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飞：一带一路倒逼对内改革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10月28日发布了《“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6）》，这是中国首部利用大数据技术全面评估“一带一路”建设进展与成效的综合性年度报告，其中显示，在国际合作度方面，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泰国位居三甲；在省市参与度方面，广东、浙江、上海位列前三名。这份报告也再一次引发了国际媒体对“一带一路”的热议。不久前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授课的中国外交学院教授高飞对于“一带一路”也有自己的见解，他在接受多维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战略从某种意义上已经成功了，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解决中国的改革动能”。

此前曾有中国国内学者发出“一带一路尚处于准备阶段，并未实质性启动”的声音，对此，高飞明确表达了完全相反的观点。他对多维新闻记者表示，2014年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的贸易额就已经达到了1.1万亿美元，占中国当年全部对外贸易的26%，其中的十几个国家和中国的贸易存量在10亿美元以上，“因此不能说提出‘一带一路’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才去建”。

高飞指出，事实上，中国早已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绝大多数国家做了很多对外贸易与对外交流的工作，中国于沿线国家已经建立了16个边境经济合作区，中国于哈萨克斯坦还建立了跨境经济合作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区当中有近一百个工业园。

他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高明之处不是从零开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相当于在地上撒了一大片‘珍珠’，但都是点，‘一带一路’相当于两条线，把曾经撒在地上的珍珠串起来，从而有了抓手，变成一条完整的‘项链’”。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目前可以说已经成功了，只是将来成功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好比一个电脑软件，这个软件有没有？已经有了。要不要发展、更新？要。更新到什么时候是头？不知道。这正是‘一带一路’的魅力，它是开放的，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

同时，高飞还重点强调，“一带一路”是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他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轮是文革结束后的农村经济改革，第二轮是肇始于1992年的市场经济改革，第三轮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最新的一轮就是提出“一带一路”。“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是要推动中国更大规模的对外开放，实际上是解决中国改革动能的问题。”

这样的判断，是高飞从外交工作的角度观察得出的。从世界各国的普遍经验来看，内政与外交都存在“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的现象，而中国“国内问题变成国际问题”则尤其突出。高飞结合自己的研究与经历指出，在中国的外交工作中，其实很多工作是相对容易的，反而比较难的工作都与国内问题有关，比如中国驻各国使馆的首要任务就是反对“五独”：台独、疆独、藏独、港独、自由派。“中国驻某些国家的大使馆，每天外交官上班，法轮功分子也一块儿在门外‘上班’，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我都想，如果我是一个外国人会有什么感觉：这是个什么国家呀，天天都是自己人在抗议。”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外交上的“政通人和”，“一带一路”正是要达到这个目标。

而除了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中国在国际上产生的很多外交问题都源于主管外交的部门并没有相应的权限去处置，甚至在工作中屡屡遇到限制。高飞透露，在一些中国驻外大使馆里，“使馆里有二十几个工作人员，大使能够控制的也就五六个人，其他人不跟他捣乱就不错了”。主管外交部门碰到的问题也是中国国内各个部门都会碰到的问题：各个部门彼此之间存在掣肘的现象，一个部门遇到的问题，很多时候无法独立解决，需要别的部门帮忙，“可别的部门如果出于种种原因不帮我，那我就‘死’掉了”。高飞认为这是中国目前在行政层面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加强国内的协调”。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中国的“大部制改革”。高飞表示，大部制改革提了很多年，但进程不是特别的顺利。他引用美国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外交政策起源于国内”的理论，认为中国的外交同样也是中国内政的延续，“很多外交问题其实都是中国国内的问题。在中国搞外交工作的人往往都有这样的感觉，跟美国、日本打交道都比跟国内打交道要容易”。随着“一带一路”走出去的脚步，中国的国内问题也必将有一个逐步“外化”的过程。

所以，中国在外交上要想有所突破，“国内这一圈才是难点”，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国家在更高层面的设计，而“一带一路”则提供了这么做的动力。高飞认为，“一带一路”最大的作用在于，“世界本身就是一个课堂，当我们从与其他国家的深入交往中反观到了自己的不足，国内的改革就继续下去了”。他指出，中国内部的改革和与外部的深度交流是发展的大趋势，所以无论从中国的内政还是外交来讲，都必须坚定的推行“一带一路”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