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毛泽东的最后决定权

历经文革浩劫，使与毛泽东同辈的中共领导人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中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陈云曾与胡乔木谈话说：毛泽东的错误 “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毛泽东之所以会这样，主要原因是他有“最后决定权”。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李东朗曾在2007年第2期《中共党史研究》发表《毛泽东“最后决定权”问题评析》，详细阐述了毛泽东“最后决定权”的来龙去脉及其影响。

1942年6月，毛泽东发起延安整风，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受到猛烈批判。其中，王明、博古是遵义会议前的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分别是遵义会议后中共党内最高负责人和军事上有最终决定权的负责人，而王稼祥是遵义会议后新成立的军事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之一。

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最终稳坐中共的头把交椅。1943年3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会议还决定，刘少奇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并任军委副主席；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分别由毛泽东与刘少奇兼任书记。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确立其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刘少奇成为中共第二把手和毛泽东的接班人。

据《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记载，参加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康生、凯丰、博古、邓发、张闻天、杨尚昆、彭真、高岗、叶剑英共13人。对比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改选的中央政治局名单，不难发现，这次会议只有6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康生、博古、张闻天与3名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邓发出席。另外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王明、陈云和2名候补委员王稼祥、关向应缺席。也就是说，在当时14名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中，9人与会，5人缺席，缺席者占与会者的55.6%。而另外4名与会者杨尚昆、彭真、高岗、叶剑英，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只是普通党员。从出席会议人员的构成来看，这是一次不太正常的会议。

当时，周恩来在重庆代表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战，其缺席恐怕是毛泽东没有通知他，或者周恩来自己避嫌。如果周恩来要出席，从重庆坐飞机回延安，非常方便。同年7月，周恩来就曾从重庆回延安继续参加延安整风和筹备中共七大。

王明没有参加会议则事出有因。在延安整风之前，中央政治局曾于1941年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王明、博古、张闻天的“错误”。博古、张闻天作自我批评，得以过关；王明则为自己辩护，遭到批驳。从此，王明便称病不再出席任何会议。

至于陈云、王稼祥、关向应三人，当时与毛泽东同住延安，却离“权力中枢”不啻十万八千里。他们虽然都是中央政治局成员，但都没参加这次政治局会议。有人认为，这是三人因病休养所致。不过，这种说法存在疑问。比如陈云，已故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高华曾经论述，当时陈云确实身体虚弱，毛泽东“关心”他，叫他搬到自己居住的枣园休养，真正的原因却是，陈云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审干、肃奸有所怀疑，毛嫌陈碍手碍脚，才让他“休息”。而王稼祥虽然效忠毛泽东，延安整风之初还十分活跃，但终因其历史上属于国际派大将，所以逐渐受冷遇。王稼祥不甘落伍，在1943年7月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但其“错误路线”代表人物的身份却长期湮没了他的这份功劳，发明“毛泽东思想”概念只能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在清算历史的1943年-1945年，王稼祥终于病倒。

刘少奇无疑是毛泽东取得“最后决定权”的最大功臣。1942年6月30日，在中共山东分局纪念“七一”干部大会上，刘少奇就突出宣传毛泽东。他说：“党已有了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更有了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943年1月12日，从华中返回延安才12天，刘少奇又向中央政治局建议：中央日常工作由中央书记处负责，“中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书记是主席的助手。”

历史的教训总是令人感叹不已。延安整风时，刘少奇充当毛泽东的急先锋，后来又在中共七大上推毛泽东上神坛。但刘少奇一定没有想到的是，25年后，正是他树立的“神”轻轻地动了一下小手指，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被强加上“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时的刘少奇不仅被禁止参加会议，还完全被剥夺申辩的权利。一年后，1969年10月，身患重病、身体不能活动的刘少奇被送往河南开封，11月于开封囚禁处含恨而逝。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记载，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出席会议人员有半数以上不具备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的身份。迫于毛泽东至高无上的权威，几乎全部与会者根本不能行使正当权利和充分表达个人意见。

当时，在中共八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中，有52.7%的人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的，他们被剥夺出席会议权利。在世中央委员87人，到会者只有40人，不足半数。开会时只好从被允许出席的候补中央委员中增补10人为中央委员，才过半数。在世候补中央委员86人，除增补为中央委员10人外，只有9人出席会议。而被临时扩大吸收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达74人，占出席会议人员总数的55.6%。在133名与会人员中，只有中央委员陈少敏1人不畏高压，对处理刘少奇的决议拒不表示同意。

为了给自己加冕，毛泽东能让4名普通党员参加13人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也能让74名普通党员参加133人出席的中央全会。25年间，中共党史上演了惊人相似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