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港：香港泛民的政治底色

历史与香港开了一个令人痛惜的玩笑，本来积极支持香港回归、热切期盼祖国与香港发展的一众被称为泛民主派(简称“泛民”)爱国人士，后因“六四”和中共分道扬镳，被北京打入另册。又因为回归后一些政客的僵化认识，看不透有反对政治力量存在恰恰是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体现，长期将他们排斥在统战范围之外，致使部分人士趋向激进，为港独滋生提供土壤，同时也让中央政府在香港失去了泛民所代表的可观民意。本文原载12期《多维CN》。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并不平静，香港人难以独善其身。随着自由、民主、平等思潮的蓬勃发展，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在全球各地兴起，在中国“文革”对外输出革命、香港经济起飞、港督麦理浩推行一连串改革的背景下，香港战后青年一代也开始觉醒，组织发起了一系列学运和社运。

今天被认为是本土意识大本营的香港大学等，彼时恰恰是那场民族认同运动的中心。

投身爱国爱港运动

1968年，香港大学期刊《学苑》在一篇题为《以责任感代归属感》的社论中指出：“当我们认为香港是一个充满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社会，当我们认为贫富不应如此悬殊，劳工应该获得更多的保障和利益，当我们认为香港的民意应该比现在更受到尊重，香港人民应该有机会参与立法和施政。”同一年，香港中文大学向港府提出“香港政府应该实行中文成为官方语文”的要求，得到社会上多个团体响应支持。最终，港府在1974年通过《法定语文条例》，确立中文与英文的同等法律地位。

1969年，内地正处于文革动乱，香港四间大专的学生会推出《五四纪念特刊》，旗帜鲜明地倡导民族认同：“在香港，我们都是苦于报国无门、请缨无路，唯有北望神州而轻叹矣……最后，我们深信：苦难的中国，有明天！”

1971年10月，北京取代台湾取得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12月，港大学生代表团随即冲破港英殖民地教育机构的束缚，首次访问他们盼望投身建设的新中国。《学苑》当时曾出版专辑报导行程，一天热销4，800份，在香港引起轰动。香港学生“认中关社”（认识中国，关心社会）的热潮由此开启。

随之而来的是中文运动方兴未艾，极具爱国色彩的保钓运动也应声而起。1970年，美国准备将二战占领的琉球交予日本，当中包括钓鱼岛，引发全球华人抗议，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不断发起示威。1972年5月13日，4，000大专学生在中环游行示威，他们高唱《钓鱼台战歌》，向美日领事馆递交抗议信。保钓运动虽然至今未获胜，但它确是香港社运史的里程碑，不仅唤醒了香港学生和青年，而且也启蒙了民众的政治意识。

1973年，伴随着两件民运大事的发生，香港社运出现了高潮。一是司徒华成功领导文凭教师罢课，成功争取到合理薪酬（相关内容详见副稿）。二是“反贪污捉葛柏”运动声势浩大，当年6月8日，因涉嫌贪污受贿停职接受调查的总警司葛柏，乘飞机经新加坡逃回英国，香港发起大规模游行，迫使港英政府于1975年押解葛柏回香港接受审判。这场运动还促成闻名世界的香港廉政公署的组建成立。

艇户事件是七十年代香港社运的压轴戏。1978年末至1979年初，13间大专院校的学生组织和一些劳工、居民、社工组织发起成立了“各界支持艇户上岸联合委员会”，多次组织民众前往辅政司署与港督府请愿，要求集体安置艇户的岸上临时居所，警方以“非法集会”罪拘捕56名艇户与11名支持者。在铜锣湾裁判司署67名被捕者受审现场，上百名支持者打出“撤销无理控罪，支持艇户上岸”横额，还有人抬棺示威。不久，艇户上岸问题得到解决。

可以说，这波蓬勃兴起于六七十年代的学运和社运，一直蕴藏着“爱国爱港”的基调，运动的发起与组织者们，无一不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为国家和香港未来呐喊抗争。这波运动也历练了一大批民主精英，他们绝大部分后来都成为泛民的意见领袖或骨干成员，其中包括司徒华、叶锡恩、李柱铭、何俊仁、冯检基、刘慧卿、刘锐绍、梁耀忠、李卓人、麦国风、张国柱、梁国雄、刘山青、李怡、黄成智、李汝大等。

在运动中诞生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新青学社、香港小区组织协会、公共房屋政策评议会、香港成人教育协会、各界支持艇户上岸联合委员会、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等一批社团，还为香港社会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而这些社团组织本身后来也成为泛民的铁杆票仓。

另外，香港社运还催生了《太平山下漫步》《七十年代》《焦点》等一批民主报刊与电视栏目。而且上述运动采用的游行示威、静坐绝食等和平非暴力形式，打出主题鲜明口号，集会人数从几百人到上万人不等，至今仍然是香港街头运动的范式。

积极推动香港回归

时间进入八十年代，随着九七回归临近，中国、英国及香港民众开始考虑香港的未来问题。1982年，《中英联合声明》第一阶段秘密谈判开始。英国开始布局撤离，加速推行代议制改革，下放权力，但并未放弃九七后继续管治香港的努力。

为获得谈判筹码，中英都致力争取香港民众的支持。1982年，港英政府端出“民主大餐”诱惑香港市民：正式推行代议制，直接选举区议会，三分之一议员由直选产生，三分之二由港英委任。在北京方面，中共则提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将统战对象由社运、学运人士扩展到社会影响日渐增强的民主派。时任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多对香港市民报以极大善意与弹性。

在中英双方相互试探，争取民心的同时，香港社会也展开了关于香港未来的大辩论，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等思潮纷纷登场，各种不同政治背景的组织竞相成立，香港社会的政治化由此开端。

在当时，推进香港民主，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各方给出的实现路径不尽相同。民主派的主流支持回归，主张在回归框架下，构建香港民主政制。曾澍基、黎则奋、王卓祺等人在不同场合发表文章支持香港回归，认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些文章在1982年结集出版，这本题为《五星红旗下的香港》书籍的封面极具政治意味，一幅染红了的香港地图，上面还有一大四小五颗五角星，一度引起轩然大波。主张维持现状的保守派主流则强烈批判曾澍基等民主派人士的主张，《南华早报》甚至称这些支持回归者为“红卫兵”。

共同的立场，同受围攻的现实，使回归支持者走到了一起，论政平台“汇点”便应运而生，他们开始积极探讨香港面对九七的各种出路。

1982年末，汇点着手撰写题为《我们对香港前途的建议》的宣言，准备在次年成立大会时发表。这份两千余字的建议书，详细阐述了汇点对香港前途的看法，首次提出“民主回归”的构想。“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民族主义是我们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我们考虑香港前途问题的出发点……香港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但在内部行政上仍然保留独立的法律体制”。在“港人治港”这一原则基础上，汇点还特意加入了“民主”二字——“港人民主治港”。

1983年1月9日，汇点正式宣布成立，刘乃强任主席，杨森任副主席。前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回忆，“我在汇点的成立大会上，被邀请评论汇点成立的宣言，其主要基调是支持‘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民主治港’，以确立和巩固港人治港的政策和制度……汇点创办人以至我本人便被视为第一批站出来支持香港回归的人。”

次日，香港亲中媒体《大公报》用大半个版面几乎全文刊登汇点成立宣言，并加上“这是值得鼓励的。只要大原则一致，什么意见都可以谈。大原则是同意香港主权属于中国，中国将于1997年收回香港整个地区……”的按语，表明中国政府的态度，一国两制之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一年后，何俊仁与黄震遐及前大专同学会成员韦家祥、李伟杰等人成立太平山学会，以专业人士、学者为主体，探讨香港的未来。1986年，包括李永达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陈立侨的民主公义协会等11个压力团体以及居民团体、议员办事处合组香港民主民生协进会，与汇点、太平山学会并称为当时民主派三大组织，也是今天泛民主派阵营的前身。

身为当年香港社运、民主派领军人物，司徒华是坚定的回归派。他曾参加过汇点的讨论，对于“民主回归”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解。他说，“百余年来，香港是殖民地，因而远离很多源自中国的灾难；然而我未能与祖国同胞一起经历，心中有愧。现在回归到一个独裁专制的政权，使我和国内同胞有机会共同争取一个民主的中国，与他们有共同的感受，所以我支持回归。”

民主派对回归的坚定支持与宣传，改变了香港社会对“维持现状”和“回归”的认识结构，也影响了中英的谈判力量。在1983年一次民调中，支持“维持现状”者已经从一年前的超过80%下降到40%，而支持回归者则从4%暴涨到24%，主流民意开始动摇，英国再难在谈判桌上打民意牌。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生效，香港前途尘埃落定，回归成为定局，“民主回归”成为民主派的主流。由于中港两地长期分离，政治制度差异极大，中共要接收、治理香港离不开香港本土势力，中共与民主派因此而进入蜜月期。

在香港，刚刚去世的中共驻港最高官员、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亲自到场祝贺汇点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司徒华与李柱铭分别作为社运和知识精英的代表，获邀进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酝酿组成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时，北京还接受了民主派提出的部分委员由选举产生的提议。

据何俊仁回忆，北京曾透过非官方渠道，委托他及李柱铭、韦家祥、李伟杰等人研究香港回归的议题。“我们不知那些官员看罢有何反应，亦估计当时可能还有不少被邀请写专题报告的专家和有代表性人士，但我们均受到鼓舞，因为大家都觉得有渠道向中央高层传递讯息，反映了北京确是以比较客观理性的态度来认识香港和处理回归。”

与此同时，港英政府则加紧推行代议制。1985年，香港立法局首次推出间接选举议席。1986年，为了争取1988年在立法局设立直选议席，民主派进行了第一次整合，香港民主民生协进会、太平山协会、汇点联合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等众多社会团体成立民主政制促进联合会，为香港民主同盟、民主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尴尬的历史误会

1989年4月15日，支持改革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北京等各大城市接连爆发学潮，香港民主派秉持热心支持学运的理念，对大陆民运予以全力声援。5月21日，香港100万人上街游行，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宣告成立，司徒华出任主席。5月27日，香港演艺界在跑马地马场举行了连续12小时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演唱会，筹得1，200万港元支持大陆学运。5月28日，香港民主派又组织“全球华人大游行”，共有150万人参加。

不幸的是，“六四”最终被武力镇压，这一事件不仅酿成中国政治悲剧，也对香港造成巨大冲击。当年香港社会各界对中共六四的处理感到震惊、厌恶与恐惧，更担心类似流血事件1997年后会在香港发生。近100万香港市民再次上街游行，抗议北京当局武力镇压民主运动。

以司徒华为代表的民主人士联系香港本地的走私贩，展开秘密营救遭中共通缉的六四民运领袖的“黄雀行动”，相继帮助数百名民主运动人士逃离中国大陆，其中包括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等学生领袖和陈一咨、苏晓康、严家其、高皋、刘再复等知识分子。

然而民主派的上述行动激怒了中共当局。1989年7月21日，北京撤销了李柱铭和司徒华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职务，并要求港英政府取缔支联会。参与支联会的30多名民主派核心成员也被吊销回乡证，从此无缘踏足中国大陆。

六四事件强化了香港人的本土身份认同，也引发了又一波香港民主运动，一批公民组织纷纷成立，学生运动也得以复兴。在此情况下，1990年1月，港英政府在说服中共领导人之后，宣布1991年举行立法局首次直选，56名议员中有18名议员将由地方选区选出。为应对这次选举，李柱铭和司徒华于1990年创建了香港首个政党香港民主同盟，并在直选中大获全胜，得到了18个议席中的12席。这一结果被北京指摘为香港民主派和港英政府成功“勾结”。

1993年，时任港督彭定康推出取消委任席位，旨在推进立法局全面直选的政改方案。该方案虽然遭到中共当局的竭力反对，但极大地促进了香港的民主发展，也使得泛民主派势力大为增强。1994年，香港民主同盟与汇点合并，组成民主党。

民主党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为口号，成立时以决议案的形式通过三项基本立场：一是“平反六四”，二是争取尽快实行“双普选”，三是争取香港回归后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由普选产生。民主党以“抗争为主、沟通为次”为策略，把自己定义为港英政府的“反对党”，把批评与对抗港英政府作为主要工作。

在1995年立法局选举中，以民主党为首的泛民主派获得立法局大部分议席。民主党赢得地区直接选举20席中的12席，连同功能组别及选举委员会，共取得19席。而亲中共的民建联与作为中间势力的自由党只赢得2席和1席。北京与泛民的隔阂进一步加深。

1997年香港回归后，彭定康的单方面政改成果被废弃，民主党占优势的立法局被解散，中共另起炉灶遴选议员组成临时立法会。此后香港的政治生态朝着不利于民主党的方向发展，中共全面扶持“亲共”的建制派，打压“反共”的民主派，政治资源全面向建制派倾斜。在以行政长官为首的行政部门主导体制下，立法会的地位和权限急剧下降，香港民主运动一时间归于沉寂。

在民主党陷入困境之际，曾经集结在一起的各种势力开始发生摩擦，加上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香港民主派进入改组重建时期。前线、公民党、社会民主联机等党派先后成立。公民党成员多拥有法律精英背景，令该党自成立以来就强调在法制轨道上争取普选，强调走温和、理性的议政路线。社民连则以“真正的左派”自居，强调维护基层，支持财富再分配，频频为弱势社群发声。而曾三分天下的民协，却因1998年立法会选举一席未获而注重民生工作。

然而，无论持何种路线及立场，泛民主派无一不要求尽快落实特首和立法会的真普选，注重监察政府运作。更重要的是，泛民视民主、人权、平等及自由等为香港社会的重要价值，势必和北京在政治理念上存在冲突，再加上六四留下的历史阴影，从而被北京视为反对派。至于泛民自身，好像也不排斥反对派的自我定位，反而很乐意扮演这个角色。

僵化的廖晖时代

为了保证香港在经济上的平稳回归，中央对港实行亲商重利政策，重点拉拢资本家。在这一背景下，主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13年的廖晖成为香港回归后首位港澳办主任。2010年，执掌港澳办13年的廖晖退下火线，但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及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直至2013年完全退休。

廖晖的祖父廖仲恺是国民党元老，祖母何香凝是国务院侨办前身华侨事务委员会首任主任。父亲廖承志长期分管华侨及港澳事务，曾任国务院侨办、港澳办主任。廖氏家族与港澳渊源深厚，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这正是中央重用廖晖并对他寄予厚望的原因。

1997年8月30日，廖晖首次以港澳办主任身份与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在深圳会面，他表示，港澳办在香港回归后，职能一定会转变。除了要扮演好“守门员”，还要做好“联络员”“服务员”的工作，协助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中央各部门以及各个地方相互间的沟通工作，为特区政府、香港公众服务。

而事实上，廖晖没有当好这个“联络员”和“服务员”，香港回归后，也没有能帮助中共和港人交心。当年香港蒙受金融风暴袭击，造成经济衰退与失业危机，港府政策接连失当，致港人抗议声音四起，政府民望持续下滑。民间积蓄的不满力量在SARS疫情的爆发、《基本法》23条立法的冲击下逼近临界。民调显示，自回归后，港人对中国人的认同感不断走低。

直到此时中央才认识到，要管理一个和母体制度有着根本性差异的香港，在执政能力和政治自信上要面临多么大的挑战。胡锦涛在聆听香港社会各界包括民主党的意见后，及时调整香港政策，搁置23条立法，重点发展经济，以期化解民怨。但是，廖晖还在台上，依旧在主管港澳事务，仍然以其僵化、保守的作风干预香港民主化进程。

2004年底，社会福利界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动议就2007/2008年双普选，进行“全民公投”，其后新界东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向律政司提交全民公投私人草案。亲北京报章指摘“公投”是煽动港独。

2005年曾荫权上台后，主动介入普选问题，表示愿意循序渐进地推动民主，在习近平的主持下，中央与部分泛民有了第一次沟通和谈判。虽然民主派认为曾荫权推出的政改方案本质上是拖延民主进程，并以缺乏普选时间表与路线图为由予以否决，但此情至少表明北京愿意就香港普选议题进行探讨，只要民主派坚持沟通，或许未来可以得到实行普选的契机。

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北京与特区政府提出的逐步民主政改方案，在香港社会掀起一波波的讨论，民主派围饶是否配合政府部署而出现意见不合、分裂、再度统合的局面。民主党与公民党达成一致，认为可以用温和的方式追求民主，但廖晖仍对民主派不加区分。在政务司司长许仕仁首次以“反对派”称呼反对2007年政改方案的议员后，亲北京人士及媒体开始以反对派称呼泛民，大部分泛民对此毫不在意，社会民主联机在2008年立法会选举中更以“旗帜鲜明的反对派”作为宣传口号。

为了给北京施加压力，公民党与社民连于2009年联合发起五区总辞，发起立法会议员一同辞职，借此向北京表达普选诉求，这是一种相当激烈的抗争手段。

在是否支持五区总辞上，泛民内部出现巨的分歧，在司徒华抵制下，只有公民党、社民连参与五区总职，泛民其他党派如民主党、民协、街工、职工盟等均没有参加。在五区总辞并没有得到港人完全支持的情况下，港澳办以强硬的语气指责五区总辞“违宪”“挑战基本法”，甚至是裹挟香港走向独立。总辞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澳港办的几次强硬声明也引发港人不满。

经此一役，泛民内部陷入路线之争，温和派与激进派渐行渐远。温和派仍然坚持爱国爱港政治底色，坚持不懈争取香港民主，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激进派则以爱港为名走向极端，手段趋于激烈。

放下历史包袱

2010年5月24日，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副主席刘慧卿、立法会议员张文光第一次，堪称历史性地走进了西营盘干诺道西160号，与中联办副主任李刚、法律部部长冯巍、副部长刘春华会面，就普选问题面对面沟通。这是自六四事件香港泛民与中共分道扬镳，泛民被贴上“反共”标签后，双方的首次正式会面。

然而，这次会面并没有改变双方冷冰冰的不良关系，泛民与中联办，乃至中央政府之间，仍然严重缺乏政治交流与互信。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中港关系开始遭受激烈冲击。从《“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发表，到全国人大对特首选举的“8？13”落闸，再到普选方案被香港立法会“乌龙”否决，到最后引发占中和旺角骚乱等，本土意识急速升温，港独力量开始走上香港政治舞台，导致中港矛盾空前激化。香港向哪里去的问题，又一次摆在世人面前。

2016年5月19日，中共主管香港事务的最高级官员、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访问香港。在第二天的晚宴前，张德江与部分立法会议员会面，进行闭门交流，其中包括民主党主席刘慧卿等4名泛民议员。这是九七回归后中共最高层首次与泛民会面。会面后，刘慧卿谈到，“很明显，他（张德江）在听。我们想看到会面之后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就在张德江与泛民议员会晤前夕，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大公网刊发社评《港人欢迎张德江多看多听和多讲》，罕见地用“一些同样有爱国爱港之心但政治取向未必完全一致的人士”来代指与中央政治取向不一致的泛民人士。联系到张德江对待泛民的积极态度，这就等于毫不含糊地说明中央正考虑用“爱国爱港”来重新定位泛民人士。

其实“爱国爱港”本来就是泛民的政治底色。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主运动，到八十年代的回归谈判和《基本法》起草过程，再到内地的改革开放和香港社会建设过程中，泛民无不在发挥着爱国爱港的精神作用。

只是世事轮回，历史与香港开了一个令人痛惜的玩笑，本来积极支持香港回归，期望国家和香港发展的泛民，后来因六四和中共分道扬镳，被北京打入另册。又因为回归后一些政客的僵化认识，看不透有反对政治力量存在恰恰是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体现，长期错误地将泛民排斥在统战范围之外，致使部分人士趋向激进，为港独滋生提供了土壤，同时也让中央政府在香港失去了泛民所代表的可观民意。

归根结底，对中共而言泛民，尤其是泛民中的温和力量，完全是可以团结的对象。特别是在港独冒进之当下，北京如果再死抱六四遗留的历史包袱，固守对泛民的意识形态化认识，继续将泛民排斥在合作对象外，真的是既不自信，又不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