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中共四处培养“监管者 ”

至少从十年前开始，中共已经开始将其对媒体和信息的控制触角延伸至国境之外。外界只能偶尔通过国际审查机构与宣传活动了解中共如何长期推进监查过程。而从9月开始的事件和新闻报道分析，不管是通过积极的推广或者被动的让步，普通公民和非政府组织逐步成为北京推进此项工作的活跃角色。

《外交学者》11月3日刊发题为《自愿代理人使中国监管者实现全球覆盖》一文，文章指出，至少从十年前开始，中共已经开始将其对媒体和信息的控制触角延伸至国境之外。外界只能偶尔通过国际审查机构与宣传活动了解中共如何长期推进监查过程。而从9月开始的事件和新闻报道分析，不管是通过积极的推广或者被动的让步，普通公民和非政府组织逐步成为北京推进此项工作的活跃角色。

文章分析称，第一类代理人是参与中共信息推广的非国家行为者是民族主义的中国网民。他们的评论经过官媒的歪曲转述可能会引发对香港、台湾和外国企业与品牌的经济报复。例如10月底，中国网民抵制台湾演员Irene Chen事件，以及英国化妆品牌岚舒由于支持人权组织结束西藏糟糕人权状况而受到中国网民的强烈抵制。一位中国网民写道，“藏独支持者滚出中国市场” 。

第二类是具有影响力的中国企业家，他们与中共领导层关系紧密并开始增加在海外媒体和电影行业的投资，例如王健林与马云。他们是否会运用新建立起的经济杠杆进行亲共的内容转换尚未可知，但是去过的经验证明，对于亲北京的媒体而言，这种转变只是时间问题。

最后一类人是海外的中共党员本身，例如在澳大利亚发起毛泽东纪念活动的人、在加利福尼亚纪念长征的人以及米兰抗议达赖喇嘛的人。

文章提到，事实上，中国政府的代理人不只是华裔人士，还包括因各种原因由中共操控的外国政府、政治家、国际组织和学术机构。例如，在北京的压力之下，泰政府禁止香港民主人士黄之锋入境；印度政府拘留了抗议习近平果阿行的亲西藏人士等等。

此外，其他一些受到自由和民主人士批评的事件都有助于推广北京的影响力，例如印度《Daily Pioneer》报插入了中国官媒《云南日报》的增刊；温哥华市长佩戴红领巾，升中国国旗。类似跨境审查损害了民主社会的文化礼仪，但是坚定彻底的坚持透明度原则、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就足以对抗北京的海外影响。

对此，一些澳大利亚立法者呼吁制定外国政治捐助的禁令。类似政策建议表明北京对全球信息的影响力主要依靠经济压力和贸易刺激。民主国家的个人与机构可以先发制人制定规则保护言论自由，保卫自身的基本价值观。中共无疑会继续其跨国监查与宣传攻势，但是至少民主国家人士可以拒绝按照中共的要求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