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录：当孙中山不再是神话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自1929年1月起，这首由孙中山作词的中国国民党党歌出现在全国各地总理纪念周的仪式中。

总理纪念周无疑构成了生活在民国时期人们的集体记忆。1925年3月12日，“革命尚未成功”的孙中山逝世。4月，“为灌输大元帅主义精神于各官兵头脑中永久勿忘起见”，建国粤军总部制定《总理纪念周条例》，要求所属各部于每周一上午十时举行总理纪念周，具体程序如下：（1）全体肃立。（2）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3）主席宣读总理遗嘱全体同时循声宣读。（3）向总理遗像俯首默念三分钟。（4）演说或政治报告。（5）礼成。

次年，国民党二大正式通过如下决议：海内外各级党部会议场所应悬挂总理遗像，凡集会、开会之前应宣读总理遗嘱，海内外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均应于每星期举行纪念周一次。还重新制定《总理纪念周条例》八条，要求党员严格要求执行。

此决议正式确立了总理纪念周仪式在国民党体制内的法定地位。在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后，这一仪式在全国推广开来，取得了国教仪式般的地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纪念后，孙中山最终在1940年成为“国父”。

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根据该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首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在政府公家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孙中山为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宣传大纲，试图为孙中山作出盖棺定论：

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导师、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其一生救国救民之伟大的革命事业，实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今中外之伟人中，如总理者诚绝无而仅有也……总理之肉体虽死，而总理之精神人格与革命主义，将必永远如日月之明，朗照着我民族国家及世界人类大同幸福之前途。

推崇孙中山的不仅是国民党，还有国民党的死敌中共。因此，孙中山是历史上少有的被国共两党都推崇的历史人物。毛泽东也曾自称是“三民主义信徒”“孙中山的学生”。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毛泽东高度地评价了孙中山的一生。

中共另一位领袖刘少奇也非常崇拜孙中山。1951年冬，刘少奇去南方休养时，特意到南京拜谒中山陵并献了花圈，到上海又参观了中山故居。宋庆龄邀请刘少奇到她在上海的寓所作客，并亲自煮咖啡招待，感谢刘少奇谒中山陵。他们谈起了孙中山。刘少奇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

不过，随着历史逐渐远去，鲜有负面评价的最后一尊偶像孙中山，也如很多站在时代潮流的历史人物一样，经历着“祛魅”的过程。

孙中山一生干过四件大事奠定其国父的地位：推翻清朝统治终结君主专制；反对袁世凯称帝；护法斗争；准备北伐武力统一全国。然而，这四件事在最新的解读中，孙中山成为独裁专制、阻碍国家走向民主共和的人。

首先有人质疑他是否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帝国。的确，在武昌起义发生的当天，孙中山并没有亲自领导。相反，他在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当然，如果孙中山对这场革命没有贡献的话，也根本不会在1911年12月29日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时，从黄兴、黎元洪等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获得了17省的代表出席中16票。

事实上，武昌起义时他正在丹佛宣传革命，向华侨募款，而非传说中的“刷盘子”。得知革命军占领武昌的消息也是从当地报纸中得知，并非从电报里。

严格说，武昌起义和孙中山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它的组织者主要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者主要是新军中的下层官兵。但是，没有孙中山的革命号召，没有孙中山长期在思想传播、组织发动等方面一系列的工作，武昌起义是不会发生的。

孙中山另一个被人诟病的话题是用以不正当手段进行斗争，助长“枪杆子里出政权”，导致民国初年的“议会梦”破碎在枪炮之中。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在《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一文中称：“运用暗杀之类的残暴手段去消灭政敌，乃至为争权夺利不惜出动部队用大炮、机枪去剿灭政敌。这些都是由袁世凯开其端的。高举护法和革命大旗的孙文及其追随者理应对这些政治瘟疫坚决扑灭，最低限度是本身有较强的免疫力，不要同流合污。不幸，孙文及共追随者没有抵挡住这场瘟疫。”

事实上，当时社会主流都希望依靠法庭而非枪炮解决宋教仁案，但孙中山却没有听。于是，国民党得到一个“暴民专制”的恶谥。

对此，中国社科院近代史专家杨天石对这种看法做出回应。他认为批评孙中山可以，但不要太天真。为宋教仁案，孙中山再次举起革命大旗，但并不能因此将民国的法治和议会政治的终结归咎于此。杨天石认为：“仅仅靠法律斗争是不可能的，袁世凯是军阀，靠枪杆子治天下，他要当皇帝，推翻袁世凯只能够靠枪杆子。历史证明，云南护国军一起义，袁世凯很快就完蛋了，靠的是什么？枪杆子。”

关于宋教仁案，近一个世纪后，2011年，袁世凯嫡孙袁家诚对媒体称“孙中山才是‘刺宋’的最大嫌疑人”。当时，孙宋不睦人所尽知，在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仁的秘密档案中，保存有宋教仁对孙中山的否定评价。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民国成立后，宋教仁坚持内阁制，而孙中山坚持总统制。再之后，宋教仁组成国民党，试图通过控制国会，而孙中山冷眼旁观。随着国民党大胜，宋教仁路线似乎占了上风，如果宋教仁组阁成功，甚至推动内阁制成功，那么已经边缘化的孙中山就会成为一个象征性的领袖。这对孙中山来说，是不可容忍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孙中山也有杀宋教仁的动机。

辛亥革命期间流行一句话“孙氏理想，黄氏实行”，人们普遍认为黄兴是革命的实行家。1914年二次革命讨袁失败以后，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清算宋教仁路线。在新党章中，党员被分成了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革命如果成功，相应的他们就会成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更重要的是，每个党员都被要求在一份誓约上按指模，发誓“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看上去完全是秘密帮会帮规的翻版。一生追随孙中山的黄兴严厉质问：“这样一个让全党效忠一个人的党，把党员分成三六九等的党，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是古罗马的贵族院吗？这是专制主义！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我们和袁世凯还有什么区别呢？！”黄兴最终反对搞个人崇拜，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其实，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可以反映人们对当代的要求。国民党和共产党为孙中山“赋魅”是希望继承其革命法统，而历史研究为孙中山“祛魅”是希望改善不良政治，呼吁理想政治。不过，过度的“赋魅”与“祛魅”都是在曲解历史。人们不再需要塑造的完人，后人也不能苛求前人完美。孙中山即便有缺点，但他推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走向共和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