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党霉变 中共六中闯关自救

按照惯例，中共每两届党代会之间，将召开七次中央全会，每一次全会的主题截然不同。不过在过去长一段时间内，中全会因为过于“务虚”，经常会被外界忽视。但在习近平与王岐山等人大力反腐，整饬党纪的背景下，此次中共六中全会一时间颇受期待，被看作是中共十八大后，在党建问题上，对之前“破”的总结及未来“立”的开端。

理论层面，“全面从严治党”象征“四个全面” 这一中共重要的执政理论逐一成型。现实层面，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一批中共党内高级官员的落马，暴露中共内部组织涣散，人心离散，政治分化的局面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过去4年运动式反腐取得颇多成效的情况下，亟待一次党内全会将进行经验总结，铲除根源，堵塞漏洞。如同当年的经济改革，中共“自救” 也到了必须闯关的一步。

历史“关”：建国后未曾全面整党

中共第五代整党，形势却极为严峻，几十年的沉疴积累到今天，摆在他们面前的横亘着“历史”、“现实”、“制度”、“社会”、“操作”五座大山，五个关口，其中摆在第一位的就是历史“关”。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习近平，都将中共掌权视为“赶考”，语言背后的含义就是中国能否在中共治下长治久安，能否取得人民信任，赢得执政的合法性，而这些恰恰就是党建的目标所在。

可是从1949年之后的历史来看，“赶考”问题，中共一直没有妥善的，安稳的解决。

1949年—1969年，中共进城之后，干部的特殊阶层也日渐形成。高级干部享受着紧缺和优质商品的特殊供应(特供)，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这方面也照搬了苏联经验，严格按照等级来划分特殊待遇标准。比如几级可配厨师，几级可配勤务，几级可配警卫，几级可配秘书，几级可配专车，包括不同级别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这种高层干部的“特权”，可以说遗毒甚远，直至今日。

1969—1979年，中国进入十年文革时期，出现了“全国无政府，党内无组织，党员无纪律”的情况。即使在那个事情，“腐败”情况也没有得以禁止。由于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物品的供应主要掌握在部分人手中，人们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不得不通过各种关系，从掌握物品供应的干部手中取得生活物品。

1979—2012，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快速发展年代更是让中共官员干部的党性，组织性，纪律性严重涣散，可以说在十八大之前，腐败已经深入中共这个拥有8000万党员的骨髓。举措好改，理念难移，中共真正面临的历史关，是继续沉浸在以往的“革命党”，还是看到历史需要中共转型，规范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理念的“执政党”？

现实“关”：老虎频现

黄兴国的落马，意味着在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中，已有10位中央委员先后倒下。此外，十八届中央委员会还有13位中央候补委员落马。

仅仅在2016年，中纪委官网至少已经通报了23名省部级干部落马的消息。再加上之前落马的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5名副国级以上高官，以及除了反腐问题之外，官方通报中不断提及的“山头主义”、“妄议中央”等问题，可以说党内官员腐化级别之高，数量之大，问题之严重，已经远远超出了外界的预期。

这种“超预期”的腐败现实，也正是为什么说十八大前习近平接过的实际是一个“肌体严重涣散”中共的原因。

制度“关”：精英治国的监督约束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曾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一书中指出：“对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或地区来说，一党制和多党竞争制究竟孰优孰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而一党制的力量源于它和殖民政权、传统制度或保守社会的斗争，它的弱点则在于政治体系内部缺乏制度化的竞争”。

亨廷顿的这番政治剖析，不仅点名了政党制度的力量源于何处，更是揭示出一党制的弱点在于党内干部尤其是高层缺乏制度约束的现实。这也从制度上解释了中共“从严治党”的理论依据。

中共理政实行的是一党制，没有竞争对手。在实践中，一是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践行“精英治国”。中国有700万各级领导干部，但平均14万名干部只有1人能升至省部级。其中少数精英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然后是政治局。而政治权力的顶层成员——政治局常委——通常担任过两个省的省长或省委书记。简言之，高层领导人必须经过一连串的绩效考核，且积累几十年广泛且多样的行政经验。这种一党制下的精英治国制度，可能是一个大国调和政治精英与选举民主的最佳方式。

但是这种制度下，最容易暴露出的问题就是治国的“精英们”缺乏竞争者的监督。也因此，中共的第二步应对就是提倡“自我监督”及“自我更新”。毫无疑问，文革结束后，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努力，中共的制度化水平在一步一步地提高。正式的任期制、规范的年龄限制，以及适度的民意考量等规则，都是中国执政党渐具制度化的表征。但这从薄熙来桉，再到周、郭、徐、令、苏等桉，则暴露出这种制度化的水平，尤其是对高级干部的监督还远远不够。

正是因为“精英治国”制度下对高级干部缺乏监督的制度缺陷，以及苏联因此导致的亡党亡国的历史殷鉴，因此这次六中全会可以说就是习近平在为党内一把手以及高级干部“立政治规矩”。

社会“关”：信息透明挑战政党制度

除了内部因素之外，督促中共以“从严治党”作为六中全会主题还迫于外界因素的压力。

伴随互联网发展，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信息爆炸和新媒体崛起的情况。其折射在政治领域就是对政党制度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信息透明化和高速流通导致了政治“扁平化”和“碎片化”。

更直白的讲就是在选举政治中，候选人不再必须依靠体系庞大、结构复杂的政党，几台电脑，一根网线就能够应付选举的需要，因此“独立候选人”、“无党派人士”赢得竞选的情况越来愈多，诸如2014年赢得台北市长一职的柯文哲，以及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中崛起的朱立伦，首尔市长朴元淳甚至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都在此列。

这种变化对于集权政治而言，影响更为巨大。例如从2010年开始的中东茉莉花革命，正是起源于突尼斯小贩布瓦吉吉自焚视频以及警察与示威民众发生冲突的视频被上传到社交网站Facebook及YouTube上开始。可以说，自从18世纪欧洲国家产生了政党，并在后来逐渐演变为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之后。构成现代政治制度框架的政党制度，正在遭受着信息时代前所未有的挑战。

反观中国，中共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其组织涣散、纪律松懈、政治分化，其实同样是发生“碎片化”。如乌坎事件一样的群体事件、如“薄熙来案”一样的政治事件，甚至如“新快报案”一样的社会事件，都会经过网络的传播进一步扩大，如浪涛一般一遍遍敲打中共执政的根基。在这种情势下中共的“精英”甚至成为导致“碎片化”的先锋。

落实“关”：笼子如何落地？

其实自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一直未曾妥善解决一个困局，那就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处理领导干部家属配偶子女经商问题。

从上世纪80年代双轨制运行，干部子弟倒卖批文开始，到近十几年来一系列级别高低不同的官员腐败暗中，家属配偶子女经商或者进行权钱交易现象屡见不鲜，屡禁不止，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遏制。没有得到遏制的原因，并非缺少纪律约束，中共党内从来不缺少党纪党规，如《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规定长篇累牍，从来缺少的是执行。但再深究，则是标语口号化，听着好听，做着无效。少操作性，难以量化。

有消息人士向多维新闻透露，这次六中全会的“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要让通过的“生活准则”“监督条例”的落实具有可操作性，最终达成在全党、全国范围复制。与此相同，今年7月中共通过的“问责条例”也是在探索量化操作的步骤。而这一思路几乎在反腐风暴开始时已经形成。

以上这些关口都是本届中共决策层不得不面对的政治现实。六中也或许能够成为中共第五代完成他们历史使命的契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