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拨开人粪便考察大跃进民生

为了了解大跃进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刘少奇走访到农村进行调查。他不仅会走进农民家中查看他们锅里的食物，他还会拨开人粪，查看农民吃的究竟是什么……这样的调查方式让他准确地掌握了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本文摘自紫光阁网，作者王世远，原题为《王世远：刘少奇1961年湖南农村调查的特点和启示》。

我们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并把它作为制定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方法。不管是顺利的时候，还是困难的时候，都要进行调查研究，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规律。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早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名言。但他还有一句话：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也是历史的箴言，应该为人们所牢记。刘少奇同志1961年的湖南农村调查，就是一次成功的“正确的调查”。

2011年是刘少奇同志的这次调查50周年。1961年4月2日到5月15日，少奇同志到湖南宁乡、湘潭、长沙三县农村，蹲点调查44天。读到他当年调查的一些文献史料，深深感到他的这次“正确的调查”，给人留下不少启示。

50年前，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还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以致出现了“大跃进”这样的失误，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在困难面前，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而且，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带头，以上率下。毛泽东同志组织和率领了三个调查组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也先后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全党各级领导干部都迅速行动起来，调查研究蔚然成风，为党和国家解决当时面临的问题，尽快度过难关，发挥了很大作用。

那么，少奇同志在湖南农村的调查，有些什么显着特点和重要启示呢？

第一，立场：真心诚意地尊重群众，问计于民。

调查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反映的是调查研究的立场。立场对了，调查研究就不会是居高临下，而会真正把自己摆在向群众学习和请教的位置，诚心诚意地问计于民。

少奇同志的这次农村调查，可说是开宗明义。在保留下来的这次调查的文献史料中，第一个文献就是1961年4月13日少奇同志在天华大队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他一开始就讲：这次调查“是我们请教你们，向你们学习，到底是你们帮助我们，帮助中央，还是我们帮助你们？第一，是你们帮助我们；第二，才是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不帮助县委、省委、中央，那中央的政策，省委的政策，县委的政策，就不会正确。所以，中央也好，省委也好，县委也好，要靠你们帮助，就是说要靠老百姓帮助”。很明显，搞调查，不是群众有求于调查者，是调查者有求于群众，有了这样的立场，对群众自然有一种敬畏谦虚之心，就会把深入基层，找群众座谈，看成是一种“学习”，看成是对群众的一种“打搅”。所以，少奇同志在调查中总是说：“我到你们这里来，也是商量一些问题，恐怕我再来调查，就更麻烦，找你们问这样，问那样，你们春耕忙得很，要插田了。”“田里工夫忙不忙？想耽误你们半天的工夫，同你们谈谈”。

调查研究须有鲜明和强烈的问题意识，有了问题意识，才会把依靠群众的调查立场和问计于民的调查目的，明确地衔接起来。少奇同志的这次调查，目的是为修改1961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他是怎样向群众传达这一调查目的呢？在天华大队干部座谈会上，他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央不知道写得对不对，想来征求你们的意见，看哪里写得不对，哪里写多了，哪里写少了。以前中央写一些东西，发一些指示，没有征求你们的意见，常常发生错误，这次就来征求你们的意见。”以这样的态度问计于民，体现的是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和虚心向群众学习的调研立场。

第二，方法：在“深入”上想办法，下功夫。

深入实际、深入基层，面对面地与群众交谈，是了解真实情况的前提，是人们常讲的做好工作的必需途径。但怎样才算是“深入”呢？这就需要想些办法、下些功夫了。

少奇同志在调查中，不满足于一般地看材料、听汇报、搞座谈，而是采用多种方式。比如家庭访问、约人个别谈话、田头聊天、突然检查、看望病人、实地观察、聘请信息员等。行前，他交代工作人员要轻装简从，发扬苏区时期铺禾草、自带干粮的工作方式，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不打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调查中，他先后在王家湾生产队“万头猪场”的饲料房住了七天，在天华大队阴冷潮湿的大队部土砖房中住了18天。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分别召开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深入田间山林、乡村医所、公共食堂、社办企业和农民家庭走访。44天的调查，他有33天吃住在农村，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和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他一家家调查，揭开农民家的锅盖，尝吃农民当作口粮的野菜和糠粑粑；他打开农民家的碗柜，发现油盐坛子里只有盐，苦涩地说：油盐坛子名不副实啊。他甚至拨开人粪，查看农民吃的究竟是什么，发现里面尽是野菜等粗纤维。这样的调查方式，使少奇同志准确地掌握了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比如，当时天华大队是省、县树立的一面红旗，调查前，少奇同志看到的材料上说，1960年天华大队1324亩田，产粮120万斤，除去国家征购32万斤，按全大队1186人计算，人均742斤，生产搞得好，群众生活不错。调查开始时，干部在群众中统一口径，向调查组封锁情况。但少奇同志从不少社员患水肿病、小孩得干瘦病、妇女月经不调等现象中，感到材料和汇报有问题，就亲自到农民家里做说服工作，要他们打消顾虑，终于弄清了真实情况。如大队的粮食产量，经核实，1960年实际只有72万斤，虚报了48万斤。这就为解决天华的问题打下了基础。可见，在“深入”上下功夫，真正地沉下去，是了解真实情况，落实尊重群众、问计于民立场的基本途径。

第三，勇气：不回避矛盾，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实际情况还不够，还要对发现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经过仔细和耐心的思想工作，推动人们或纠正错误，或想出新的办法，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做到这点，既需要胸怀，也需要勇气。

少奇同志在这次调查中，深切了解到农村公共食堂、供给制、粮食购留、住房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真实情况和农民群众的真实愿望，写了大量调查笔记。接下来该怎样作出准确的判断，怎样向群众表态，怎样作出符合实际的处理决策呢？少奇同志的做法，大体分为这样几个层次。一是，凡是发现和证明前些年中央的一些决策是不对的，就勇于承担领导责任，多次向群众诚恳致歉，作自我批评。比如，在炭子冲干部和社员会上，他说：回来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的工作做不好，对你们不起。有的做法，是中央提倡过的，如办食堂，大办万头猪场，因此根子还在中央，不过到了下边就添油加醋了，如废掉好田挖鱼池，拆老百姓的房子。二是，发现明显的具体的错误，果断地予以纠正。在调查期间，少奇同志花了不少力气，为被错误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撤职的天华大队原党总支书记段树成平反，同时还为所谓“破坏耕牛案”而蒙冤多年的农民冯国全和他已经去世的父亲恢复了名誉。三是，对一些重大问题，需要立刻表态或改正的，少奇同志既态度鲜明又注意避免武断。比如，办不办公共食堂，是当时调查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天华大队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彭梅秀等干部，背上“红旗单位”的包袱，不同意解散食堂，满腹情绪地认为“刘胡子（指少奇同志—引注）不是来抓生产的，是来找岔子的”。少奇同志没有责怪他们，而是用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帮助他们认识办食堂的利弊，指出愿意办的可以自愿组织，不愿意办的也可以解散。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一起商量，打通了彭梅秀等人的思想，从而使天华大队率先解散了公共食堂。随后，为处理好公共食堂解散后的房子、炊具、蔬菜、自留地等具体问题，避免造成混乱，少奇同志又布置天华一个一个生产队地讨论，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四是，对涉及省、地、县范围较广的问题作决定，少奇同志还十分注意听取省、地、县各级干部的意见，向他们通报情况，共同研究决策，并且通过他们公布各项决定，把点上的经验和做法推广到面上去。比如，为确定超产部分的粮食购留比例，他与省委负责人进行了商量，最后敲定方案。关于自留地、自留山的定权发证工作，也是与长沙县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商定后，由他们出面办理的。少奇同志在调查中解决问题的以上四种方式，既体现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又展示出民主决策的胸怀，从而使人民群众看到了党和国家解决问题的勇气和办法，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力量。

第四，结果：总结经验，提升认识。

少奇同志的这次调查，围绕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两大主题，涉及公共食堂、调用社员东西、退赔、耕牛与农具、粮食产量与购留、供给制、巩固国家集体与个人的所有制、社办企业、手工业工人、基层干部民主作风、农民告状等问题。可以说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农村情况作了一次相当全面而又具体细致的摸底。调查出真实、真知和真理。经过对湖南农村这些具体问题的调查，少奇同志不仅推动解决了当地农村的一些具体问题，而且对农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有了切实的感受。为此，他在天华大队提出了农民兴家立业的“十个一”目标：“一栋好房屋；一套好用具；一栏好猪；一群好家畜；一园好蔬菜；一塘好鱼；一块好山；一天三餐好饭菜；一人有几套好衣服；房前屋后有一片好风景。”这个目标从小处着眼，反映了当时当地农民群众在建设新农村问题上的认识水平，也为当地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规划了一个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蓝图。少奇同志的这次调查收获，更主要的，是对当时农村困难的严重程度和造成困难的原因，在整体认识和判断上，深入了许多，对克服困难的办法，心里也更有了底。为此，他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的讲话，比较深刻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并提出“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农业方面好转了，工业就可以好转，市场就可以好转。”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总结时，还专门向与会同志介绍了少奇同志的湖南调查，并表示要向少奇同志学习。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的报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分析，就更深入和全面了，一共16条，涉及怎样处理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的关系，怎样处理“多快”与“好省”的关系，怎样打牢农业的基础地位、怎样贯彻民主集中制，以及反对平均主义，发展商品交换，计划指标留有余地，珍惜群众精力等等。很明显，这些分析和判断，是在湖南农村和其他地方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得出来的，是对调查研究中获得的认识的进一步提炼和提升。

刘少奇同志的湖南农村调查，是全党1961年大规模调查的一个缩影。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场大调查，不仅对统一全党当时的认识，坚决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促进了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在1961年全党大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的农业60条、工业70条、商业40条、科学14条、高教60条、文艺八条等工作条例，便反映了我们党在当时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

50年过去了，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并已成功地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现在进行调查研究的环境、条件、内容和途径，虽然与过去相比已有许多的不同了，但是，调查研究在党的领导工作、决策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没有改变。调查研究的方法永远不会过时，就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一万年也需要”。这是因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认识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我们党的任何决策部署和方针政策的形成与制定，从来不是关在房子里能产生的，都要经过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同样，在这些决策部署和方针政策形成与制定之后，对它们的检验和完善，也都要经过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才能知道它们正确不正确、完善不完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统称为走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走群众路线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过程；调查研究的方法，就是群众路线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方法。因此，调查研究必然成为党的领导工作、决策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根本方法。

现在，人类已进入信息技术时代，反映社会信息的渠道、手段和方法，较之以往丰富多了，也先进、便捷多了。但是，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仍然是最基本的和必不可少的。任何先进、便捷的获取信息的技术手段，都代替不了同群众面对面进行交谈的调查研究方法。因为通过这种调查研究，既可以深入了解和感受群众的疾苦与基层的实际情况，又可以仔细听取群众的呼声、要求与愿望；既可以了解和总结群众对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经验与创造，又可以听取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既是上下情况的直接交流，又是彼此思想、认识和情感的直接沟通。历史和现实的大量事实说明，凡是经常进行调查研究的领导干部，他们对下情大都会了如指掌、成竹在胸，他们同群众大都会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做决策、办事情必然会立足实际、唯实是举，必然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总之，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领导工作和执政工作的重要法宝，它能保持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它能确保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它能防止我们在决策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中发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本本主义等错误，即使出现了失误也能迅速得以纠正。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反复告诫我们的箴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也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道、成事之基”。只要始终不渝地把调查研究这个重要法宝，坚持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下去，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