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张春贤新职务升了还是降了？

两个月前的一句“另有任用”，让张春贤登上了各大媒体的版面；而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再一次被集中关注，是因为新华社10月16日发表他去陕西调研的报道中，首次提到他的新头衔：中共党建小组副组长。

从新闻写作角度来说，“中共党建小组副组长”只是报道六要素中“who”的定语，但透露出来的信息，却可能比报道中的其他几个新闻要素更为重要，至少是更受关注：“至此，原新疆书记张春贤新职务的传言终于尘埃落定”。

这种独特的政治话术在中国大陆被频繁的使用，连国际媒体也明白其中的奥妙，包括香港、台湾、新加坡、美国等地媒体在转载新华社的报道时，大多以“张春贤以新身份亮相”作为标题。

不过，这其中的不少国际媒体，报道中的论调以“张春贤安全过关”、“并非打虎目标”、“在新疆的政绩和柔性治疆策略并未遭高层否定”为主，显露出对中国政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尴尬。

道理很简单：在上一轮大规模的人事调整中，官方的通报已经明确说出张春贤“另有任用”，已经可以排除“被调查”之类的可能性；而作为另一大风向标的大陆党媒群体，在两个月的“空档期”里曾8次在报道中提及张春贤，包括央视《新闻联播》，因而一些西方媒体从张春贤去职新疆开始就不断炒作的“权斗说”、“政绩糟糕”，就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编故事”。

纵观张春贤职务发生变动以来陆媒的表现，可以用“平和”来形容。事实上，就在2016年4月，还有大陆媒体刊发长文，从执政风格、应对暴恐、从严治党、经济建设、手下班子成员变动等多个方面梳理张春贤“‘个性化’治疆这六年”，字里行间尽是对他的肯定。而中共中央宣布张春贤不再担任新疆书记后，陆媒虽有集中报道，但并没有什么“意外”、“惊讶”的情绪。此次新头衔被明确，更有大陆媒体以“张春贤离疆后首次调研，1个多月参加8次公开活动”为标题，似乎在说“这是早晚的事儿”。

尽管被视为一次正常的高层人事调动，但还是有一个问题让大陆媒体、国际媒体乃至中国普通民众都非常感兴趣：由疆入京，张春贤到底是“升了”还是“降了”？

按照此前一些分析人士的看法，“党建小组副组长”的位子与新疆自治区一把手相比，并没有什么“实权”，媒体曝光度与社会影响力也有所不及。何况在2016年连续几次大规模的省部级官员调整中，罗志军、王儒林、强卫、王君、王学军、徐守盛等曾经的省委书记纷纷转入中国人大系统任职，被看作是退居二线的标志。张春贤与他们几位年纪相仿，因此当“赴任中央某小组副组长”的传闻出现后，也被认为是即将“赋闲”。

然而这一次，陆媒的态度已经普遍有所不同。一些媒体在盘点张春贤新职务的“看点”时，着重突出了党建小组的高规格，比如“胡锦涛、习近平都曾担任过该小组的组长，副组长则是由中纪委书记和中组部部长担任”。张春贤的加入，使得中央党建小组领导架构由原来的“一正二副”变为“一正三副”，同时也是党建小组在公开报道中第一次出现专职副组长。

而现任党建小组的组长与副组长中，有刘云山、王岐山两名政治局常委。有国际媒体分析，按照中共“七上八下”的规矩，两人都将在十九大时退居二线，“这不能不给外界以遐想的空间”。

更为明显的是，张春贤此前并无党建工作背景，却有陆媒在梳理他的履历后认为“仍是在较为熟悉的领域里发挥作用”，这样略显牵强的推论只能说明陆媒急于表达张春贤的“角色吃重”。

然而就此认为张春贤“仕途向好”，理由似乎也不够充分。相对客观的意见是，张春贤是升是降，关键要看“未来党建小组的重要性究竟几何”。有评论指出，相较于其他中央领导小组而言，党建小组显得异常神秘，一是因为“基本信息并不为外界所公知”；二是因为“成员构成并不公开”，刘云山、王岐山、赵乐际等人身上的组长、副组长职务，同样是因为《新闻联播》针对党建小组工作会议的报道才为人们所知晓；三是因为“党建”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又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属性，这些都决定了党建小组“亦虚亦实的角色”。

不过应该看到的是，由于习近平等中共高层的重视，党建工作确实较之前被赋予了更重要的角色。有国际媒体指出，“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和“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腐败”，已经成为本届中共高层的共识。在这种背景下，党建工作不再是外界传闻中“无足轻重的闲职”，而是“事关中共存亡兴衰的大事”。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共接连召开了高校系统、媒体系统和国企系统的党建会议，这背后中共党建小组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大陆媒体做出张春贤被重用的判断，可能正是来源与此。

另外，中共第十八届六中全会即将在10月24日至27日召开，主要议程是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六中全会讨论的核心正是党建问题，在这之后，党建小组将被赋予什么样的角色与责任，很可能成为观察中国政治的又一个角度；而张春贤无论今后仕途走向如何，“在以‘党建’为主题的六中全会时期，他都会是外界瞩目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