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老舍：将国家引向死亡的幕后元凶

50年前的今天，“人民艺术家”，同样也是“反动文人”老舍，8月24日清晨独自出走到北京城西北角外的太平湖畔。当日深夜，老舍于太平湖畔跳湖自尽，终年67岁。

老舍的自杀，不是那个时代的唯一悲剧，在一份长长的自杀名单上，还有傅雷、吴晗、叶以群、翦伯赞、赵慧深、严凤英、周瘦鹃等著名文化人物的名字。自此之后，悲悯潜伏，良知黯淡，文化脉络断裂，一度气息奄奄。

在似乎并不太平的太平湖畔，并未留下老舍对悲惨世界的最后遗言。我们权且拿他生前对巴金先生讲的这句话——“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当作他的最后遗言和最后的抗争。

的确，他的脑子真的没有问题，只是太清醒了。

所以，这或许就是有问题。太清醒的人在混沌的世道是不正常的，他就是“特立独行”，他就是“精神病”。

其实，他曾经也并不是“特立独行”，相反他是“人民”中的一员。自1950年起，老舍写了一些歌颂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品，以话剧《龙须沟》为代表，剧本写出了历尽沧桑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因《龙须沟》获得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人民艺术家称号。

只是， 在自杀前，他“蜕变”成为了“反动文人”。

他能服罪吗？他或许也能，只是他没有“勇气”，没有昧着良心认罪的“勇气”。古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而他，只是“文艺界尽责的小卒”。

当然也有人“认罪”了。邓小平当时写下长篇检讨，说：“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李立三也“认罪”了。在遗书中，他说：“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原来自杀也是一种罪。

忽然想起匈牙利的红衣主教约瑟夫·闵真谛（Jozsef Mindszenty）被警察带走前留下的纸条：“如果你们听到我‘辞职’或‘服罪’的消息，请不要相信，因为那将是胁迫使然，是‘人性弱点’的标志。”

约瑟夫·闵真谛承认的罪行是复辟哈布斯堡王朝——那是他演讲反对匈牙利共产党；“叛国罪”和“间谍罪”——因为他“出卖国家机密”并“煽动美帝国主义与我国宣战”，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为自己登上国家权力宝座做准备。

后来在被问及为什么认罪时，约瑟夫·闵真谛说：“我当时没有看到我现在看到的事（各种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其实，在他留纸条时已经“看透”了“我现在看到的事”。

向世界证明闵真谛之罪的公审是在1948年2月举行的。这次公审让全世界都看到了红衣主教约瑟夫·闵真谛的卑微和屈服：他走上审判台，承认了全部指控罪行。甚至他把这次入狱前匆匆设置的自己尊严与人格的保护墙，也一起推翻了——他否认了自己写给同事的字条上的内容，他说那个不算数。

即使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也有可能认罪。克格勃头子贝利亚有一句“名言”：“给我带来一个人，我就能给你找出他的罪证。”克格勃在不断的审讯中，摸索出一套获取犯人“配合”的经验，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库尔斯基法”。“库尔斯基法”由于“因人而异，对症下药”，取得了惊人的效果。苏联秘密警察首脑叶若夫曾得意地介绍经验：“要让受审人痛苦得生不如死，离目标就不远了。”还说：“令犯人自尊、信心丧失殆尽，便可如愿。”

当然，你也许是“特殊材料”不愿认罪，但你并不能逃离死亡。死亡的方式千千万，“喝水死”、“如厕死”、“鞋带自缢死”、“激动死”、“做梦死”、“躲猫猫死”……

陈胜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不要真的到了这个时候，才幡然醒悟那些统治人民的“小智慧”，诸如“库尔斯基法”和各种“奇特死法”才是将国家引向“真正死亡”的幕后元凶。

最后，这个世界会好吗？替梁济先生再问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