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录：中共崎岖的政改之路（上）

中共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几经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但由于种种原因政改并未持续推行下去。中共这条崎岖的政改之路是如何开启又是为何被阻断呢？

双峰政治的形成

文革后，“两个凡是”仍然束缚着中共的思想，中国急需一场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首次发表于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上。次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全文发表于头版。此文引发全社会的大讨论。

这场大讨论给予了人们思考的平台，中共党内以邓小平、陈云为首反对“两个凡是”的一派重新占领思想和理论的制高点。在当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他们批判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将中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华国锋作为“英明领袖”的光辉形象已经越来越暗淡，以华为首的被称为“毛派”的力量也在逐步退却。

之后斗争的双方变为邓小平与陈云。按照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的描述，此时中共存在着“双峰政治”，即内部有两个权力山峰。虽然事实上邓小平略高一筹，但并未有压倒性的权势。两人其实在很多重要问题上是基本一致的，只是由于两人性格和经历的不同，有着“谨慎与积极”的差异。事后来看，正是因为两者的相互制约，中共的政改之路虽然相对稳健，但显得缓慢。

四项基本原则和三个有利于

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改革如火如荼展开，在政治领域也试图找到突破口。但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触及中共的根本利益，直接威胁中共执政地位，这就是2013年去世的中共元老于光远的称政改是“与虎谋皮”的原因。为此，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的在中国不允许争论的四个议题：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是有名的“四项基本原则”，也是政改最后的紧箍咒。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打算推动政改，发表了著名的“818讲话”。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邓小平代表中共政治局常委作了《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权力过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需要尤其注意的是，他在讲话中还提及了不同于人们熟知的一版“三个有利于”。他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有人认为邓小平的这次讲话是他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达到的最高峰，后来再也没有超越过这个高度。所以在当时，体制内外的改革派对邓小平的“818讲话”表示热烈欢迎，认为中国政治的春天来了。中共的政改正式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只是此时，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波兰发生工人大罢工，并于当年9月17日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工会——团结工会。邓小平等人担心受波兰事件影响，国内局势震荡，于是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中，邓小平作了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再次强调紧箍咒——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对于党内外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反对党的领导的倾向，必须进行批评教育以至必要的斗争”。对“818讲话”，他重新作了注解：“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先要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没有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以前，一切非试点的基层单位，一律实行原来的制度。”

另外，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中提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资产阶级自由化概念被正式提出，它成为陈云、邓力群等左派打击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最常使用的武器。

至此，政改放缓了步伐。第一次政改高潮结束。

政改的真假

由于政改的迅速结束，有人因此怀疑邓小平政改是虚假和不切实际的。胡耀邦的智囊吴江在其著作《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中表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在理论上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缺乏实际操作性，因此付诸实行则很难。

不过赵紫阳在其回忆录《改革历程》中说：“总的我认为，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紧箍咒也是邓小平真实的想法，所以赵紫阳认为：“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的确政治体制改革内涵非常丰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也曾表示过类似看法，认为“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很广泛，而且是多层次的。我们确实一直在进行着改革，如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等，都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在这些方面的改革确实一直在进行着。”

王贵秀虽然认为政改一直在继续，但他肯定“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说法。他认为：“那是指我们的改革迄今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邓小平所指出的原有政治体制的‘总病根’；政治体制改革比起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战’来显然是滞后了。”

“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这是中国著名改革史研究者雪珥用此形容晚清政府的改革困局，而这句话也被西方世界普遍认为是中共目前面临的困境。事实上在任何国家，政改都会困难重重。同样，中共崎岖的政改还在路上。