国王也是这样好吗？”的确，陈水扁和马英九很糟糕，但他们不是给选民以和平的投票方式唾弃了吗？这就是民主中的自我改善能力，毋须祈求执政党不知道哪一天终能自我醒觉。因此，所有具有威权性的政府就应及早准备，明智而负责地为人民的未来铺下更好的路基。

现在回过头来看“为何港人追求民主”，“为何港人不在英治时期追求民主”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毕竟香港已经摆脱殖民统治，接下来自然期盼争取一直以来所追求的民主了，而且实现民主、“普选”等也是《基本法》所准许，在这个情况下，香港的回归意味着民主的回归，两者成为了二而一的问题。可以说，从“为何港人不在英治时期追求民主”所折射出对香港理解之不足，便是形成陆港误解、矛盾的其中原因。那些批判香港追求民主的人士，何不想想，香港为什么至今还未有依法享受普及而平等的选举制度呢？祖国的气度不止于与殖民者一样吧。但愿陆港两地能正确了解，消除彼此的成见和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