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组团”正酣 中南海两大任务急迫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与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在14日进行了电话通话，尽管习近平用“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的正确选择”表达了中方的积极态度，特朗普的也表现出“相互尊重的清晰共识”，但特朗普正式上任后会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依然迷雾重重。

有观点认为，鉴于特朗普政治门外汉的底色与他在竞选时暴露的“没有主张、没有内容”的实际情况，他在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将更加依赖身边的智囊团队。但从公开报道的中看，特朗普的对外政策顾问中以“鹰派”居多，甚至有传言说，力主将北京看作华府竞争对手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亦在他核心幕僚的名单上，这对于中国来说绝非好事。

“搅局者”的转型

经过一场过程惊心动魄、结果出人意料的大选，特朗普这样一个“非常规”、“颠覆性”的新总统在上任后将怎样把握美国对外交往的基调成了全球媒体关注的话题，中美关系的走向更是其中的焦点。一些中国学者对此持有相对乐观的态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在接受多维新闻采访时曾坦言，中国完全可以“比较淡定”；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谢韬也曾对多维新闻记者表示，特朗普上台后中国的确存在战略压力变小的可能性；甚至还有学者表示，中国可能迎来真正意义上的“G2机遇期”。

不过，特朗普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什么样的对华政策，目前并不明朗。特朗普本身是个毫无从政经历和外交经验的“素人”，北京此前也从未同他打过交道，目前他的执政团队正在建立当中，国务卿、国防部长、财长等与外交相关的关键职位都还没有确定。对于他的所有了解，几乎都来自于竞选期间他频频发出的惊人之语。

但有观点认为，特朗普对于国际事务、特别是亚洲事务并不熟悉，他在竞选期间本来就“没有内容”，涉及到一些国际贸易、盟友安全的话题也都是为了突出“America First”的论调，立足点还是在美国国内。那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表演”，不过是一种利用美国中下层民众急于变革心理的竞选策略；真正当选总统后，在多方的掣肘与压力下，不太可能在美国国内与国际事务上“任性而为”。

现实的发展似乎也印证了这种观点。在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特朗普对于自己此前“挑起”的争议话题明显态度温和了许多：“不全盘废除奥巴马医改”；“不优先考虑调查希拉里”；呼吁支持者“停止对少数族裔的袭击和骚扰”；“可以接受同性婚姻合法化（即不通过高法任命推翻此前的判决）”；“暂时不修筑高大、漂亮的美墨边境大门，部分边境会用栅栏式的围墙代替”。

而在人事方面，特朗普已任命共和党主席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担任白宫幕僚长。在他的内阁人选名单上，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亚尼（Rudy Giuliani）、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财政主席卢?艾森伯格（Lew Eisenberg）都是大热门。同时，他还有效缓和了同众议院议长瑞恩（Paul Ryan）的关系。这些都被外界视为特朗普正在努力弥合与共和党建制体系的裂隙。

也就是说，特朗普并没有像竞选时说的那样要“drain the swamp”（清理华府门户），而是试图在华府精英圈层中间“软着陆”。特朗普政治“资历”尚浅，但随着身份变迁而做出的必要改变，却并不像一个政治新手。

当然，特朗普身边有一个出色的团队为他“保驾护航”，但这也正说明了他身边团队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国际议题体现的更为明显。虽然在竞选时多次声称要让日韩等盟友承担更多的“安全义务”，但特朗普打给外国元首的第一通电话就选择了朴槿惠，而且称赞韩国“货好，人也好”；与安培晋三的通话，主要论调是“美日关系是卓越的伙伴关系，希望强化这一特别的关系”。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特朗普也主打“美中两国可以实现互利共赢”，很难让人觉得几个月前声称“要对中国征收45%的贸易关税”的是同一个人。只是在“the greatest relationships”（最强双边关系）的措辞上，稍稍显露了特朗普的随性——有观察者指出，奥巴马、希拉里这样的资深政客只会说“the most consequential”（最重要的），而绝不会用“great”这样的词。

真正的主角

当特朗普开始真正进入“美国总统”的角色，他身边的那些核心内阁、顾问团队就开始变的重要。回顾过去几位美国总统，无论小布什还是奥巴马，都在第一个任期内较少谈论国际事务，将对外政策的制定与策略的实施更多的交给自己的团队。而鉴于特朗普对国际事务的“无感”，他身边的团队与智囊对于未来国际关系的影响就显的更为关键。

这可能也正是会让北京担心的地方：细数那些可能入主白宫的新一届内阁人选，以及特朗普身边的顾问学者，“鹰派”在其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其中的典型代表当属大热门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特朗普曾公开表示他是国务卿人选。博尔顿是著名的共和党鹰派外交家，曾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并于2012年担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外交政策顾问。他对多边组织一直保持怀疑。

在2001年的日内瓦生物武器会议上，博尔顿公开阻挠了联合国关于加强1972生物武器公约的提案；在2002年，博尔顿更是一手导演了时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布斯塔尼的下台。此外，博尔顿还力推减少对核不扩散相关行动的资金支持。博尔顿的鹰派作风和毫不在乎外交规则的做法使其四处树敌，并一度被边缘化。但特朗普对他青睐有加，此番如果成功“上位”，想必会好好的施展一番。

美国国防情报局前局长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则被外界视为特朗普政府国防部长的热门人选。2016年2月，弗林开始担任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外交政策顾问，多次在演讲中表示“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是无可替代的”，要“打败那些试图颠覆我们国家和我们生活方式的人”。他还曾抓住各种机会攻击奥巴马，认为正是奥巴马几年前对叙利亚反对派的坐视不理，才让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得以壮大。

而据英国媒体报道，在特朗普的顾问团队中，在台湾问题上以对华强硬著称的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教授纳瓦罗（Peter Navarro）是其中的重要一员。就在大选前一天，纳瓦罗和另一位特朗普的政策顾问葛瑞（Alexander Gray）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特朗普的亚太政策前景：实力促和平》的文章，称奥巴马的亚洲政策是虚张声势，希拉里的亚太再平衡虚弱的后续举动导致了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咄咄逼人。还有媒体提到，纳瓦罗曾制作过一部名为《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的纪录片，片中有中国飞机轰炸美国的动画片段。

路透社也援引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特朗普国家安全顾问的话称，下一届美国政府将重视美日同盟以制衡中国，同时要求日本在亚洲发挥积极作用。

还有关键人物？

有观点认为，上述关键智囊的主张，会让中国感受到比奥巴马时期更大的战略压力。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有传言称，美国国防政策顾问、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是藏在特朗普团队背后的重要幕僚之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身为兰德公司分析师的白邦瑞曾力主美国与中国建立情报与军事关系，他的建议受到罗纳德?里根、基辛格和施莱辛格等人的公开赞扬，并在卡特和里根总统任内变成美国政府推行的政策。白邦瑞可以说是华府的老面孔，里根时期他曾担任国防部助理副部长；1978年至1984年，和1986年至1991年期间担任过四个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的幕僚，负责的工作包括起草每年度的中国军力报告；在老布什总统任内，他担任国防部长办公室的亚洲事务特别助理。

而近几年白邦瑞在国际上的“名声大噪”，源于他对中国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在他2015年出版的《2049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祕密战略》一书中，再也不见“中美合作”之类的话，转而认为“中国从来没有想过与西方和平共处；中国早从毛泽东时代就有一套通盘的战略，计划要在2049年即中共建政一百年之前，取代美国，称霸世界”，称自己经过了三十多年才从一个“被催眠者”变成了“觉醒者”，当年的自己“太好骗了”。

这本书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包括很多西方学者也认为白邦瑞的说法并不新鲜，不过是“中国威胁论”的又一个版本而已。但那些将白邦瑞称为“战略忽悠家”的人也都承认，白邦瑞的“忽悠”水平的确很高。曾有观察者指出，白邦瑞不是为出书而出书，而是要从最大程度上影响美国今后如何与中国交往的辩论甚至美国对华政策。与前文中提到的博尔顿、弗林、纳瓦罗不同，白邦瑞是中国问题专家，如果他确实是特朗普团队中的一员，会在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上具有很大的发言权，这对于中国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好事。

当然，有关白邦瑞的传闻目前还无法被证实，但应该看到的是，白邦瑞与博尔顿、弗林等人都曾有过“仕途”上的交集，即便传言最终被证伪，它的出现本身也足够说明问题——特朗普团队中显著的“鹰派”倾向让中美关系的未来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是蒙上一层阴影。

曾有大陆学者表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中国领导人与外交部以怎样的姿态和方式“去影响特朗普对中国的感知、对中国政治的认识”。现在看来，中国方面需要做的不光是“educate”特朗普本人，如何与特朗普那个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对立”看的更重的团队打交道、并做出对中国有利的影响，可能是更为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