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核心”的五大认识误区

不可否认，“核心”重回中共政治话语体系，习近平党内“核心”地位的正式确立，打破了很多人对于中国当下政治现实的认知。西方媒体普遍认为，这是习近平巩固个人权力的手段，核心的确立是对集体领导的破坏。部分外媒与中国知识分子对此表达了不解甚至不满，质疑中国在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核心。一些激进的批评者甚至认为，这是习近平个人的“自我加冕”。

以上种种不一而足，充斥于舆论场。但如果站在中共政治话语体系和政治伦理中，这样论调都是没有经过对中国政治充分认知，依然以停留在观察中国政治的旧思维当中，形成的错误结论。全面审视“核心”的回归，客观认识“习核心”的确认，需要走出以下五大认识误区：

误区一：“核心”等同于集权

少数论者认为，“核心”习近平巩固个人权力的手段，并简单的将“核心”与集权划上等号。比如《金融时报》社论直言，习近平强有力地不断拒绝民主及大多数其他普世价值，而是承诺实现“伟大复兴”，这令人回想起“普天之下”由永远正确的皇帝统治的时期。而在习核心提出之前，《经济学人》早已不由分说将带有象征意义的黄袍加在了这位中共最高领导人身上。

但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核心”从来不等同于集权。1989年的时候，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邓小平将自己和毛泽东分别定位为他们那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由此，“核心”才成为中共政治体系中的一个具有深刻政治含义标签。

从历史来看，毛泽东是中共革命年代到开放前绝对意义上的“核心”，这一点恐怕没有人会否认。但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毛泽东当年有多少个政治头衔——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统帅……当时他从来都没有自称或者被冠以“核心”名头。因此，从“核心”出现在中共政治话语体系开始，从来没有，也不应该将之跟集权划上等号。

邓小平当年提出“核心”的概念，也绝非是以集权为目的。“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之初，用中共官方的话说，中国百废待兴，而当时中共高层也出现了路线分歧，中共的集中统一领导受到了挑战。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力挽狂澜、统一思想、扭转局势，而邓小平恰恰是当时中国政坛能够扭转乾坤人。

习近平所处的这个时代，“核心”的含义，已然不再是西方对中国政治认知体系里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基于维护中央权威，保证领导集体的团结与向心力的存在。

误区二：“习核心”的确立是对集体领导的破坏

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确立后，便有不少西方媒体认定，这是对中共集体领导的破坏。如《纽约时报》置于头条的《比肩毛邓 习近平正式成为“核心”领导人》写道，习近平的最新头衔呼应了那些铁腕政治人物，增强了他塑造中共新领导层的实力。这也是在警告官员们不要有非分之想，虽然有些人私下担心他掌握了太大的控制权，有损于集体领导的传统，而建立这种传统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毛泽东最后几十年里那样的权力滥用重演。

情况是否果真如此？事实上，从邓小平开始，中共进入了集体领导体制，对防范个人专权作了很多制度设计，包括党内政治生活规范以及对领导人终生制的废除等——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前，邓小平明确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把它写进了党章；中国的“82宪法”也明确规定国家主席等职务任期不能超过两届。通常情况下，国家主席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为一人。

“核心”的实质是中共“集体领导”体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人。但决定性作用，不意味着便是集权。“核心”的意志和指令，还需要上升为中共集体意志，这其中必然有妥协和调和。因此，“习核心”的确立是对集体领导的破坏，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很难想象，当前中共集体领导体制之下，有谁能够有这么大的政治能量，让个人专权能够成为中国的政治现实。这是中共当前政治现状和社会阶段现实决定。中国今天的社会，也已经没有了个人专权的土壤。

正如多维新闻所言：对这个时代的中共而言，核心既强调集体领导，更强调集中统一，拒绝任何形式的绝对权力。甚至它代表着一种共识政治，是民主与集中的结合体，保证了集体的团结与向心力。也只有这样的“核心”才能掌控好中国的局势，进而推动国家的发展。

误区三：“核心”是习近平的自我加冕

当然，不是任何一个中共最高领导人都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核心”——在复杂艰难的政治环境和严峻挑战下，领导中国实现深层次变革的政治领袖。多维新闻曾指出，毛泽东、邓小平成为“核心”的历史说明，核心不是自封的，也不是钦定的，是在一次次严峻的考验和淬炼中形成的。

上位4年以来，无论是在权力掌控上，还是在声望和影响力上，尤其是在所展现出的在中国政治中决定性作用上，习近平都堪当中共“核心”。

政治领袖成为一个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题中应有之义。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挑战和外交压力，也同样需要这样一位强有力的“核心”人物。有论者指出，新头衔只是对习近平能力的认可，并不代表权力的加强。

误区四：“习核心”是“江核心”的继续

这样的误区，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媒体。这一误区的形成，可能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当然也可能是认识偏差的直接产物。

江泽民，虽然也有“核心”名头，但却是特殊历史时期被邓小平钦定的“核心”，更多的是过渡性的安排。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连续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临危受命”入京担任总书记。为了保证中央的统一领导，邓小平以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身份，“钦点”江泽民为“核心”——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

应该说，江泽民在中共党史上，尤其是“六四”后继承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不过，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整个任期，虽然也具有“核心”的称号，但是并不像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是在经历过残酷的党内，党外考验之后获得的地位。

尤其是在江泽民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很长一段时间，依然需要邓小平来掌控局面，比如在改革开放历史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九二南巡”，当时已无任何党职和公职的邓小平，以南巡的动作，使中共再次确立改革开放方向。

反观习近平，2012年习近平上台前，中共政坛腐败的官僚各自为政，攫取并滥用权力，让中共领导效力和社会威望受到了损害，由此引发的社会对于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质疑。“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绝对不是一句虚言。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以一种强硬的、积极有为的风格，强力推进的反腐行动，让中共逐渐收回渐失的民心，赢得中国社会的高度认可。

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绘出了中国改革的路线图，让中国开始迈向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人们相信实现全面小康和民族复兴已经可期。习近平早已成为当下中共实质上的领导核心，成为中国全面崛起的一个关键因素。

误区五：中国在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核心？

对于“核心”的回归，不乏有人认为是逆潮流而动，质疑中国在这个时代是否需要一个“核心”。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关键历史时刻都需要一个领袖，而在中共政治谱系中，这个领袖便是“核心”。

胡温十年，中国深受九龙治水之害，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了解的中共高层精英人士，深知“习核心”出现所能带来的战略红利。习核心在现在出台，直接背景是中共面临的严峻挑战。除上文提到的腐败问题对于中共合法性的冲击外，中共的碎片化，中央对地方领导力的弱化，都冲击着中共执政体系。

在反腐败问题上的阶段性胜利，并不意味中共这个执政党可以安枕无忧。经济高速发展遗留的问题，特别是官僚体系的千疮百孔，政令难出中南海，社会怨气层出不穷等，而中国经济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来统领整个中国度过这一难关。在这种背景下，“核心”的回归恰逢其时。

六中全会之后，习近平设计并推行的全景且纵深改革路线图，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参与起草六中全会公报的中办官员邓茂生在北京告诉媒体，习在党内的新地位将成为推进经济改革的强大动力。

而从中国的外部挑战来看，中国崛起正挑战过去接近两百年的世界利益结构，二战之后的世界战略平衡被新的地缘政治冲突所打破，恐怖主义和新型战略威胁全球蔓延、无孔不入，中国将不得不面临一个形势更加严峻的国际环境。内政外交的严峻挑战，都迫切要求中国有一个与毛邓所不一样的，能与新的大时代契合的领袖级的政治核心人物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